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与经典性

我们将本次论坛的主题定位为“命运与寓言”。原来想到过把主题定为“暴力与寓言”,因为余华前期创作确有一点偏重于有些学者、评论家讲的暴力叙事,但是这又不能概括他后面一些影响很大的代表作,尤其是上面说到的长篇小说的主题。他后来的创作从总体上讲,还是对普通人的命运的密切关注,而且所写是人的命运的极端变化,是对人的命运的这种极端变化的把握和极简约的叙事的完美结合,所以最后我们把这一次春讲的主题定为“命运与寓言”,我觉得是比较切合余华的创作实际的。由这个问题,我又想到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提到《阿Q正传》,我们想到的更多的是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和作品里面的一些有趣的故事。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普通的、落后的农民和一场伟大的革命怎么联系在一起,这场伟大的革命最后又是怎么让这个普通的、落后的农民的命运发生逆转,这种极端的命运逆转,在鲁迅笔下,又是如何通过极简约的叙事完成的。他是如何做到对人的命运的极端变化的把握和极简约的叙事的完美结合的。我觉得这是理解《阿Q正传》的思想和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代作家,写人的命运,有很多长篇巨制,但像鲁迅这样,以极简约的叙事写人的命运的极端变化,实为罕见。从这个角度看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像徐福贵这么一个败家子怎么会和一场新旧社会巨大变迁的历史联系起来,像许三观这么一个普通人,怎么会因为卖血牵动世道人心的方方面面,而且这一切,余华都能用极简约的叙事把它表达出来,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就从以极简约的叙事,表现人的命运极端变化这一点来看,余华的这两部作品,接近鲁迅的《阿Q正传》,所以我说这两部作品能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

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我觉得,余华这个人本身,就带有一点经典性。这个经典性是说,在他身上,凝聚了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以来,当代小说,乃至当代文学变化的历史。大家知道,最近30年来中国文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不断地寻求新变。我认为,真正的新变的历史,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先锋小说为标志或者说为起点的,并不一定是始于“伤痕文学”。从“伤痕文学”到先锋小说实验之间,主要是恢复传统的现实主义或者是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这里边有新变的萌芽,但还很难说是新变的开始。真正新变的序幕应该说是先锋小说开启的。余华也是从这时候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他的先锋小说实验成了这期间文学新变的鲜明表征。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他又较早地意识到先锋小说的局限和日渐走入穷途末路,难以为继,所以才萌发了转向意识。他的一系列谈创作的文章,包括我最喜欢读的余华长篇小说的序言里边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应该说这种觉悟是很可贵的,而且用自己的创作实际证明了先锋小说转向以后应该作出的选择,所以他此后的创作就特别为大家所看重,评论家认为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发展趋向。对余华的这个转向,我以前有一个说法,说这一批先锋作家的转向,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先锋小说从绚烂的叙事方式进入到平实的简约叙事,清华教授叫做“做减法”。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在“做减法”。余华最近几年写的作品,《兄弟》《第七天》虽然从表面看来,从简约又复归于灿烂,但这个复归里面却包含有新的意味、新的问题。

我欣赏有个性的作家,更欣赏有个性的批评家。作家没有个性,作品就没有特点,也就没多少人愿看。但批评家没有个性,却可以貌似客观公正,不至于没人理睬。但没有个性的批评家,于读者无益,于创作无用。所以好的批评家应该是有个性的批评家。但有个性的批评家也因其个性,在一起讨论问题,就会有不同意见,又因其个性,有不同意见就难免发生争论,或者叫争吵。

有一个流行的比喻,说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是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大家都这么说,我也这么说过,但我们很少想过这两个轮子是怎么动的,这两个翅膀是怎么飞的,它们是怎么对文学这个身子发生作用的。通常的说法是,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有指导意义,有促进作用,是以这种方式来推动文学这个身子前进的。换一句话,也就是说,是文学批评这个轮子在驱动文学创作这个轮子,是文学批评这只翅膀在带动文学创作这只翅膀,由此产生一种力量来推动文学这个身子前进。这个说法表面看来,似乎很合逻辑,但要让作家接受,恐怕很难。因为它并不符合实际。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用以前的一句老话说,作家用形象思维,批评家用理论思维,批评家认为在理的话,未必符合作家的创作实际,作家未必听得进,就算是作家听进去了,要把批评家的意见贯彻于新的创作实践,却是一件万难之事。所以在中外文学史上,作家对批评家的态度历来就很复杂。喜欢批评家的,以批评家为自己的创作导师,不喜欢批评家的,认为批评家的话都是狗屁胡说。因这这个原因,所以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也很复杂,不是上面的比喻这么简单。如果硬要用上面的比喻,我倒觉得不如回到这个喻体的本原状态。车子运行的本原状态,是两个轮子平行滚动,鸟儿飞行的本原状态,也应该是两只翅膀一起扇动,不存在谁驱动谁,谁带动谁的问题。如果一个对另一个发生影响,那也是因为它们与文学这个共同的身子有关,而不是它们之间直接的施受关系使然。我自己这些年也学着写一些东西,又兼有批评家的身份,也可以说对此深有体会。在这次论坛上,余华对批评家的意见,也有许多回应,有些表示赞同,有些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表示赞同的,也只是肯定批评家的意见有道理,并不表明他以后的创作就照这样做——实际上也做不到。比较多的还是发生在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的讨论与争鸣。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文学生态。批评家是教师爷,那就只能跟教师爷比划,作家既是武林高手,那就得用自家的本事闯荡天下,不必管教师爷的那些套路。方方以前有一句话说,怎么舒服怎么写,但批评家的话却常常让作家不舒服。说来这也是文学的一种辩证法。如果能做到听着不舒服的批评,又能舒服的写作,庶几就到了一种境界。

本文来源:於可训,《小说评论》2017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