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与非虚构:论余华的《第七天》

虚构与非虚构:论余华的《第七天》

摘要:继续了在《活着》中展现得非常充分的才华, 《第七天》成功的地方在于, 尝试着以新的方式处理新的现实, 并再次率先表现实关系的特殊敏感;的地方在于, 华还没真正找到支配社会新闻这种新材料的恰切技。在虚构和非虚构之, 华尝试着跨界写作以追求现实艺术之真, 但最后是不幸滑落到了虚构一。如何艺术地把捉两者之的关系, 依然是余以及所有当代中国小家面难题

关键词:《活着》;《第七天》;余华;虚构;非虚构;现实


第一次阅读余华的《活着》时,手上是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的版本,小小的32开本, 粗糙的印刷质量和夸张而且莫名其妙的封面设计, 丝毫没有减弱自己对小说的喜爱和深深的感动。二十余年之后,当笔者读到《第七天》的时候, 正在万米之上遭遇不稳定的气流, 飞机左右摇晃, 忽高忽低, 其时飞机上的所有生命已经毫无依凭, 除了手中被攥紧的座椅扶手。如果飞机就此坠毁, 就笔者而言算不得特别遗憾, 因为笔者已经读到了从生到死的全部过程:感谢余华, 《活着》早已让笔者不再惧怕活着, 而《第七天》让人甚至喜爱上了死亡——正是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死亡 (几乎所有重要的出场人物都走进了死亡世界) , 让一切现实中活着的矛盾、仇恨、怨怼都得以和解, 在一个虚无缥缈的死无葬身之地获得永生。虽然余华在《活着》的序言中早就说过他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而《活着》正是他跟现实和解的见证, 但也许, 没有如《第七天》这般如此集中密集地单独处理死亡的问题, 以前所谓的和解还是需要打些折扣?毕竟, 没有死过就算不上活过。就此, 笔者以为除了《活着》之外《第七天》是余华的另一部非常优秀甚至更优秀的作品。

于是, 笔者非常乐于延续这种阅读的乐趣和享受, 正如这二十年间我已不记得多少次重读过《活着》而从未失望。但这次却不同, 重读《第七天》时, 从那个叫做杨飞的死者走出出租屋, 笔者还记得前次阅读时候留下的记忆, 接下来几乎每个人物的生前死后的情景都大致清晰。毕竟, 我们熟悉小说中的大部分故事, 也即是此前各路媒体报道过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新闻。小说中故事本身的魅力显然因此在重读中大大减弱了。作为一个普通读者, 这种重读变得困难起来。如果要持续, 笔者得将身份转换成专业读者。相信这是不少读者共同的阅读感受, 也比较吻合于目前学界对这两部小说不同的反应, 在读界和学界, 似乎《第七天》所得到的反应确实不如《活着》来得热烈和持久。

那么,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虽然即使从专业读者的角度, 也无法完全穷尽造成这种差别的各种原因, 但既然读界和学界有着比较一致的反应, 那么不妨举其大端, 考察其中的一些主要原因。简要地说, 面对一部小说的反应, 即读者是否认同一部作品, 其实主要无非是由读者和作品两方面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一些因素决定的。

从读者角度看, 二十余年间读者显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即使作为同一人的读者, 二十年间所经历和面对的在很多方面已经迥然不同, 更不用说今天那些更年轻的、二十多年前正在焦急地等待出生的读者。所以, 即使是同一个读者, 不同时段的个体生命体验会导致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反应, 更何况是不同的读者, 不同的作品。而跟所谓读者变化相关的, 其实我们知道是世事在巨变。两部作品之间经历了二十年的间隔, 而这二十年是一个混乱的时间段。这种混乱说不上好坏, 也由不得我们自己, 所以狄更斯 (余华也正好被誉为中国的查尔斯·狄更斯) 在《双城记》中那段关于时代的认识才在今天的中国如此流行, 虽然如此矛盾, 从逻辑上讲它们根本就不该放在一起: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 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 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 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 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 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 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没有哪个美好的愿景可以由天而降, 它如果降临, 这之前必得经历你我都难以忍受的折磨, 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所以, 即使从最世俗的角度去理解, 索伦·克尔凯戈尔在他日记中的话也是最接近真理认识的:“一个人不到变得非常不幸, 或者说, 不到能深深领悟到生活的悲哀而感慨万端地说:生活对我真是毫无价值的时候, 他是不会企图得到基督教的。我们必须脱掉身上的每一件遮蔽, 才可能沐浴于神的光辉。这二十余年, 我们正在经历这种混乱和苦难, 正在经历这种社会各阶层甚至微信好友圈中好友之间的撕裂。

从作品及作者角度看, 二十余年后的《第七天》其实延续了在《活着》中展现得非常充分的才华———如果从新批评这种形式主义批评视野衡量, 余华把他的作品炼造成新批评理论家们注定会非常欣赏的一个文字有机体 (虽然这也许根本不是余华的本意, 余华大概也的确无意于此) 。在新批评的理论家们看来, 文学是一个独立的和独特的世界, 它不依赖于客观世界, 而且, 与它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是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的和封闭的客观实体, 它为其内部的特殊规律所支配, 为自身而存在, 不是达到任何外在目的的工具。如果需要关于文学的一个更简单有效的界定, 大概应该是这样:文学的本质存在于作品本身之中, 作品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具有对立调和意义结构的有机整体。照此, 我们也许可以很好地解释, 何以如此悲苦的《活着》, 苦难如此紧密, 福贵身边至亲至爱的亲人一个接着一个离去, 但小说却并非仅仅给读者留下生不如死的印象, 也并非一句好死不如赖活着可以概括, 相反, 活着的美好、珍贵与生命的悲苦如影随形, 亲密得如同一枚钱币的正反面而无从分离。这的确需要作家相当高超的写作技艺。同样,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余华在《第七天》中展示了同样的技艺, 不过, 这种技艺不是这篇论文的重点。此处要讨论的是, 前后二十余年的这两篇小说究竟有些什么不同, 何以后者遭遇了与前者不一样的待遇。

最大的不同也许不在写作技艺, 而是处理的题材。大致梳理一下, 就会发现由七天也即七章构成的整篇小说, 几乎涵盖了二十余年来大家得以知晓并曾踊跃围观的一些主要社会新闻:墓地价格、高官腐败案、女富豪自杀、市长与嫩模、养子寻亲、房屋强拆、政府人员赊账吃垮饭店、蜗居地下室的鼠族、山寨名牌、卖肾换钱、跳楼自杀、网络QQ空间围观促成自杀、上访与袭警、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瞒报灾难死亡人数、漏洞百出的官方新闻发布会、医患关系、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强制引产、车祸, 等等。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足以写成或长或短的小说, 事实上, 其中的一些题材确实也被别的作家处理、伸展成了长篇小说。但显然, 对余华来说, 要么什么都不是, 要么是一切:余华的野心在于他并不打算单独处理它们中的某一个, 而是全部———对现实的全景式观照与书写。


对现实做全景式观照与书写, 一个作家可以有很多技艺层面的选择, 就目前而言, 至少可以有经典现实主义式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塑造, 有魔幻现实主义, 有新写实, 有新历史主义, 等等。余华为什么偏偏选中社会新闻?

最简单的解释是, 每个真正的作家无疑都应该而且必须具备深厚的悲悯情怀。小说中涉及的无疑都是负面新闻 (虽然长远而言, 正负难料) , 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苦难和正在交付的代价。这些负面新闻正好应对了小说的标题和来自基督教圣经《旧约·创世纪》中的题辞:“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 安息了。余华没引出的部分还有, 在第六日,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六日。而神所造的都甚好的一切, 后来起了变化。同样是在创世纪部分,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 并昆虫, 以及空中的飞鸟, 都从地上除灭, 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世界在神面前败坏, 地上满了强暴。” 作家固然无力像上帝一样用四十天的洪水除灭这世界的败坏和满了强暴的现实, 但却能够用文字表达自己的忧伤。

另外, 这些社会新闻几乎大家都相当熟悉, 至少并不陌生, 很容易由此与小说之间产生共振。从作者的角度看, 他甚至不需要对小说中相关的故事情节做过多的解释, 不需要费尽心机花费巨大的精力去设计情节的逻辑线索。这些几乎人人皆知的社会新闻非常类似于诗歌写作中的典故, 诗人只需要写下最简洁的几个字, 这几个字所凝聚的典故及其全部的故事就会被唤醒并自动进入读者的想像世界, 这无疑是一种最为经济的途径, 只要余华对二十年来社会新闻的选择足够广泛而且有代表性, 读者很容易自动生成一幅现实全景画面。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艺术在任何时候都要遭遇 (不管是哪个层面的) 有关真实性问题的拷问, 这个问题从历史层面而言比小说本身更古老, 在现实层面看也比小说来得更迫切———尤其在当今这个败坏而满了强暴的世界。而恰恰在这一点上, 社会新闻以不容置疑的姿态确保了小说大部分故事、情节的真实性, 无论它们看似多么荒诞和魔幻。也许, 这才是余华写作《第七天》所真正看重的———如此看重以致于忘了它的风险或者明知风险甚大但却铤而走险。

鉴于余华在小说中如此大规模、高密度地使用社会新闻, 笔者愿意相信, 余华其实并非不知道这其中的风险, 但他愿意冒险一试。如果这个推测成立, 那笔者似乎可以进一步推测:作为作家的余华, 可能已经被小说的真实性问题甚至也就是小说本身逼到了墙角:在目前的这个现实中, 小说写作究竟是否还具备任何意义?如果有, 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小说究竟如何书写?当余华写完《活着》的时候, 他肯定很开心, 因为如他自己所说, 鉴于长久以来他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其时他终于跟现实和解了:“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从现在的《第七天》来看, 其时的余华还是太年轻、太天真、太幼稚。虽然笔者丝毫不怀疑其时余华自己的感觉, 他真的跟现实和解了, 但和解之时他似乎并没有征求和询问现实的意见。现在看来, 现实似乎并未答应。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小说家们在如何书写以及应该如何书写现实?

读者显然无力也没有责任回答这样的问题, 但却有权利要求作者回答, 因为相较于历史, 艺术往往能够更准确地标画我们在历史中所处的阶段和真实处境。如果小说或者别的艺术做不到这一点, 那我们为何还要阅读小说、写作小说?鲁迅指陈过几千年历史中的瞒和骗, 而现实中事件与新闻层出不穷, 真假难分, 泥沙俱下, 真相比天堂还远。作家未必不是跟读者一样困惑, 甚至比读者更悲惨:至少, 读者没有写作的任务与冲动, 读小说可以, 不读小说也可以;可以围观层出不穷的社会新闻, 或者通过微信点赞刷刷存在感。毋庸讳言,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 通常需要长时间经营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 首先也是最明显丧失的, 是对社会现实的反应速度;其次, 也是最致命弱化的是对社会现实的反应能力———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现实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正在悄然改变。

现实与艺术的关系, 这个问题大得无边无际, 它的古老至少可以上溯到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它的鲜活恰如时刻需要呼吸的空气, 它的形象具体如同近日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谈论出门究竟要戴多少层的口罩。而现实最具魅力之处, 在于它的真实。于是, 任何一个小说家都无法闪避现实以及现实的真实, 不管其是否愿意, 不管作家是在现实还是艺术层面理解这种真实。现实之于小说如此重要, 因此不难理解, 在中国现代汉语的小说写作历史上, 加上某些激进的前缀修饰词比如革命”, 现实主义曾经于1949年之后数十年内一直是文学写作的最高法则与终极评价标准。不止一代人都熟读并背诵过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断, “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是恩格斯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著名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 它也是文学理论在相当长时间内灌输给我们的最坚固的根源:艺术来源于并高于生活 (现实) , 较之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具有更高的真实性。

但在当下, 几乎所有的写作者和读者都感受到了相反的情形:小说艺术不但不能高于或者平行于现实, 事实上它甚至已经远远低于现实。这也许就是为何一直以来的当代小说中所谓苦难叙事曾经激动人心而最后终于难以为继, 为何余华的《活着》不可能仅仅凭借苦难赢得读者的关注。苦难, 最终不再像当初那样受到读者的关注:读者在身边见到的现实苦难, 可能远多于和大于小说中描述的苦难, 更何况对于每个具体的血肉之躯而言, 它在现实中来得更加真实不虚、形象具体而且贴身、贴肉。

其实, 不管作家采用何种写作方式, 他们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介入现实, 试图干预现实, 即使他们不愿意公开承认。在20世纪末以来的当代小说写作史上, 除了其中为时不长的先锋小说写作以外, 大部分时间作家都在以各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处理小说与现实的关系, 自觉不自觉地试图展示时代现实的真相, 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到最近的魔幻现实写作、新历史主义写作以及新写实小说等。不管小说写作的风格和流派如何花样翻新, 但其实根本上都可归结到对现实生活真相的追问, 所以, 相对于小说艺术而言, 作家和读者更关注的是真实, 这是由我们的历史和现实而不是由艺术本身决定的。

正是在真实性问题上, 跟雄辩的现实比较起来, 小说的姿态正变得越来越低。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 作家最后只剩下讲故事的空间了。但在真实性问题上, 再精巧的故事也难敌读者自己的现实———这现实是如此贴切。远的不说, 说说最近的:新写实代表性作家方方新近的《软埋》及其引发的争议为例, 她写的故事, 难道会比她本人正在经历的一切来得更精彩?她正在遭遇的, 难道不是比她的小说更让她自己刻骨铭心?所有诚实而且敏感的小说家都应该意识到这种困境:小说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 滑落到了现实之下, 但小说家们依然按照惯例甚至惰性在写作:新历史主义、新写实、魔幻现实……或者, 更常见的做派是, 拒绝任何名称、命名, 表示自己不接受已经定型或者正在固化的某种界定, 而在笔者看来, 他们可以傲娇地拒绝被命名, 但不管哪种名称, 他们都难以拒绝尖锐而尴尬的事实:在与现实的对抗中, 小说艺术正变得越来越无还手之力;同时, 这种拒绝恰恰暗示了作家们自己对各种写作及其名称的不满意、不认同, 当然也包括对自己写作的失望———追赶现实真相的步伐如此乏力, 沉重而且拖沓。


余华《第七天》的写作显示, 他肯定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与急迫。于是, 读者会发现, 从《活着》到《第七天》, 余华并没有按照目前当代小说写作的惯例滑行, 也没有按照自己已经成功过的《活着》的套路惰性地完成新写作, 而是转身面对和处理密集的社会新闻素材。笔者以为这是《第七天》最值得肯定、也最有启示意义的地方。

如果艺术领域的先锋很大程度上始终意味着面对来自身后的庸众, 那么, 《第七天》有着并不低于《活着》的文学史价值:1990年代的先锋写作蔚然成风并逐渐板结化、模式化之际, 余华凭借自己的敏感, 清晰地转身而完成了《活着》;而当小说与现实的距离越拉越远, 小说的各种方式的虚构正在下滑并简化为离奇的故事之际, 余华同样凭借自己的敏感, 以密集的社会新闻的方式, 通过小说《第七天》试图跨界进入非虚构文学的领域, 以此重新收拾故事的碎片, 整合现实与艺术之真。从这个意义上讲, 《第七天》应该与《活着》一样, 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写作史上的标志性作品和事件;同样,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放心地说, 余华在前后三十年间的个人写作史上, 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先锋姿态和身份, 不管是《鲜血梅花》《河边的错误》时候的余华, 还是《活着》时候的余华, 乃至今天写下《第七天》的余华。

另外一方面, 对一个作品的评价, 除了文学史价值以外, 其本身的艺术价值甚至更值得考量的。换句话说, 《第七天》这种以密集的非虚构的社会新闻作为材料进入虚构的小说写作, 余华究竟在艺术技艺上处理得如何?余华是否能够成功地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进行跨界写作?毕竟, 我们无法完全以作者意图替代昂贝托·艾柯所谓的文本意图, 艺术价值最终靠作品而不是作者保证。

在今天这样一个对现实真相有着超乎寻常的强烈诉求的语境下, 余华的写作以小说虚构的方式———哪怕是借用了如此众多的、我们相信绝对真实的社会新闻———接近和揭示现实真实, 其实一开始就显得捉襟见肘, 困难重重。这倒不是源自作者才华的限制, 而是主要来自文体边界的阻隔。

虽然同为文学, 但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之间差异巨大。随着非虚构文学在中国的引入, 它势必更加贴合这个时代我们对现实真相的追问。不管余华是否真的自觉, 笔者都愿意将《第七天》看作非虚构文学的相似性尝试。而非虚构本身就保证了真实, 彻底保证了甚至是经典现实主义对现实真实性的要求。而剩余的部分, 则是作家自己文字才华的空间和余地, 足够他们发挥———如果他们有才能的话。余华也许是当代小说家中最先意识到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界限和越界问题的作家, 这是他的敏感, 但遗憾的是, 他没能舍得丢掉自己小说作家的身份。而恰恰是这个身份, 导致他最后还是落入了当代各种小说写作的窠臼, 没能真正突围, 换句话说, 作者以小说的方式呈现, 笔者以小说的方式阅读, 结果是我们都一致并一直处于小说之中, 处于虚构的故事之中 (虽然事实上那些小说中的故事都绝对真实地发生过) , 离开文本的甚至作家的意图越来越远。

至此, 笔者愿意引用自由写作者土家野夫《酷客李斯》一文中最后的文字, 来结束对余华这部小说的讨论, 因为一方面, 在笔者看来《第七天》同样带有非虚构文学写作的性质;而另一方面, 野夫在该文中回忆了跟至交李斯这个酷客1980年代至今的交往, 其时间区间正好可以覆盖、重叠于余华的《第七天》, 换句话说, 余华的虚构小说《第七天》跟野夫的非虚构写作《酷客李斯》分享着大部分共同的社会现实。

我想说他是一个十分纯粹的男人, 是少数能坚持不落俗套的活着的人。与他讨论任何正邪话题, 他都可以妙语连珠。其幽默充满智慧, 但内心又是非常的伤感和绝望。某日在一歌舞厅, 我们目睹一群流氓冲上舞台追打演员, 可是我们已经老得没有力气打抱不平了。于是他掩面痛哭, 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吗?

我为此感到锥心的疼痛, 我深知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但我们却都早早的放弃了任何努力, 且任凭酒色财气也无法疗治我们积年成疾的内伤。即使是一个老酷客, 最终也会像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一样, 消失在时光的深处。

很现实, 但也非常超越现实。这就是我们的境遇:在一个流氓当道的社会, 对每一个哪怕是曾经练习过传统武术或者现代技击的人来说, 对于野夫这个曾经熟悉黑白两道的男人, 对于李斯这个粗人或者糙老爷们儿来说, 这都是一个最终 (随着日渐苍老, 随着逐渐逼近各自生命的极限) 必得面临的困境———我们能打多少人, 能打多久?但这又不是那些专门练习过武术技击的粗人才会面临的难题, 而是所有人都会面临的处境。

这其实正是当初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所产生的疑惑和问题, 学医究竟能救多少人, 救的又都是什么人?它超越现实时代和地域的地方在于: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时代, 也不仅仅是在本地的中国, 这是全人类任何时代的困境———一百颗种子撒入土里, 九十八颗都腐烂或者长成了土壤和气候所决定的形状, 只有一两颗长成了他们自己想要的、也是上帝想要的形状, 但这一两颗种子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侮辱和绝望, 这不可能是那九十多颗种子能明白的。

文字真正的魅力和闪闪发光的价值恰恰正是在这里:它标画星星的位置, 记录和描述人之作为人的最高刻度。鲁迅放弃了医学, 留下了那些永不磨灭的字句, 野夫和李斯在不公不义面前软弱无助失声痛哭, 但是, 受害者与同情者的泪水都会风干, 拥有肉身的流氓和义士都有打不动的那一刻, 每个生命都有终结, 只有现实这个怪物魔鬼般长存。作为血肉之躯的个体, 我们最终无力抵抗现实的黑暗。当余华试图跟现实取得和解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他的真诚;当他再度直接站在现实的对面时, 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个体生命的勇气和作为作家的良知。只有文字和文字的正义永不湮灭, 熠熠生辉, 直到永远, 甚至, 越是黑暗越是耀眼。这将是小说家写作的最完全也最稳固的依据, 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


参考文献:

[1]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

[2](丹麦)索伦·克尔凯戈尔:《克尔凯戈尔日记选》,晏可佳、姚蓓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3]陈本益、向天渊、唐健君:《西方现代文论与哲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圣经·旧约》(创世纪),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年版。

[5]余华:《活着》(前言),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本文来源:王毅,《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