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之战:残疾、伤疤与战争的反英雄叙事[1]——以余华《一个地主的死》为例

在近来的学术研究中,英雄模式的国家历史叙事的重要意义以及抗日战争在此中的关键地位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多门分支学科。邓腾克(KirkA. Denton)在研究中国博物馆中的战争表现时注意到:“1949 年后,在试图建立强大统一国家想象时,政治宣传和党史学强调了战争的史诗性胜利。”[1]这导致对革命叙事的描绘强调阶级斗争、英雄主义以及与之伴随着的牺牲者。邓腾克借用詹姆斯·爱德华·扬(James Edward Young)的著作来证明“国家记忆”如何“与个人记忆汇合”,他总结道:“纪念物与纪念碑被国家用来‘创造共同的回忆,就像一个统一城邦的地基’,博物馆显然可以被归入此列。”[2]以前的博物馆展览中,战争在革命叙事中起着重要作用,战争中的英雄描绘占据了显要地位。

文物作为国家历史记忆的建构者和反映者的重要性也体现在艺术史家巫鸿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解读中。巫鸿认为,此纪念碑或许是中共建造的最重要的历史纪念碑。回应着安德森的新的民族国家从现在回溯过去来建构民族历史的理论,巫鸿认为,纪念碑在历史重构中起到“回顾”或“闪回”的功能。[3]受到纪念碑正面刻有纪念碑名,背面刻有由毛泽东起草的碑文的启迪,巫鸿指出,对纪念碑上抓住了过去中国革命关键时刻的历史画面,应以闪回的方式进行观看,从国共内战开始,再到抗日战争等,最终回到描绘鸦片战争的画面。如此,在象征意义上,将抗日战争接纳入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中,直至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以英雄模式重写历史的观点在中国电影和小说的研究领域中可以找到支持。电影研究者张英进宣称,在他定义的“社会主义电影”时期(19491978),“中国共产党诉诸电影作为重写现代中国历史的一种目的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员领导中国人民南征北战。”[4]至于同一时期的小说,王德威认为,试图“建立自己的历史话语,这一话语审视新的人民共和国的发生方式及其将带领人民走向何方”[5]。因此,以前的文学与电影协助建立了一部抗日战争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历史。抗日战争成为小说和电影等相关领域著作中突出的背景设置。何谷理(Robert Hegel)认为,战争环境为英雄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便利:“大多数战争文学聚焦个体英雄人物无私的英勇事迹,他们是战时困难时期最适合的人物模范,也是作者最容易创作的对象。战争时期,行为通常理想化。”[7]周星注意到,对共产党军队在战争时期与敌人的斗争进行细致描述是“十七年”电影创作中最常见的主题:这一类影片人物命运的故事常常是大同小异的,即从自发反抗到被引导进步而成长壮大。”[8]尹鸿和凌燕认为,由于描绘的历史冲突结果必然是(中共)胜利,因此剧中人物总会实现他们的目的,目标和理想,这使得这些影片具有一种统一的乐观调子,最终的结果是创作出雷同的典型英雄人物和夸张的反面派[9]。那时期的电影展现的是“充满智慧的老农民,年轻的革命追随者,被描绘成勇敢的哺育者或在某些时刻又变成热心参战员的妇女们”的正面人物形象。而反面人物有“残忍无情的日本士兵,因为近视常常戴着厚重玻璃眼镜的愚蠢的日本军官。”[10]然而,不管正派还是反派,人们甚少发现残疾人或肢体有缺陷的人物角色。

在国家历史语境下对战争的书写倾向于强调整个国家与人民的经验,因此关注的是普遍的经验而非个人体验,这就使得书写聚焦于英雄式的身体强健的人物。安德森将民族高于个人看作是现行历史运作方式的结果。在这种方式中,对战争及其他创伤性事件的叙述更多地关注服务于国家的“没有名字的”死亡事件上。安德森指出,这些激烈的死亡“必须被记忆/遗忘成‘我们自己的’”,创伤由此成为民众共享的一种民族体验。[11]死亡——殉难——在民族建设中才具有重要价值,对遭受磨难做出牺牲但侥幸存活下来的残疾不健全的平民绝不会进行英雄式叙述。在中国,身体折磨遭受的疼痛被获得的胜利喜悦所减轻甚至取代,这种经验成为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人民的文化财产。因此,在文学艺术的描写中,体格健全的人物形象占据突出位置,正如我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部的浮雕上可见,构成画面的是形态各异的统一的、理想化的、体格健全的人物而不是真实历史中的人物或受伤者。

以往的文学作品的创作,聚焦于理想化的士兵和英勇无畏的农民,充斥着身体健全、体格强壮、无往不胜的英雄,而几乎没有提到在战争中很普遍的受伤或残疾的受害者。虽然这些作品中也涉及并偶尔描述战争及酷刑,但它们把大多数的受害者安排成迅速地英勇就义,而不是在遭受酷刑折磨后仍垂死逗留。死亡可以很容易被塑造成为英勇牺牲。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肢体健全的个人身体象征着崭新强大健康的国家的缘故。

在多元化的世界文化语境中,残疾者由于被认为是低劣的而受到歧视与排斥。社会学家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广义上讲,当一个陌生人呈现出某种特征,这种特征使他将自己“区别于原本他可以成为和他人一样的那类人,而成为不那么受欢迎的类型”,他/她“因此被我们的大脑从一个完整的普通的个体归为一个有瑕疵的廉价的个体。这种特征是一种耻辱”[12]。身体残疾作为耻辱的一种具体形式,来自身体健全的健康之人对“不受欢迎的异类”的称呼,并给其注入诸如无能、缺陷、低下或碍事的否定内涵。西米·林顿(Simi Linton)认为,从病理学角度看待身体残疾的倾向导致产生“将人类多样性从常态中区分为异常”这些否定观念。林顿进一步指出,当身体残疾者不被完全忽视时,他们通常被描述成是被动的、无行动能力的、缺乏控制的、受悲伤与痛苦困扰的。由此,身体残疾成为“个体负担与个人悲剧”,而不是处在更大范围的文化经验里的某物[13]。因此,身体残疾者不仅被创意传媒如电影和小说边缘化与排斥,更在历史记录中失去身影。

我认为,以典型性、公共背景以及集体利益为核心是互有紧密关联的,并且这种核心源于对国家高于个人的强调。典型性和渴求理想化的英雄人物来自20世纪50年代文学与电影中流行的对人物塑造的极端化,反过来,人物塑造极端化也来自文学需要服务于新的国家而非个体的号召。因此,由于身残者“不完美”的形体或精神状态意味着他们不能够很好地为建设新国家做出贡献,在“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多数的残疾人物被排除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身体政治加强了这种模式化观念。艾玛·斯通(Emma Stone)认为:“从功能方面讲,身体被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资本,个人人格发展基于个人生产力,身强体壮成为保持与提升该功能(以及加强集体意识) 的一种手段,而非终结。[14]”由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身体政治及其美学原则产生了如莎拉·丹齐(SarahDauncey)命名的“美貌的政治”[15],身残者被排除于视觉艺术再现之外。这也同样适用于同时期的小说创作。一直到后毛泽东时代,人们才以一种批判性的而不是英雄史诗的眼光来看待有关伤疤与残疾的战争事件。

在大陆,自80年代早期,当政府重新展示出原有的创伤,并探索日军对国家造成的创伤与伤害时,战争与伤疤呈现出新的关联。余华的《一个地主的死》聚焦畸形与残疾,创造了一个反英雄人物,以其个人经历解构了英雄者与受害方的民族叙事。余华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不同,他客观冷静地处理暴力、惊吓、丑陋以及现在与过去的中国所遭受的创伤时刻,提供了一种对抗日战争的另类解读。当时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开始质疑国家历史,历史被重新书写,正如王斑(Ban Wang)指出:“以创伤性的术语”来质疑“预先形成的珍贵的历史叙述”。余华在这篇小说中,通过早期的受害者话语,重访并重写抗日战争,重新恢复作为一种创伤事件的民族意识。在他的处理中,余华承认这种伤害正如王斑所言:“创伤的力量存在于迟到的对重大历史事件的重新体验之中。”[16]但是余华更进一步,他批判受害者叙事本身。

余华的短篇小说详细讲述了一个富裕地主的孽子王香火带领丝毫不起怀疑的日本士兵走向死亡的故事。王香火缺乏对长辈的孝心与忠诚,时不时消失几天去逛常去的酒店和娱乐场所,使他父亲极为不满。王香火观察着日军及其对当地居民的粗暴行为。小说记录下了敌军对居民实施的暴行:亵渎尼姑、强奸村妇、凌虐老小。这种暴行在日本士兵决定将王香火用铁丝捆绑起来时达到顶点。余华在细节上描写了日本士兵将铁丝从刺入左手,穿过骨头,经左手手掌穿出,再穿进右手时王香火遭受的痛苦。巨大的疼痛先是使得王香火痛苦地倒地,而后身体似乎燃烧,最终当日本士兵把铁丝拉来拉去时,王香火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身体的痛苦在持续,他的双手暴露在寒风中,被感染,最终化脓。在潮湿寒冷的天气中行走几天后,他的双手开始发臭。余华这样描写道:

他看到了自己凄楚的手掌。缠绕的铁丝似乎粗了很多,上面爬满了白色的脓水。肿胀的手掌犹如猪蹄在酱油里浸泡过久时的模样, 这哪还像是手。王香火轻轻呻吟一声,抬起头尽量远离这股浓烈的腥臭。[17]

这里余华的描写揭露出由于受到的虐待,小说主人公的双手已经变得陌生化甚至非人化。

严重的伤口带来的痛苦与创伤使王香火领悟了。当铁丝穿过双手,小说写道:“疼痛异常明确”,这是王香火意识变化的第一处暗示。当铁丝就位,小说写道:“现在他可以看清一切了”(284 页)。远非仅仅是视觉的恢复,王香火突然意识到了日军的残忍,他们带来的痛苦,以及战争的危险性。在这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身体残疾给予小说主人公对他人受到的磨难产生深广的同情,促使他采取行动。

王香火被迫遭受的苦难使他成为一个对遭受日本士兵欺负的中国受害者具有关心与同情心的观察者。在双手被刺穿与绑缚后不久,王香火看到那两个尼姑还跪在湿泥地里,脸上被日本兵用泥浆涂抹羞辱。在王香火被绑前,他对她们只是抱有看客式的兴趣。而在被绑之后,文本描写了王香火对她们新建立起的同情:“两个尼姑还跪在那里,她们泥浆横流的脸犹如两堵斑驳的墙,只有那四只眼睛是干净的,有依稀的光亮在闪耀,她们正看着他,他也怜悯地看着她们。”(285 页)玩乐性质的漠不关心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王香火对他周围人群的关心。这种关怀一直延伸到他对与日军行路穿过一个村庄时遇到的他家以前的雇工张七的关切。最终,王香火对该地区的农民的生命与健康充满同情,并以实际行动将他们从日军的毁灭中拯救出来。由此,余华将一个传统精英的堕落之子转换成为一位英雄人物,虽然在之后的讨论中,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术语里,王香火实际上是个反英雄形象。

身体的无能激励着王香火的谋划:他并不带领日本军去往他们指定的目的地,而是带领他们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最终进入结冰的湖水中的一座孤岛里。像游击队一样,王香火秘密地联结一路上遇到的农民,告诉他们拆毁通往孤岛的桥梁,从而引导日本兵走向必然的死亡与失败。

由于亲身的经历,王香火比余华塑造的其他小说主人公在情绪上更为复杂,具有更多的怜悯与同情之心,完全不同于以往战争描写中的扁平的英雄人物。王香火在承受着自己遭遇的痛苦的同时,也感受着他周围群众的苦难。例如,当王香火与尼姑双目对视时,他不仅见证了,更记录下了她们遭受的羞辱。在描述有王香火参与的事件时,余华并未采用纯粹的全知视角,而是借以主人公的视角进行讲述,因此加深了故事中这些部分的情感深度,也更细腻地展现出王香火与其他人物所遭受的创伤。与余华创造的大部分缺乏情感与自我意识的人物不同,王香火切实地感受并且理解着发生的事情,正是这鼓舞他将日本军队隔离在孤岛上,从他们的暴行底下解救出村民。

同样地,《一个地主的死》强调王香火个人的观察、经验以及创伤。在所描述的所有暴行中,在人们心中留下最深印记的是王香火受到的惨无人道的身体伤害与最终的死亡。更深一步讲,余华认为读者不可能完全理解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因此他从未解释过王香火的行为动机,这使得这些动机充满着个人隐私性,并不能被简化为更高意义上的政治目的或主人翁叙事。张旭东注意到:“个人创伤是形成历史的潜在内容的温床”,它解构了国家历史叙事并使其被“个人的、日常的或审美化的生活”[18]所取代。因此,王香火的个人经验成为历史的一种形式,一种不能为普遍流行的主人翁叙事收编纳入的形式。

余华对王香火的苦难的详细记述为主流抗日战争文学与电影中的人物类型提供了一种有趣的扭转。耿德华(Edward Gunn)注意到,写于20 世纪30 年代早期,日本军在东北进行军事介入时的抵抗小说中的,“是激进的农民在有效地从事着民族主义事业”[19]。在余华的小说中,我们发现了不同:地主之子成为英雄。安德鲁·琼斯(Andrew Jones)认为,余华的小说对1949年后两类小说加以利用,一类是他称之为“残酷地反地主阶级的现实主义革命起义小说”[20],或是土改小说,另一类是人民大众纪念抵制日军侵略者的小说,这一类小说在战争时期从属于国防小说。后一类小说中的英雄往往来自农民或士兵阶层,都属于阶级划分中的好成分阶级,他们具有的普罗大众意识由共产党骨干成员精心培养而成。小说主要从三个人物的角度描写王香火的计划:王香火本人,王香火的父亲地主王子清,以及他们的仆人孙喜。若这篇小说采用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那孙喜将会被描绘成英雄,他的个人意识将在与日本人和压迫农民的地主的斗争中升起。但是在这里,孙喜不仅没能作为被日军劫掠的觉醒者代表,他还沉迷于混乱的战争带来的放纵之中。在被指派去寻找王香火的过程中,孙喜花了很多时间与当地村民聊天,与妓女鬼混、看邻村人将母猪与公羊配对。他的动机来自地主王子清对他找寻到儿子王香火下落许诺的奖励,因此当他得到消息后,他飞快地跑回家去汇报。当其他村的村民动手拆桥以孤立日本军队时,农民孙喜则选择了飞奔回家领赏。

整体来讲,小说中的农村人员缺乏集体意识和权力感。他们只在王香火详细指示他们应该怎么做后才行动。比这更不如的是,他们似乎缺乏对同伴遭遇苦难的同情,譬如,小说中一个渔民因为没有子嗣,死后未被埋葬,但没有任何一个渔夫同伴或村民帮他收尸。余华小说对战争的处理确实更加逼真地描绘出了糊涂农民的形象。余华的这篇小说里,是地主的儿 子(毛泽东话语中的阶级敌人)成长并成熟为一个英雄人物。安德鲁·琼斯认为,余华创作的是一部“无人似英雄”[21]的作品。唯一可能的英雄候选者是王香火,而考虑到他的阶级背景,王香火也不是真正的英雄。王香火受到的伤残使他感受到对他人的同情,意识到日军强加于人的威胁,从而产生阻止一切的渴望。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王香火谋划出了拆桥策略。但是, 王香火出生于地主世家:他的身体里没有农民的血液,这使他成为一个有疑问的烈士。

在《一个地主的死》中,和抗日战争的英雄叙事一样,余华竭力描写了日本人的野蛮残忍,他们用污泥亵渎尼姑;用刺刀刺死一个村民来预示王香火之死; 强暴老妇并用日本国旗盖住她的脸,这一行为象征着他们对中国的侵略与征服。最残酷的暴行,或许是如前所述的小说主人公被铁丝刺穿双手的过程,余华以恐怖的细节极为细致地描写了日本士兵的冷酷无情。拿铁丝的士兵在他将要把铁丝刺向王香火手掌 时“嘿嘿”的笑声,把铁丝拉来拉去时“一脸的高兴”(284页),将王香火所遭受的疼痛急剧放大。当日本士兵完事后走开加入他的同伴时,王香火把听到的哗啦哗啦的声响当作他们在庆贺。将暴力描写的客观与冷静,是余华创作的特点之一。但是,余华这篇小说的创作与当时的语境相关。当时,遭受日本人欺负的中国受害者叙事越来越流行,而对战争的宏伟叙事越来越少,众多知识分子有理由停下来,重新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余华并不吝啬于描写战争的创伤,这显示出他对受害者叙事的认同。然而余华在处理战斗中被抓的下层日本士兵的人性方面时,平衡了他们的妖魔化与非人性化。如若余华对敌人进行单一化描写,那他对日军的文学处理就与许多抗战小说与电影没什么实质性区别。但是,余华直指日本士兵人性方面的描写,在暴力与非人性中暴露出些许同情。例如,当王香火带领日本士兵进入孤岛时,余华这样描写小说主人公的心理感受:

王香火微低着头,从两队日本兵身旁走过去,那些因为年轻而显得精神抖擞的脸沾满了尘土,连日的奔波并没有使他们无精打采,他们无知的神态使王香火内心涌上一股怜悯。(305 页)

现在,王香火已经完成将日本士兵困在孤山的使命,他开始同情他们。一个年轻的士兵吹起口哨,吹出了“家乡的小调”(306 页),其他士兵开始应声哼唱,使王香火十分感动。在日本士兵意识到他们即将死亡,开始恐慌的时候,王香火的同情之心继续着:“于是那队年轻的日本兵咆哮起来,他们一个个端上了刺刀,他们满身的泥土让王香火突然有些悲哀,他看到的仿佛只是一群孩子而已。”(313 页)尽管王香火被日本士兵折磨并将被杀死,他仍旧看到了真正的他们: 被卷入战争的年轻男人们在异国的土地上战斗着。

安妮·韦德-韦德斯伯格认为,在现代主义中,寓言通过阅读的行为成为现实,而在后现代主义中,寓 言“作为阅读过程中自身固有焦点的一种结果,以寓言冲动为特征。寓言可被定义为对原始文本在其隐喻意义角度的重写,在后现代主义文本中,这种重写, 这种文本的互文性,发生在文学作品内部;可以说,正是这种重写描绘了作品的结构”[22]。在小说《一个地主的死》中,通过作者对受害者和胜利者对抗战的描绘的反复解读,我们找到了这样一种寓言冲动。余华借助故事中的场景、人物和冲突,重新设定了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信条原本属于阶级敌人的英雄角色,并通过对日本士兵给予同情的目光,试探性地对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两极性提出了质疑。

《一个地主的死》的反英雄叙事在许多方面与主流叙事有所不同。首先,从以国家为中心转移到个人,更多地从人的层面描述被战争打乱的个人生活。余华小说中的地主之子,离在英雄和史诗的叙述中展现出的士兵与农民相去甚远。王香火的行动计划源自他个人模糊不清的英雄主义与同情心,“大我”意识已经坍塌,“小我”的建立成为抗日战争小说中身份构建的核心。在王香火的例子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传统精英成员的非战斗人员,面对日军的威胁,比他付出极度痛苦甚至牺牲生命救下的农民们,表现出了更多的同情与英勇。把地主的孽子当成英雄看待违背了突出身体强壮的士兵和勇敢强健的农民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征。在这里,战争展示的是人类的损失,战争机制从国家、英雄和史诗的语境中抽出, 而被看成是纯粹的个人伤亡。残疾与伤疤大大解构了对战争的史诗性叙事和体格强健的描述。《一个地主的死》中,地主之子受残的过程帮助地主之子和读者将敌人施加的折磨“看得更清楚”,赋予了抗日战争新的阐释。《一个地主的死》避开典型的战场背景,对战争的本质和目的投以批判的眼光,强调个人甚于集体。如此,创伤与伤疤解构了战争的史诗性叙事。

  

【注释】

[1]StevenL.Riep,“AWarofWoundsDisabilityDisfigurementand Antiheroic Portrayal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1),2008pp.129-172.

[2]DentonKirk A,“Horror and AtrocityMemory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Chinese Museums,”in Ching Kwan Lee and Guobin Yangeds.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WashingtonDCWilson Center Press2007p.1.

[3]DentonKirk A“,Horror and Atrocity,”p.3.

[4] Wu HungRemaking Beijing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Political Spa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p.24-35.

[5] ZhangYingjinChinese National Cinema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4p.193.

[6]WangDavid Der-Wei,“Reinventing National HistoryCommunist and Anticommunist Fiction of the Mid- Twentieth Century,”in Pang-yuan Chi and David Der-Wei Wangeds.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A Critical Surve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0p.40.

[7]HegelRobert,“Making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in Fiction and DramaFrom the Yanan Forum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n Bonnie McDougalled.Literature and the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209.

[8]周星:《中国电影艺术史》,200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9]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42 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年版。

[10]WardJulian,“Serving the People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Zhang Side and the Revival of Yanan Spirit,” Screening the Past 222007Dec.),URLlast accessed 5/2/ 08):http//www.latrobe.edu.au/screeningthepast/22/zhang-side. html.

[1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20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12] Erving GoffmanStigma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LondonPrentice-Hall.1963p3.

[13] Simi LintonClaiming Disabilit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8p.1125.

[14] StoneEmmaReformingDisabilityinChinaPh.D. dissLeedsUniversity of Leeds1998p.150. 转 引 自DaunceySarah,“ScreeningDisabilityinthePRCThe Politics of Looking Good,”China Information XXI2007

Nov.),pp. 481-506.

[15] DaunceySarah,“Screening Disability in the PRC,” p.481.

[16] WangBan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TraumaMemory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46-147.

[17]余华:《一个地主的死》,见《余华作品集》,294-2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以下所引文本版本相同,只随文注出页码。

[18] ZhangXudong,“NationalTraumaGlobalAllegoryRe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Tian Zhuangzhuangs The Blue Kit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72003Nov.),p.628624.

[19]GunnEdward,“Literature and Art of the War Period,” in James C. Hsiung and Steven I. Levineeds.Chinas Bitter VictoryThe War with Japan 1937- 1945ArmonkNYM. E. Sharpe1992p.237.

[20]JonesAndrew,“Translators Postscript,”in Yu HuaThe Past and the Punishment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p.266.

[21]JonesAndrew“,Translators Postscript,”p.269.

[22] Wedell- WedellsborgAnne,“OneKindofChinese RealityReading Yu Hua,”Chinese Literature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81996a.Dec.),p.142.

本文来源:斯蒂文·里普(Steven Riep)著,潘莉译,《南方文坛》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