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苦难的先锋精神 ——论余华小说的身体叙事

内容提要:余华小说的苦难描写,在同时代作家中一直别具一格,成为其叙述的凭借点和先锋品质的防守高地。这种品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身体治疗与身体伤害的关联性思考、悲剧的“仪式感”、对鲁迅传统的精神继承。通过对其身体叙事的探究,可以对余华小说中的先锋精神进行深入的解读,也可对为人津津乐道的“暴力美学”进行新的探索和解析。

关键词:苦难身体叙事先锋精神暴力美学

DOI:10.14094/j.cnki.cn37-1482/i.2019.01.019


一、身体叙事与美学取向

余华丝毫不避讳自己暴力叙述的欲望:“我对叙述中暴力的迷恋,现在回想起来和我童年的经历有关……当时我们家的对面就是医院的太平间,我可以说是在哭声中成长起来的,我差不多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哭声。”①他敏感地感受到了历史在这个空间中的呐喊,这与其说是一个救赎地,毋宁说是一个苦难场域。在此地,余华可以听见最终极的欲求和挣扎。

叔本华也说:“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变成他不可忍受的重负。”②在余华小说的身体叙事中,他着重描写了人的欲求和挣扎的关系,并且洞悉了这一切所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余华也特别喜欢在疾病治疗的过程中将历史暴力进行肢解。

小说《现实一种》,是能够最直观地体现余华对历史暴力的肢解的。小说中的复仇进行到后期,已经有了一定的“游戏”意味。山岗把山峰吊在树上让其笑死的时候,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仇恨成为了对抗无聊与空虚的游戏,成为一种验证自身存在价值的机械行为。然而需要思考的是,这种仇恨意识的来源在哪里?宽恕的可能性是被何种成分所压抑的?仇恨为何看似永无止境?

山峰的妻子明白,暴力存在于人的私欲之中。她知道,当医生得知她要捐献山岗的身体时肯定是会“兴高采烈的”,没有人关心她是否真是山岗的妻子。

山岗的死亡并没有带来复仇心态的终结。山峰的妻子依然想要山岗的尸体受到“刑罚”。于是,余华就制造出了一个身体叙事的空间。这个空间是这样的:“在这间即将拆除的房屋中央,一只一千瓦的电灯悬挂着。此刻灯亮着,光芒辉煌四射。电灯下面是两张乒乓桌,已经破旧。乒乓桌下面是泥地。”

在这个身体叙事的过程之中,前来“瓜分”山岗身体的医生们,以及那些分割器官时颇有“临床”之感的描述,使余华小说的身体叙事更加冷静而沉着,而暴力却也因为这种冷静之感显得更加残酷,对人性的探问也就更加深入。余华在这里的叙事有一种幽冷的感觉,人的身体在这里成为了一种有价值的商品,被人攫取和掠夺。

山岗本因兄弟之间的丧子纠纷而陷入了复仇的循环,最终却丧生于因为弟妹的复仇、警察的渎职和医生的贪念而导致的三重暴力之下,余华其实是在利用这一个空间,对这一切进行肢解和暴露。

在这种意义上,余华的身体叙事,其实就具有了“异托邦”的性质。正如福柯所言:“异托邦有权利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④余华小说的苦难场域正是在一个异托邦之中反映着社会的暴力。通过这个“异托邦”,余华多次完成并继续进行着他对权力场域的解构和展露。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血站依旧有着苦难场域的意味,主人公身体所承受的苦难在这里依旧成为了叙事的支撑点。小说前期,许三观在血站中经历了“尿肚子”之痛苦;后期为了救子而一路卖血,中途经历的一系列血站和医院,都让其经历了“自我控干”的煎熬。在这一系列本该有医生出现的场域之中,真正的医生却是始终缺席的。这部小说中的苦难场域,依旧是在社会的权力关系之隐形作用下形成的,底层的人物在这里所承受的,永远是一种黑色幽默式的苦难,并且这种承受并不能给自己带来救赎。

《古典爱情》借身体叙事营造苦难场域,从而击碎古典传奇爱情中才子佳人的模式。这种模式其实本质上是一种乌托邦。古典传奇中女子虽然对爱情采取了较为主动和大胆的态度,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较为优厚的物质条件和作家以男性为中心的想象之中。余华在这里给这种爱情模式加了一个疑问——那就是一旦失去了豪门相府,金榜题名的物质支撑之后,这样的爱情会有多么的荒诞。当三年后柳生再度进京赶考的时候,到处都已是一片荒凉,小姐也已沦为“菜人”供人食用,当柳生发现她时,她已失去了一条腿。柳生为了结束她的痛苦,只有一刀将她刺死。在这里,小说对于身体的描写是极其细微的,让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惊,也达成了对爱情乌托邦的击碎效果。他用自己的怀疑精神来洞悉了封建社会下才子佳人爱情模式的不可能性,苦难场域的营造和暴力美学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说服力。苦难场域在此处的功能,依旧是在帮助我们肢解历史暴力。这种悲剧事件,也是因为伦理、

生计、看客等问题而累积起的,余华真正目的是通过类刑场来再现这些“软暴力”。

以上三部小说,只是余华小说的苦难场域的一些表征,他们都具有身体叙事的作用在其中,有着洞悉历史暴力的功能。它们的指向性是本就是多元化的,且组合着历史暴力的碎片,而如果将它们联系起来看,则更能看到被遮蔽的各个角落。

二、身体叙事与悲剧的仪式感

余华对于暴力书写的痴迷是毋庸置疑的,他正是通过暴力的书写来支撑自己背负的苦难意识。“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七年的‘新潮小说’对苦难的反思已经由批判民族劣根性的层次深入到了正视‘人性恶’主题……余华就这样告别了诗意,走进了艺术与人生的地狱。他在描绘冷酷人生的文学事业中显示了自己的个性。”

当然,与其说先锋作家强调的是“苦难意识”,不如更进一步,探讨其“苦难意识”书写背后的怀疑精神,强调其对历史上的崇高感进行祛魅的企图。然而,祛魅崇高感之后,先锋作家又发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悲剧,它们甚至比传统意义上的悲剧更加幽冷而绝望,因为传统悲剧最起码知道自己试图维护或重建怎样的伦理。而对于余华来说,这种十分确定的伦理观是不存在的,因此他的文学世界是冷静的分析,而不是狂热的崇拜。

“毕加索有一句话,他说艺术家应当让人们懂得虚伪中的真实。我觉得他那个‘虚伪’用的太好了,不受生活的限制,非常自由地去把握那么一种真实。”⑥可以说,余华对暴力和苦难的痴迷,是对怀疑精神的一种坚持。因此余华不满足于仅仅叙述苦难形成和发生的逻辑,他更要借助于身体书写,去冷酷地展示苦难的承受者所遭遇的一切。在这种程度上而言,与其说余华的叙述中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暴力美学”,不如说他在肢解苦难的时候用的是类似于医生的“冷静视角”,刑罚或死亡在这里已经更具有了仪式的(无论是美学上还是叙事学上)意味,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最鲜明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是短篇小说《死亡叙述》。《死亡叙述》故事的主线是“我”撞人之后寻求医院无果,后被疑似女孩的家人复仇至死。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者进行了插叙,叙述了“我”前一次的撞人侥幸未受惩罚的经历,以及“我”有了儿子之后平静的生活。这其实是一种积累。他在促使读者对于第一次应受的惩罚进行期待,同时促使观众期待第二次“闯祸”的结果 / 审判。因此,第二次闯祸的后续处理,已经有了相当浓重的“仪式感”的意味。余华深知对“我”的刑罚在叙事学角度上来说是多么的关键,因此在疑似女孩亲人的人对他进行惩罚之时,他采用了一种“临床”视角,详细地肢解了这一次悲剧的高潮。

“那过程十分简单,镰刀像是砍穿一张纸一样砍穿了我的皮肤,然后就砍断了我的盲肠……镰刀拔出去时不仅又划断了我的直肠,而且还在我腹部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于是里面的肠子一涌而出……两个铁刺分别砍断了肺动脉和主动脉,动脉里的血‘哗’地一片涌了出来……而两旁的铁刺则插入了左右两叶肺中。左侧的铁刺穿过肺后又插入了心脏。”⑦可以说,在这种精确到肺动脉、主动脉、两页肺的“医学”叙事之中,余华用极度平缓、冷静的态度,完成并成全了这个仪式化的苦难场景。

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难逃劫数》之中,露珠父亲的一小瓶硝酸将东山和露珠的床变成了“类刑场”,直到读者同露珠一起看到东山“那些焦灼的皮肉像是泥土被东山从脸上搓去”。而彩蝶整双眼皮失败后,更是让旁观者想象出了夹杂着解剖学色彩的场域,于是这个揭纱布的仪式却变成了宣告彩蝶悲剧的仪式。彩蝶房间中所发出的五种声响,都被想象成了匕首,这匕首分别插入了她的心脏、肺、胃或者肾、肝脏、子宫。在解剖学色彩和命运“劫数”的交相辉映中,彩蝶迎来了悲剧的宣告。余华无疑是在从解剖学的角度在宣判她心灵上的某种死亡,从而完成其悲剧的“仪式感”。

当然,以上是直接的肉体损伤,值得一提的还有余华的另一个短篇小说《蹦蹦跳跳的游戏》,这篇小说的惩罚有肉体的,比如林德顺的残疾与瘫痪,医院门口所遇见的小男孩的死亡等。但这都是从侧面描写的。小说通过小男孩死亡前父母陪伴他的一次愉悦的游戏来挑战观众内心柔软的部分。其实这个医院门口发生的事件,具有着三重冲击。第一重是对瘫痪者林德顺与小男孩的,他们的病痛与悲哀毫无理由,只能承受;第二重是对林德顺自己的,他遭遇了一次因温情而上演的游戏,却是在他这个瘸子面前上演的“蹦蹦跳跳”,这于他而言是一种精神的折磨;第三重则是对于读者而言的,当林德顺最后瘫痪在楼梯中间时,读者惊讶地发现,原来先前沉浸在温情中无法自拔的时候,这里还有一个无声的受难者(林德顺以残疾的身份观看蹦蹦跳跳的游戏)。医院在这里“仪式感”的象征意义十分明显,似乎在叙事功能上,就只是为了小男孩的死亡而存在,它唯一的功能是宣告生死,而并没有发挥任何疗效。它更多地象征着一种残酷,一个死亡仪式的黑暗闸门,悬挂着可以勒断精神屏障的吊索。

当然,“残酷描写本身不是余华小说的目的,它是一种历史的提纯,一种总结方式……残暴行为是历史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历史是残暴行为的重复。历史在余华的小说中成为首先需要被颠覆的对象。”

总之,苦难场域在余华的小说中是其布置的一个个悲剧舞台,这其中上演着历史、个人的暴力。余华将悲剧进行了仪式化的集中处理,而悲剧的动力都被隐藏于平淡冷静却又鲜血淋漓的叙事之中。这正应了鲁迅的那句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这种意义上,余华拥有一个哲人的痛苦,但他正是要继承鲁迅的精神,用一种壮士断腕的决心,将人们不敢去挑动的那根神经线,硬生生地挑拨出来。无疑,他自己必先深受其痛。

三、对鲁迅传统的精神继承

余华曾表示过他对鲁迅的态度:“我认为我读鲁迅读得太晚了……但是他仍然会对我今后的生活、阅读和写作产生影响,我觉得他时刻都会在情感上和思想上支持我。……一方面鲁迅在叙述的时候从来不会放过那些关键之处,也就是说对细部的敏感。这时候你会感到某一个细部突然从整个叙述里明亮了起来,然后是照亮了全部的叙述。”

毫无疑问的是,“绝望”已经是鲁迅思想中的一个主题意识。也正是因为鲁迅敢于书写自身的绝望,所以他的思想一直具有现当代作家难以逾越的锐利与深度。其实,鲁迅简洁而冷静的笔调,所蕴藏的是一种正视绝望的勇气和决心。

鲁迅的作品中虽然没有太多的身体叙事,却也有着不少医患关系在内。并且这种医患关系往往是不可靠的、值得怀疑的。比如说《药》中被血馒头贻误至死的孩子、《明天》里被庸医诊死的宝儿、《孤独者》中魏连殳临死前吐血却“似乎没有看医生”。⑩《弟兄》中张靖甫的病症从西医说的“猩红热”到中医说的“红斑痧”,再到普大夫最后所说的“疹子”,鲁迅最后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种种的“医患关系”表明一个问题,即鲁迅对于他那个年代的医生并不信任。原因肯定有一部分来源于他的童年经验,即众所周知的其童年为父求药的经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鲁迅对于医患关系的书写,其实是对社会权力场域表达其绝望的一个窗口。

毕竟,生活中的一切人,都迟早要变成“医患关系”中的“患者”。由于医学的专门性,绝大部分人都根本无力独自度过这种种的考验。因此医患关系中的“医”,其实就已经成为“患者”身体的最终信仰,而患者的身体又是承载一切精神与魂灵的凭依。因此“医者”公信力的崩塌,其实就是对社会关系绝望的一个终极表达。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笔下的患者,基本都是带病进入作者的视野的。上述四部小说皆是如此。余华的小说则大不然,无论其长篇还是短篇小说,苦难的承受者都不仅仅是因为简单的病痛或者犯罪进入受难的空间。他往往要提前设计好很大的推力,将“患者”和受刑者推向命运的深渊。

比如《活着》,战争导致了福贵的出走;给春生的女人捐血导致了福贵之子有庆的丧生;凤霞在有庆丧生的同一家医院难产而死。这种恐怖的暴力植根在那里?或许正是根植于人本身的承受力之上。

《阑尾》讲述的是一个外科医生因曾经对两个儿子讲述过某英国大夫在岛上给自己做阑尾手术,导致儿子们幻想自己的父亲也能给自己做阑尾手术,并且为了观赏这一“奇观”,故意不为患病的父亲请医生,导致其阑尾穿孔。在这里,苦难的产生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和随机性,而人在这种情况下所作的只有承受这种不幸。父亲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阑尾穿孔、化脓,导致腹膜炎。

这或许印证了余华对人类的一个总结:“但丁告诉我们:人是承受不幸的方柱体。在这个世界上们还有什么物体能够比方柱体更加稳定可靠?”

因此,与鲁迅小说中“绝望”的先行相比,余华在其小说中经常花功夫去营造一种因果关系。他喜欢找一个试验台,去观察人在这种境地之中的反应。鲁迅小说人物的“带病登场”,更多的是营造一种书写绝望的气氛,且用陈述句来带过。无论是《药》《明天》《孤独者》还是《弟兄》中,鲁迅都没有去描写受难者本身在承受怎样的痛苦,也没有去描写他们对这种痛苦的反应。而余华却要睁大眼睛,甚至采用医学的、临床的视角来观察这一切,并要逼出人的反应来,这即是他身体叙事的主要功用之一。他的小说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空间,来观察这一切。比如《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最终被逼到一路卖血到上海,《活着》中福贵一家从家庭的破败到儿女相继意外地丧生,再比如《古典爱情》中因饥荒将古典爱情中的理想女主人公变成“菜人”……

所以说,余华的小说开始营造一种身体叙事的空间。我认为,这种空间有如下两方面的意义。第一,这是余华意识到了,面临并正视这种苦难需要莫大的勇气,它体现了余华对人生的安定性的一种怀疑。第二,余华小说的身体叙事,给其小说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冲击力。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语言虽然冷静,但却上演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鲜血奇观。

谈到“绝望”、“苦难”这样的关键词,恐怕不能不首先想到鲁迅在《呐喊·自序》里面那一段深刻的对白。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认识到,希望之存在不在于立即实现,而在于其是一个值得“求索”并无限接近的理想,只是他并没有将希望与和解混淆。《在酒楼上》描写了吕纬甫的生之绝望,然而鲁迅虽不致被绝望打倒,但也没有明确地表达,只是在结尾意象化地说:“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这篇小说的结尾,我认为可以看做鲁迅的小说对于“希望”这个概念的审慎态度,他不希望去过分地表达。

而余华“从对残酷本性的挖掘到对宿命的探究,他所揭示的死亡意蕴既不同于鲁迅的‘忧愤深广’,也不同于西方世纪末文学的狂热与绝望,而是充溢了东方智慧式的静穆内省。”余华小说中的身体叙事,是对苦难的一种正视。或者正如闻一多先生的《死水》所说的一样:“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 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余华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甚至对文学中那些美好的“乌托邦”的怀疑,击碎那些不可靠却又吸引大众的梦想。

“任何新的发现都是从对旧事物的怀疑开始的。人类的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秩序,我们置身其中是否感到安全?对安全的责问是怀疑的开始……秩序总是要遭受混乱的捉弄。”怀疑精神,无论相于鲁迅还是余华,都是一个出发点。余华的身体叙事与直面苦难的结合可看成一种开拓。两者都把认清绝望、正视绝望看成了是希望的开端。因为总是在“铁屋子”里沉睡与自我麻醉,是绝看不见希望的。

在此,我们可以说先锋精神对于余华来说,正在于对苦难的正视。在此,通过分析余华小说中一个独特身体叙事场域,梳理出其小说中真正的“先锋精神”,我希望能够还原余华作品中那些真正可贵的时空。最后,昌耀的《僧人》的一句十分适合作为本文的结尾:“你对自己说:不要难过,从阿谀者听到的 /仅是死亡,而从悲歌听到生的兆头……”


注释:

①⑥吴义勤 :《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8 页,第 4 页,第 22 页,第 7 页。

[] 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 427 页。

③余华:《现实一种》,作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8 页。

[] 福柯:《另类空间》,王喆法译,《世界哲学》,2006 年第 6 期。

⑤樊星:《——论(1984——1988)》,《当代作家评论》,1989 年第 2 期。

⑦余华:《世事如烟》,作家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 页。

⑧赵毅衡:《非语义化的凯旋——细读余华》,《当代作家评论》,1991  2 期。

⑨於可训:《小说家档案》,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4-175 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8 页,第 34 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1 页。

郭运恒:《向死而生——也论鲁迅、余华小说中的“死亡”意蕴》,《河南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 期。

闻一多:《死水》,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6-147 页。

昌耀 :《中国当代名诗人选集 . 昌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00 页。

( 作者简介 : 尹林,山东大学文学院)


本文来源:《百家评论》,2019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