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在俄罗斯的译介与阐释

俄罗斯是传统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之一, 拥有一大批著作等身的汉学家,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译介和研究领域成果丰硕。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传播长期处于边缘状态, 译介过程历经波折。1955年创刊的前苏联《外国文学》杂志结束了中国文学专题的长期断档后, 终于从1982年开始零星出现中国现当代作家面孔。到了苏联解体前后的十多年间, 以《外国文学》杂志为代表的俄罗斯外国文学研究界再次冷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 期间竟未刊登任何中国现当代文学新译作。

令人欣慰的是, 中国现当代作家在西方文学一边倒的俄罗斯外国文坛顽强地生存了下来。1992-2008年间共计16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单行本在俄出版, 总发行量71500册。在官方倡导和民间组织的共推下, 汉学界和普通读者对其兴趣越来越浓, 中国现当代作品渐渐占据一席之地, 取得一定话语权。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中国国内最新书讯通过国际书展和网络媒体在第一时间传递到俄罗斯, 2013中俄互译出版项目签署以后, 中国当代作家入俄的步伐越走越快。本文以余华为代表, 梳理其在俄罗斯的译介过程和研究特色, 为更多中国当代文学走进俄罗斯提供参考。

一、余华在俄多平台译介

2017323日线上播出的第12期《见字如面》中香港著名学者许子东指出:“两个作家对中国当代青年影响最大, 一个余华, 一个路遥。余华小说以叙事单纯, 语义丰富见长。在先锋小说和长篇小说两个创作高峰期, 反复渲染苦难和命运主题, 间或沿着民间叙事之路做纯粹的世俗叙事, 成为中国当代被研究得最充分的作家之一”, 其创作研究成果多次结集出版, 余华创作研究中心也于2007年在浙江师范大学成立。

同西方国家对余华作品的及时追踪和持续关注相比, 俄罗斯发现并认识这位中国作家滞后许多, 但如今其作品正跨越线下线上多平台、多媒介与俄罗斯读者对话。余华早些年发表过带俄式标签的随笔散文, 与俄罗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2007年。当年正值俄罗斯中国国家年”, 9月余华出席第二十届莫斯科国际书展, 与热爱中国文学的俄罗斯读者进行了面对面交流。书展上展出了由中国作家协会编选并资助在俄出版的四部小说集, 这场政治意义远大于文学意义的推介活动并未让俄罗斯读者记住余华, 直到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以非院线形式进入俄罗斯, 余华才开始被俄罗斯观众和电影评论员认识。

余华作品首部俄译单行本《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在2012年由俄罗斯出版业两大巨头之一的阿斯塔出版集团发行, 印数3000, 由青年汉学家罗子毅 (Р.Г.Шапиро) 翻译。在网络书评中不难发现针锋相对的观点碰撞。对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中国早已无丝毫新鲜感的俄罗斯读者欣喜又困惑, 最终坦然接受了书中呈现的一个与毛泽东时代有众多相似之处的现代中国。但同样有读者质疑书中碎片式勾勒中国形象的手法, 无法产生全景式明晰的印象。

长篇小说《活着》在发表22年之后的2014年终于迎来其俄译本的问世, 由规模和知名度较之前小很多的莫斯科文本出版社发行, 印数5000, 译者依然是罗子毅。译本扉页简介中借同名电影之力吸引眼球, 对小说本身只言片语。与出版社谨小慎微的态度相反, 译本甫一推出, 俄罗斯读者就对其表达了关注。一篇题为《肖洛霍夫式的沉重小说》的网络评论文章不容错过, 文中一方面肯定小说对中国艰难岁月里普通老百姓不幸命运的叙事, 另一方面毫不留情地贬谪小说大量运用简单句式, 文字功底仅为中学生水平。在另一篇署名来自彼得堡的网评中将余华与莫言作了对比, 认为余华的文字克制、准确、带点暗淡, 不像莫言那样色彩浓郁, 充满暗示、民间传说、隐喻式开放结尾等。两位作家都试图通过贫困农村小人物的个人经历展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莫言选择鲜活生动的形象, 对人物和事件作史诗般的叙述。而余华作品篇幅浓缩, 人物数量精简, 对主人公的态度摇摆不定, 更接近欧洲遭禁作家风格, 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对人物情感做模式化处理。

2015年莫斯科文本出版社再次推出余华作品, 这次是有十年磨一剑之誉的厚重之作《兄弟》, 译者是新生代汉学家、师从俄罗斯汉学界泰斗华克生 (Д.Н.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的德列伊津斯 (Ю.А.Дрейзис) 。她因这部译作成为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设立的2016年第二届品读中国文学翻译奖现当代文学单元的两位获奖者之一, 另一位是因翻译莫言《生死疲劳》获奖的叶果夫。在网络书评留言板中, 普通读者用微笑”“哭泣两个词来概括小说, 甚至感慨俄罗斯找不到像余华这样天才般地能将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切真实、全景式地融入一部作品中的人。但反对声也同样存在, 指责余华在任何可以取悦读者的地方用暴力和性过度矫饰, 由此使其在中国也褒贬不一”;更有读者批评《兄弟》过多使用粗俗词汇和重复音节, 没法与同样以一个家庭的时代变迁为主题的英籍华裔作家张戎的《野天鹅》相媲美。这似乎也与《兄弟》在国内毁誉参半, 被认为是争议最大的一部作品遥相呼应。

最新一部余华作品俄译本是2016年出版的《许三观卖血记》, 也是汉学家罗子毅的第三部余华译作。虽然已是第四部俄译作品, 但余华首次加入俄文版自序, 并以契诃夫小说《草原》主人公叶果鲁希卡跟随陌生人在望不到边的草原上旅行时那种慌乱、期待和不安的心情自谦。不同于意、德、韩、中文版的自序, 在俄文版自序中余华以15年前国内媒体披露的一则父亲卖血供儿上学, 儿子毕业不认老父的辛酸报道为引子, 揭开中国贫困农村因卖血而沦为艾滋病村的惨状, 指出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穿越生命、穿越历史而发芽生长, 凭借的正是父亲一次又一次蹒跚跋涉三个小时拨打儿子早就注销的电话号码的细节描写。在网络留言板中, 俄罗斯读者试着与余华进行深度交流, 将小说中的看作良心的象征, 看作神力赐予灵魂的暂居之所, 以及将这股力量传递给相连所有人的纽带……整本小说宛如一部乐章, 亦如茶道仪式, 将主人公一一推到读者面前。

除了传统纸质出版物, 新媒体平台对余华作品也投入不少关注。一份无官方背景, 介绍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非盈利网络期刊《Магазета》创办于2005, 其前身是久居长春的俄罗斯人发起的博客号, 如今已拥有一批固定作者群, 所刊文章被俄罗斯主流媒体转载。2010年《Магазета》刊发了一篇介绍余华的专题文章。在简要回顾了余华成为职业作家的经历和其创作年谱后, 文章笔触转向余华的文字, 认为他的文字不是简单, 而是易懂, 不论是在名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还是偏远农村里刚达脱盲标准的人都能理解。作家没有给现实蒙上华丽的文字面纱, 用一种肖洛霍夫式直击面门的率真来描写生活, 在主人公身上能看到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他们一生承受苦难, 但从未丢弃幽默感和乐观精神, 这些都没法不引起读者共鸣。

专题网站和论坛也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入俄进程中不可或缺。2012年在俄注册的网站散文” (San Wen) 即以传播中国现当代文学为己任。在余华凭《第七天》荣获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作家称号之后, 网站即以《余华的巨款》为标题报道了此事件。另一在俄罗斯汉学界点击率颇高的网络论坛名为东半球” (ВосточноеПолушарие) , 中国文学与艺术讨论版版主为叶果夫。该讨论版长期追踪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文版和俄译本最新书讯, 转载各类当代文学作品获奖信息和作家访谈, 为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互动园地。上述四部余华作品俄译本发行之际, 论坛访问者都能在第一时间获知信息。而短篇小说《命中注定》的俄译文诞生与众不同。这篇译文产生于莫斯科i Trex翻译机构主办的2014年度翻译的乐章线上多语种文学翻译竞赛, 并从当年1340多篇参赛译文中脱颖而出, 进入年度最佳译作候选名单。按照规则, 竞赛不指定原文, 由选手自行确定, 评选过程既听取各语种资深翻译家意见, 也参考读者投票结果。因此《命中注定》译文的胜出再次证明余华作品已基本建立读者圈, 作家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张名片。

俄罗斯新旧媒体共同发力之下, 余华作品在不同平台推出, 在普通读者中知名度日益扩大。这种扎根民间的译介活动绵延了作品在俄传播的广度, 而俄罗斯汉学家们对余华的研究成果则发掘了其深度。

二、余华在俄多维度研究

俄罗斯汉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余华是书写中国当代文学时绕不开的人物。从评价其在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到对其作品风格的通观考察, 从聚焦单部作品到与俄罗斯当代作家对比, 一个由面及点, 纵横交错的多维立体研究网络已初具雏形。

2008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集体撰写并出版六卷本巨著《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第三卷《文学、语言和文字》。该卷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章按时间顺序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今的中国文学发展分成五个阶段, 自九十年代起中国文学开始受到拉美作家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深刻影响, 形成独具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文风, 余华正是其中代表之一。文中指出, 后现代主义文学雅俗共赏, 符合社会消费需求。这批作家更具备国际视野, 渴望汲取西方发达国家作家的创作经验并与之一较高下。该卷先锋小说词条解释中, 余华以中国先锋小说开启人马原的继承者身份赫然在列, 之后单设余华词条, 对其创作初期现代主义倾向和中期现实主义风格作了归类。但作家在新千年出版的作品除了两部随笔集《内心之死》《高潮》略有提及外, 其余未着笔墨。事实上, 上述两个词条作者扎维多夫斯卡娅 (Е.А.Завидовская) 2005年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 之后却未能继续关注, 不失为憾事。

全面考察余华整体创作历程, 从作品内部透视作家也是俄罗斯余华研究者们选取的角度之一。2013年《兄弟》译者德列伊津斯以《余华小说中的艺术概念》为题完成博士论文。论文将余华创作艺术的世界图景看作一个宏大篇章, 以此为研究客体, 从中摘取死亡”“暴力”“身体”“命运”“历史”“过去六大概念构成作家创作基石, 并定为论文具体研究对象。对于作品中的狂欢怪诞现象, 德列伊津斯并没有将其局限为中国社会荒谬现实的体现, 而是从中看到了发生在无自由群体身上的存在主义普遍荒谬性。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教研室青年学者西多连科 (А.Ю.Сидоренко) 对余华叙事手法演变进行了专题研究。从早期作品中擅长靠故事吸引读者眼球的讲述者余华蜕变为对中国现状具备深度自我思考的观察者余华。西多连科拒绝承认余华为先锋作家”, 提出他在先锋文学的道路上只是匆匆过客的观点。从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开始, 作家成功摆脱商业文学的泥沼, 向历史题材转型。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作家更是以观察者姿态冷静地看待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症结, 延续并发展着自己的叙事风。

单部作品聚焦研究是俄罗斯余华研究者的又一抓手, 关注对象以篇幅厚重的《兄弟》居多。俄译本《兄弟》完成之前, 德列伊津斯已借助巴赫金和利哈乔夫的笑论解读作品中的笑世界”, 其观点在译后记中进一步充实完善。小说主人公李光头为典型的一代中国人历经波折, 从只会对着遭红卫兵殴打致死的父亲尸体哭泣的穷小子, 变成带领一群残疾人创业, 甚至举办全国选美大赛的暴发户, 其成长中加进了相当多狂欢化幽默成分, 但都通过作家惯有的平直语调缓缓道来。作家创造的刻薄、粗俗却不失俏皮的怪诞现象恰好构成作品中现实与荒谬交织的艺术世界。小说的另一特色在于给文化大革命加上了反物质世界的蒙板, 人从周围固有的形式中剥离出来, 进入刻意渲染的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凶恶变成美德, 工厂车间变成监狱, 掰折的树枝用作筷子, 儿童与成人角色互换。这层蒙板彻底地讽刺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毫无笑意可言的红色中国社会。作品中, “坦白的自然主义与高超的、几乎是莎士比亚式的悲剧完美融合, 在承受了历史宏大动荡的俄罗斯民众中引起了最直观的共鸣。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学者波楚朗 (О.В.Поцулан) 着重分析了《兄弟》中的时空关系。文中指出, 小说故事发生地以作家故乡海盐为原型, 情节展开以作家童年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为底版。在刘镇这个有限的空间内排布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小人物, 他们的命运随国家社会政治剧变起起伏伏, 其形象塑造也借由具体时空描述来实现, 摒弃了传统的人物外貌心理等手段, 尤以街道的时空体作用最为突出。街道在作家笔下扮演了人民广场的角色, 人群在街上聚拢, 又互相推开, 他们既是狂欢化叙事的旁观者, 又是参与者, 以此讽刺人们聚众凑热闹的内心渴求。小说开头结尾呼应的主人公李光头梦想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进入太空的情节设置也被看作叙事时间的独特性所在——作品并非映射当下, 而是从过去到未来的连续统。

文学作品的解读离不开比较。在德列伊津斯看来, 余华足以与凭借后现代主义小说而风靡全俄乃至西方世界的俄罗斯当代作家索罗金 (В.Г.Сорокин) 相媲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同时进入前苏联和中国, 两国社会随后发生剧烈变革。两位作家相仿的年龄, 类似的成长背景催生了两者同出一源的早期创作风格——着力构建不同于以经典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传统文学修辞手法, 通过对性场景、生理机能、暴力场面的自然主义描写, 以及非常态词汇的大量运用来填补文学中身体书写的不足。由此也给两位作家招来了诟病, 索罗金被指责对善恶的冷漠到了可耻的地步”, 余华也被贴上非现实主义的标签。他们对生活真实性的敬畏导致创作中对荒谬且暴力结局的偏好, 这一切与他们童年承受的心理创伤不无关系。创伤的印痕也影响了作家的世界观, 在大部分作品中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丑陋美学和混乱的艺术模式, 以离奇怪诞的手法为主要架构。到了创作成熟期, 作家的艺术风格又发生了惊人相似的转变。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作家的追求已经不再是漂亮修辞和文化神话, 而是通过文学作品抛出哲学命题。他们观察人群心理状态, 在善良和暴力之间、在对世界的全线失望与实现乌托邦的期许之间摇摆不定。在两位作家眼中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哲学与公民政治话题, 而那些不受时间限制的问题又与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根同源, 紧密相连。

余华成为俄罗斯汉学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焦点人物已是不争事实, 虽然身处文学诺奖光环之外, 但无论译本数量和发行数量, 还是研究成果, 余华都是仅次于莫言的不二人选。作品持续匀速出版, 渐渐形成自己的读者圈和研究圈, 成为中国当代作家走进俄罗斯的范例。

三、文学入俄多渠道给力

文学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浓缩, 也是深度认识其他民族的捷径。当今的中国闪耀在世界舞台离不开文化软实力输出, 尤以文学作品外译充当先锋官, 也更需要多方协同配合, 群策群力。在余华入俄的译介和研究中有三点值得思考之处。

其一, 官方民间共推共助。将余华推到俄罗斯读者面前的主导力量是汉学家个人的研究兴趣和中国文学爱好者的热情, 他们翻译小说、参与论坛互动凭借的都是个体对余华的倾向。虽然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坛和俄罗斯读者接受心理具备一定的把控能力, 但依然不可避免局限性和随机性。如余华首部长篇力作《在细雨中呼喊》至今未有俄译本, 对其思想艺术的分析也鲜有见到。在对余华创作的评论声音中, 几乎看不到俄罗斯知名文学评论人的观点, 权威文学评论媒体从未对余华做过专题介绍, 不失为其入俄进程中的一大空白。即使在莫言获得诺奖的当年, 俄罗斯《文学报》也仅仅刊登过一篇评论莫言的文章。2013年两国签订中俄互译出版项目”, 为文学交流注入了强心针。经双方项目执行机构遴选确定的互译书目为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提供了有章可循的方向, 能更准确反映本国文学发展动态, 在对方的文学评论界也将激起更大的波澜。

其二, 出版机构策划加盟。在对余华译介起步较早, 成绩斐然的法国, 出版社专题项目策划人可谓功不可没。由汉学家坐镇的法国几大文学出版社在余华译介初期销量有限的困境下, 依然持续推出作家各个阶段、不同风格的作品, 为余华走进法国构筑了稳定良性的平台。这中间需要汉学家精准的专业判断, 更需要出版社放眼长远的勇气与魄力, 亦缺不了对各国文学的包容和热爱。而从余华四部俄译作品出版机构的变化中发现, 阿斯塔出版集团当初选择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很难说与作品在中国大陆遭禁无关。之后三部作品均由莫斯科文本出版社推出, 该出版社并没有发行中国文学作品的传统, 而接纳余华的原因恐怕正好印证了其宣传语——我们钟爱成书于不同时期, 却因不同原因未能呈现给俄罗斯读者的优质图书。作为维系作家与读者对话关系的纽带、文学作品外译传播的重要执行人, 出版机构找准自身定位, 瞄准潜力作家, 才能赢得市场和声誉的双丰收。

其三, 专题活动受众拓宽。目前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学术研讨渐趋常态, 形成了以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和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为核心的两大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圈。中国驻俄使馆主办的品读中国文学翻译奖评选活动自2015年启动以来已举行了两届, 宣传推广了一批优秀中国文学作品俄译本。但一国文学作品在异域生根发芽离不开肥沃的土壤, 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顺利传播终究取决于普通读者的认可度。配合新译本发行组织读者、译者、乃至作家见面交流会, 开通三者线上沟通平台, 举行面向所有汉语学习者的低门槛翻译竞赛等种种举措, 可以帮助中国文学作品跨出小众专属圈, 迎接来自更广泛读者群的讨论和批评, 将不仅使中国文学外译之路越走越宽, 更能在碰撞中产生火花反哺中国作家的创作活动。

四、结语

具有深厚文学积淀的俄罗斯正在向中国当代文学张开双臂, 带着好奇又挑剔的眼光迎接这批偏离中国传统文学创作道路, 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冲击, 彰显独立思想价值的当代作家。余华作品传入俄罗斯的十年, 译介和研究均向多样化发展。纸质出版物依然占领主阵地, 网络媒体时代的传播工具成为新宠儿, 作品数量稳步增加, 读者关注度不断提高, 汉学家研究维度日益完善。可以说, 余华作品在俄罗斯走上了良性发展之路, 译作问世的稳定性甚至超过莫言, 一方面与俄罗斯当红作家索罗金相似的主题风格令余华较容易博得读者青睐, 另一方面汉学家持续跟踪研究使余华始终处于热议焦点。但同时应清醒地意识到, 包括余华、莫言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群体尚未真正引起俄罗斯主流文学评论界的关注, 官方媒体的宣传力度亟需加强, 出版机构的战略方针尚可调整, 低门槛文学活动有待普及。中国当代文学要想在俄罗斯本土文学洪流和西方文学强势入俄的双面夹击中突出重围, 闯出自己的天地, 尚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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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ttps://www.livelib.ru/book/1000571129/reviews-desyat-slov-pro-kitaj-yuj-hua.

[7]https://www.livelib.ru/book/1001009260/reviews-zhit-yuj-hua.

[8]http://books.academic.ru/book.nsf/62370953/Жить2017/4/9.

[9]http://www.labirint.ru/reviews/goods/507534/.

[10]https://www.livelib.ru/book/1001532538-kak-syuj-sanguan-krov-prodaval-yuj-hua.

[11]https://magazeta.com/2010/04/yuhua/#more-7377.


本文来源:袁淼叙,《小说评论》,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