论余华笔下的父亲形象变迁

内容摘要:人对于自身的理解,一直在以人性论为支点发生偏移和转动。而亲缘关系被认为是人性中最为稳固的坐标。因此,父亲的形象就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人性指示作用。父亲不仅仅是一个家族身份,还因为内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结构里,所以父亲一直代表着权力和威严。与之相对的,则是被压抑和忽视的子一辈。由此等级关系引申出来的顺从也好,反抗也罢,通常在思想更新的时代里“父亲”会被认为是阻碍社会进步和人性解放的负面形象。但是,随着对于人伦的认识加深,父亲的形象也不再是固执的权威或无赖的流氓,他们终于从恶的废墟中爬出来,回到了真实而平稳的秩序中。

关键词:父亲;丑恶;人性;平凡


从古希腊起,父子关系就是一组水火不容的矛盾,甚至子一代常常挥刀向父,以示颠覆旧的秩序、埋葬旧的时代,或者离家出走,自主地寻访精神的原乡。比如克罗诺斯阉割了父神乌拉诺斯之后,宙斯也推翻了自己的父亲克罗诺斯,接管诸神重建神系。在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阐释里,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无意之失,也正应证了他内心长久以来对于父亲的不服膺和弑父冲动。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父亲是稳固的乡党秩序,乃至王权秩序中的第一个环节,哪吒剔骨还父、剜肉还母的情节,是对于“亲恩大过天”的最有力反证。在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白嘉轩不仅在白家,还在整个白鹿原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革命和战火烧来之后,他的儿子孝文和小长工黑娃,都以不同的手段推翻了他的绝对统治。二十世纪大变革的降临,不仅打碎了君权,也让父亲的被揶揄、嘲讽和推翻,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必然注脚。实际上,无论是天一样神圣的父亲,还是无赖鼠辈一般的父亲,都是人性认识之路上历史性的折射。

一、父亲变形记

余华似乎从来都没有忘记要在自己的文学里,刻画至少一个父亲。

最早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少年的茫然四顾,还看到了父亲形象的巨大变异。他脸上的表情捉摸不透,冷静却温和,既不严厉也不慈爱,仿佛是一个陌生人。“临行密密缝,游子身上衣”的亲情呵护被父亲的冷漠替代,就这样,少年在懵懂中踏入了那个波诡云谲的成人世界。《现实一种》中两个幼儿的悲惨际遇,直指父辈不可推脱的责任。在山峰知道儿子惨死后,心里充斥更多的不是哀痛,而是仇恨,并且挥刀向更弱者,亲自扼杀了侄子皮皮。最终恶果就是,两个本应血浓于水的家庭陷入了无理性的报复,竟然演绎了一幅施虐的末世景象。《在细雨中呼喊》里的父亲孙广才更是一个惊世骇俗的魔鬼,他的残忍和愚蠢,搅得家里鸡飞狗跳,上梁不正下梁歪,甚至造成一出出兄弟相互揭发陷害的闹剧。而具有意味的是,他对于父亲的吝啬和不孝,正是儿子日后对他自己的态度,这种循环上演的命运直指亲缘的不可信任与虚伪性质。而作者的全部同情都在那个无辜降生到孙家的儿子“我”身上,在鞭笞父亲之丑恶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子一辈,并不伴随着原罪,而是家族秩序的最大受害者,他是恶之花结下的种子,凄惨地飘落在风中。

然而,福贵这个人物出现了。在《活着》中,福贵曾经是一个地主家的浪荡子,而他后来的一生,几乎都在为年轻时的荒唐还债。被国民党军队抓当壮丁后,因为思念着一对儿女,他在尸野上艰难支撑,并在获救后归心似箭地返回了老家。经过此一艰辛过程,福贵开始正视自己人生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对儿女拯救了曾经无可救药的自己。困难时期,为了生计,减去家里一张吃粮的嘴,福贵夫妇将大女儿凤霞送人。凤霞跑回家后,看着她那满是泪痕的脸,福贵的心被狠狠地触动了,“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身为人父的责任被这样体现了出来,他疼爱子女,尽力维护家庭的完整。

如果说,福贵是一个努力的合格父亲,许三观则是一个闪着光的人物,他憨厚实在、幽默坚韧。许三观对三个儿子的爱常常战胜他自己内心的卑琐和懦弱。有时甚至超越人的动物性本能,因为一乐并非他的亲儿子,但是他为了一乐,义无反顾地多次卖血。在困苦条件下,为了让孩子们能舒缓饥饿的折磨,许三观在床上用口述的方式,为每个人都“炒”了一道菜,有文火红烧肉、清炖鲫鱼……最后,为自己的生日而做的爆炒猪肝,又在想象中被分给了所有的家人。

父亲的形象此刻变得饱满而感人起来。这似乎又回到了朱自清父亲的那个经典的背影,失业的父亲,把站台上匆忙买得的橘子悉数给了儿子,自己一个不留。他蹒跚着,但是温暖坚定,在世俗的艰难中,即便他并没有能力提供富贵和安稳,也是子女们的全部心灵依靠。

二、健全人性的复归

《活着》这篇小说,其实有两种视角,也就形成了两个福贵的形象。在福贵自己的叙述中,他多灾多难,并且永远对自己的家人怀有愧疚,比如家珍的软骨病,还有儿子有庆因为疼惜鞋,而在大雪天里光脚奔跑的身影,都成了他永远的痛。而他对着老黄牛富贵的自说话,也飘渺着悲怆的节奏和韵味。但是在采风者视角中,福贵的命运虽然悲戚,却并非一片苍白惨淡。因为讲着福贵的故事的福贵,仿佛置身事外,不忘记在困顿中开别人的玩笑,颇有对苦难桀骜不驯的意思。这也说明,他已经平静地接受了命运对他的所有判决和刑罚。“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他头脑清楚,坚决而稳妥地活着,因此并不是权威的怪兽,也不是被打倒的奴隶。也就是说,福贵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人性”曾经是一个神话一般的存在。因为,当面对与生俱来的压迫,只有人正常的情感和生活的诉求,才能为推翻这个秩序提供合理性。在中华几千年的文明中,周厉王杀人止谤时,道路以目就是人以眉目进行自己的情绪传达,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几乎是最早的呐喊——没有谁应该生来就比别人更高贵,也不应该凭恃血缘就对他人施以欺凌。而在西方,近乎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后,人性在短暂的号召下,就迎来了井喷一样的大解放。对于自由权利、天赋人权的诉说,早就把权威的影子碾得无处遁形。在这一时期,也许遭受嘲讽和鞭打最狠的,就是每一个家庭里的“父亲”,每一个社会里的“君王”。但在漫长的启蒙历程中,若把人的欲求无限度放大,也就会造成对对立面的无限度歪曲。或者反过来说,为了赢得自己想要覆盖的权利,而把对手刻画成十恶不赦的形象。这实际上,还是将人性这个较为恒定的事物,描述成了另一番模样,失去了他的本真。人性的恶,在不同的社会里都有过长时间的论证,至今,也没有人能够论证出一个完美的公式,去解决和说明这个问题。“恶”常常是抽象的,“丑”却时时伴我们左右。在平淡的日子里,丑往往落实为了人性的猥琐和软弱——这样的人,当然很难顺利趟过刀山火海、糖衣炮弹、泰山压顶、骄奢淫逸的考验,但实际上,人性恰恰存在于最平凡的生活中,要战胜每一个日常的波折和无奈,恰恰依靠的就是对亲人的信任,对善意的感恩,和对自己的宽容。这就是为什么,燃灯道人赐李靖的那座舍利子如意黄金宝塔,仅仅起到一个象征的作用,它是小硬汉哪吒顺势下的台阶而已。最终,还是他对于养育之恩的感念和解了这段父子情,让他不再执念于父亲曾经“将翠屏山泥身打碎”的伤害。

我们常听说,“文学就是人学”,文学是去了解人是什么,而不是一个人性阴暗的放大镜,更不是人性幽微的显微镜。当然,它也不是一架屏风,去以高尚和慈孝之名否定人的平凡需求。当余华创造出孙广才这样的恶父之时,他也许是指出了一处我们平时难以看到的可怕角落,但是对于龌龊的肆无忌惮的描绘,也将人性过度扁平化、丑角化,磨灭了人们一心向往善良与平和的希望。余华在写《活着》的时候,也说过,他要告别过去那些“虚伪的形式”,重新去面对人的崇高性。不过,余华真的写出了顶天立地的父亲了吗?也并没有,他只是在平凡中找伟大,在苟且偷生的命运中找小小星光,找那些西西弗斯。他们的脸上曾挂着狼狈,但下一秒又迈开了前行的步子。

三、结语

如果说文学不可回避丑陋,那么余华所塑造的恶父,以及通过故事对他们无休止的展览和审讯,都是一种合理的存在,甚至也是文学必须的任务,毕竟,谁会满意于一个空洞的姿势和一张僵硬的面孔呢。文学,用鲁迅的话说,是要不断质问人心,“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在厌倦了审恶的立场之后,余华又发现了人性中的另一面。他用福贵和许三观这两个父亲形象,为我们展现了普通人生存的意义和生命的庄重。他们是可敬的父亲,也是无能的父亲,但是绝对值得子女的体谅。他们一次次被苦难打倒,但是又一次次衣衫褴褛地爬起来。而我们也要试着原谅过去那些恶的影子,不再与人性较劲,平静地接受人的软肋,同时也重新走向真实的温情和善良。


参考文献

[1].余华.余华作品[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2].吴佳燕.余华:审视、忍受及其绝望书写[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34-37.

[3].林静声.论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父亲的形象[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42-47.


本文来源:安俐洁,《文学教育(上)》,2018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