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巨大”的事情——评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文学界说余华是先锋作家。先锋不是潮流,而是引领潮流的。显而易见的是,21世纪快过去20年了,网文潮流奔涌,却很难再找到一个在纯文学领域引领的作家群体。现在的潮流是利益,所谓趋之若鹜,哪儿最赚钱,就像鸭子一样成群跑过去。鸭脖子长、脑袋小,方向由眼睛决定,它们跑动时没有思考,只有姿势,连姿态都算不上,只是姿势而已。


近年来,余华出版了三本新书,2013年的《第七天》、2015年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是今年7月出版的。就此而言,余华算是产量很小的,不如那些网文作家,动辄每年十万百万字。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主要是作者近两年各处参加活动的演讲集。仔细阅读,其中一些观念和想法,在余华之前的部分文章里已经出现。现在回过头来看,倒可以有点其他想法了:时代日新月异,变化多端,代步工具已从一小时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了。深入进去看人,人的思想观念可能还停留在那一小时几十公里时的状态。希望速度快,不过是期望变化而已;期望变化,不过是因为生活中太多太多的事,它们在不断重复。我们在用速度与变化来对抗重复,尽管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哪些东西在重复。文学作品,其实有一个要义,就是“重复”。它用文字来提醒我们,很多东西在重复。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书的一个价值就在于这方面。通读下来不难发现,余华没有变化,包括他的语言,他的讲述方式。


本书主要是演讲文章,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关于人和文学的演讲。另有一些东西可以从中得以发现:一个是解释。在这个集子里,余华其实一直在解释。从小说家的角度来讲,写小说得让小说里的人物自己来说话,作者几近于失去话语权,他只是提供文字,让人物把这些说出来。而到了演讲,作者才有机会扳回一城,夺回自己的话语权。此时,听众已知道他是小说家,再讲的话,这个讲述里面本身就包含着解释的意味。那么,余华解释什么?他在这本集子里讲了很多事,朋友的、自己的、各类出版和游历等经历的,等等。其中真正涉及小说的讲解,其实不算多。小说家的演讲,即便是解释,更多的是把小说作为一个固定的对象,讲这个对象与它产生过程中的各种人、事、物的关系。余华所作的解释,其实是拎出来许多关系。他将作品与自己放在了同一个平面来讲述。这是一个小说家的修养和底线。


另外一个,则是关于传统和现实的问题。在这本集子里,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有着思考。


前文提到“文学界说余华是先锋作家”,此说法产生之初余华未必会反对,甚至内心可能是欣然的。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再看这个说法,再看这个观念,特别是在时下的环境,其意义就更凸显了。其实,先锋未必就跟传统没有关系,这种关系也未必就是土壤和草木的关系。恰恰相反,它可能是一片土地与另一片土地的关系,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关系。先锋是另外一种传统,是关于人的、关注人的传统。同时,我们经常提到的传统,其实不是闭塞的。传统并不封闭,不是一口水缸,需要时就在里面舀一勺子水出来。任何时代的特性都有传统的底子和根在那儿。也就意味着,时代所呈现的好与坏,传统里都有。


文学的一个意义,就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凸显出来了——它不是通过一些词汇、一些元素来混乱组合。继承传统,是在呈现和揭示一个时代的品性,这个品性最终还是落实到人物上来,通过这个来辨识传统的好与不好,来确定何去何从的方向。沈从文先生在1949年及此后一段时间的书信里,常出现一个词汇——时代情绪,即是如此。


“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这个集子的名字,即为其第一篇文章的标题。但这句话出自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口中。他当时说这句话,跟他说“我知道黄瓜是什么”“我知道苦瓜是什么”没什么区别。然而,要真正知道“人”是什么,可以说是一件“巨大”的事情。用这句话做书名,余华是有胆气的。


今天下课后,有学生过来看我。他见到我放在桌上的这本书,看着书名就笑开了。问他为何突然发笑,他说,这个名字好奇怪啊。他是高中生,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让你觉得很多东西“好奇怪啊”。


本文来源:朱灿 《文汇报》 2018年9月3日第W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