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先锋

摘要:余华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中存在互文性现象, 尤其以《十八岁出门远行》与《四月三日事件》, 《一九八六年》与《往事与刑罚》, 《难逃劫数》与《世事如烟》较为典型。这三组作品分别体现了余华对存在、历史、宿命等命题的沉潜思考, 对照起来阅读既是对各自意义空间的再拓展, 也更能理解余华的先锋性, 不仅仅在于形式, 更在于他对这些思想命题的独到表现。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余华九十年代以后的创作转型, 就显出了对思想探索路径的偏离。如果回到表现社会重大现实生活需要付出如此代价, 无疑值得整个当代文学界反思。

键词互文性;余华;先锋小说;


当代文学研究似乎仍以批评为大盛, 每有名家新作问世, 评论蜂起。但热潮过后, 对作家作品的沉潜研读, 实际上非常匮乏。余华研究也是这样, 自从《第七天》掀起的热浪过去以后, 目前局面颇为冷清。对于余华早年的先锋小说, 研究界尤似视为畏途, 不敢问津, 仿佛那是一堆已有定评的古典文物。事实果真如此吗?余华的先锋小说, 除了文学史常用的描述, 诸如暴力叙事零度情感之外, 是否还有更深广的内涵?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个新的阐释视角, 来照亮余华早年作品中仍处于晦暗状态的意义空间, 从而在整体上将对余华文学世界的理解推到新的高度上?

正是出于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渴望, 我尝试用互文性理论作为新的解读视角。虽然据说互文性概念的创始人, 法国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本人也未给出过关于它的明确定义, 只是将之解释为一个词 (或一篇文本) 是另一些词 (或文本) 的再现, 我们从中至少可以读到另一个词 (或一篇文本) ”。但这其中包含的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指涉之关系之含义, 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术界对互文性的通行理解。而我在余华早年的几篇先锋小说之间, 发现了这样的互文性关系。之前研究界习惯的方式, 是对余华作品进行线性阅读, 有时候是孤立的解读, 并未注意到这种作品与作品之间互相指涉、互相映衬的关系, 从而也没有注意到余华通过这些作品, 对某些思想命题的沉潜往复和全方位呈现, 这可能是对余华文学价值的某种减损。本文试图将这几篇小说置于互文性视角下解读, 来复现八十年代余华文学创作的某些思想成就, 揭示出余华的先锋或许还不仅仅在于文学形式, 而更在于其思想探寻的深度, 并进而以此来烛照九十年代余华转型的某些缺憾。


一、离家与受难:互为解答与互相颠覆的文本

《十八岁出门远行》被视为余华的成名作, 在文学史和评论文章中被屡屡提及, 甚至入选了中学语文教材, 似乎已经是意义被穷尽的文本。《四月三日事件》则处于另一个极端, 它默默无闻, 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它与《十八岁出门远行》可能存在关联。可以说, 单个地看, 虽则原因不同, 但这两个作品貌似都已经失去了继续阐释的空间。但如果引进互文性的视角, 将两个作品关联起来解读, 则能够同时激活它们, 烛照出被遮蔽的思想空间, 使之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

我之所以认为这两个作品有着互文性关系, 首先是因为它们分享着同一个基本的故事架构, 即离家出走, 而且都发生在十八岁这个人生节点。两个作品的写作时间也非常接近, 可以认为是作者在写完一个之后, 意犹未尽, 将绵延的思考放在另一个作品中, 来呼应和完善;也可以看作是早有布局, 作者本来就要用姊妹篇的方式, 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一个主题。但按照互文性的理论主张:“原文本的一部分进入当前文本, 这一部分必须获得不同于原文本的新的意义, ……互文性的价值正在于文本之间的异质性和对话性。也就是说, 互文性的研究价值不在于”, 而在于。那我们也就先来考察《十八岁出门远行》与《四月三日事件》之间的异, 即同为离家出走的故事, 它们之间有哪些不同, 再进而分析这异质的对话要揭示什么。

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首先体现在, 它们提供的离家的原动力不同。《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 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 在父亲的鼓励下出门;《四月三日事件》中的”,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由被迫害妄想狂气质所驱使的那样, 疑心周围危机重重、同伴和父母都在密谋陷害他, 为逃避危险而出门。由此决定了他们出走的性质也不一样, 前者可以说是历练, 父亲的话说:“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后者可以说是逃亡”, 他爬上一列运煤的火车上, 不仅如释重负, 而且不禁得意洋洋起来。其次, 两篇小说表现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前者重点写出门以后, 在外面世界所遭受的伤害;后者重点写出门以前, 在家里和熟人之间的威胁。前者展示的是外面的世界坏了, 后者展示的是家里也同样不宜居。这样的差异, 实际上是大含深意的。它让我们思考:余华何以要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继续写《四月三日事件》, 这两个作品合起来表达了什么样的理念?

这两篇小说的互文性构成之意义, 在于它们既互相解答, 又互相颠覆, 这一奇妙的关系让人着迷。《十八岁出门远行》的研究者往往注目于小说展现出来的荒诞、无意义的世界景象, 赞赏它对人类这一存在境遇的揭示, 却不深究这一存在境遇是否有可能也有某种深层次的根由。或者有的研究者注意到它与文革这一历史记忆有关, 却没有意识到文革背后的根由仍然需要追问, 尽管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涉及的领域很多, 但就文学的使命而言, 至少可以在人性的层面上深入挖掘。读这篇小说, 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问题:这些抢苹果、打架的人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如果说对抢苹果、打人这些暴行保持抵触和反抗, 是因为是从温暖慈爱的家庭里被熏陶出来, 尚且天真未泯, 那么那些抢劫者、施暴者, 他们难道就没有一个温馨的家庭, 没有养成美好的人性?他们的天真是如何泯灭的?这么一追问, 小说结尾处对家的回忆或者说想象, 是不是就显得是脆薄而不可靠的?而《四月三日事件》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它让一个少年惧怕、猜疑他的父母, 似乎他们都是与外人联手陷害他的同谋, 从而导致他弃家流亡。这就构成了对前述问题的解答, 告诉我们, 之所以有《十八岁出门远行》中那些抢劫者的出现, 正是因为很多在家庭这个根源上就出了问题, 人性生长处有着恶劣的土壤。另一方面, 它也完全颠覆了家是港湾、父母是慈爱的守护神这些固有模式, 通过写一个危机四伏、犹如牢狱的家, 让《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写的那个父慈子孝的家变得可疑, 而将人性恶的命题推到彻底处:已没有一片法外之地。与此同时, 《十八岁出门远行》对《四月三日事件》也造成了同样的解答和颠覆作用。看《四月三日事件》自然会产生的问题是:这个离家出走的少年, 此后会怎样呢?他真的脱离了危险, 获得了新生吗?而《十八岁出门远行》则启示着未必如此的否定答案, 它颠覆了出走行为自带的拯救意义, 它意味着没有一劳永逸的出走和解决, 出走不但不是获救, 反而可能是新的受难, 这是一种类似于无所逃于天地、只能承担的普遍境遇。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四月三日事件》的互文性关系之奇妙, 在于它们其实都是从彼此结束的地方重新出发。前者结束于对家的回忆和怀念, 后者则从家的可惧写起;后者终结于出走, 前者则首写出走后遇到的荒唐。可以说, 它们都是对彼此的继续生发和持续深化, 假如忽视它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 就容易停留于某种浅层次的思考。例如对《十八岁出门远行》, 人们的思维也可能跟随着”, 栖息在遍体鳞伤但却能暂时遮风挡雨、舒坦静卧的汽车里, 怀念起温暖的家庭, 但是因着有《四月三日事件》的存在, 这样的怀念与躲避, 显得是虚幻无凭据。反过来, 因着有《十八岁出门远行》, 我们也不再会对《四月三日事件》的出走期望过殷。这两篇小说合在一起, 可以解读成一种深切的忧患:人生, 无论青春还是成年, 都将在某种猜忌、迫害、荒诞和暴力的情境之中;时代, 无论是已经告别的过去, 还是置身的当下, 都存在各样的危机与凶险;前行、得救的希望, 究竟该在哪里寻觅?

对于这个问题, 无论是《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躺在遍体鳞伤的汽车中的”, 还是《四月三日事件》中躺在运煤列车上的”, 其实都没有真正想明白。后世读者, 如能将这两篇小说置于互文性视角下参照阅读, 或许能体会到一种真正逼到绝路的思想处境, 从而对人如何在世探索出更深刻的思想担当, 这也是小说留给读者的某种持续召唤。


二、刑罚变形记:看客批判与历史决定论的疑云

《一九八六年》与《往事与刑罚》的互文性之获得, 其表层符号在于它们都写到一个酷爱研究刑罚的主人公, 并且当中出现的刑罚都是相同的, 诸如腰斩、车裂、宫刑、坑杀等等, 此外讲述的故事时间也大致相同。而深层的相通, 则在于它们都发现了历史进程中的刑罚文化, 及其在人性深处的隐秘渗透。当然, 在具体表现上, 两篇小说还是有差异的。

对于《一九八六年》, 余华曾说他是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 别人都没有的方式来表达文革’”。应该说, 余华的努力卓有成效, 这篇小说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摩罗称它的诞生为中国文学的重大事件, 尤其是文革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的文学的重大事件。我也赞赏这篇小说, 但我对它的理解与摩罗有所不同。摩罗将小说中的历史老师理解成复仇者、启蒙英雄, 认为他在文革中的出逃和失踪, 以及文革后的自戕与自残, 都是主动的有意为之, 饶有深意。而细读小说, 我并没有发现, “文革后成了疯子的历史老师, 其一系列惊世骇俗的酷刑表演有任何的理智成分。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个疯子是文革浩劫的牺牲品, 他在进入新时期之后的表现, 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文革因素的残留。

小说中的历史老师有一个正常发疯正常的精神变化过程, 他在文革中逃跑失踪, 成了疯子, 十几年后重回人世, 在一系列自残之后, 在生命尽头, 短暂地恢复了理智。这可以看作一个巧妙的隐喻, 它喻示着文革是一场让人失去理智的疯病。这个历史老师曾是个热衷于研究古代刑罚的人, 在他正常的时候, 他的理智掌控着对刑罚文化入迷的分寸, 而在文革这场疯病弄坏了他的理智之后, 他头脑中承载的那些刑罚文化的信息失去了约束, 像奴隶发起暴动成了主人, 掌控了他的行为, 于是他陷入了无知无觉的酷刑实践之中, 成了酷刑文化的牺牲品, 文革恰好是其中的转化枢纽和加速器, 这其中的批判意味是强烈的。更进一步看, 因为疯子是文革的产物, 疯子的酷刑表演无疑也是因文革而得以催生, 可以说文革催生了酷刑, 回想起文革当中的一些暴力行径, 它们虽然没有被冠以宫、剕、墨、劓之类的刑名, 但其实质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说, “文革是古代残酷的刑罚文化的延续, 作为酷刑实施者的疯子, 不仅是文革的牺牲品, 也是文革的象征和化身。

以历史教师作为文革的牺牲品与象征来展开揭露, 还只是这篇小说浅层的立意, 在更深层次上, 它还有一种更深广的指向民众的反思与批判。研究者似乎都未注意到, 这篇小说对民众幸福生活有一种刻意的渲染。例如疯子的出场被设置在初春之时, 艳阳化雪之季, “这雪水融化的声音让人们心里轻松又愉快, 而每一个接踵而至的夜晚又总是群星璀璨, 让人在入睡前对翌日的灿烂景象深信不疑。这段话所凸显的人们的乐观情绪, 不知为何总给人一种盲目、不坚实之感, 似乎它也会伴着春雪轻易消融。小说从头到尾一直在见缝插针地铺叙人们对眼下的日子心满意足醉眼微醺的情景, 正是这种刻意的反复铺叙, 让人心生疑窦:人们的生活真的这样安宁稳固、没有一丝阴影?因为疯子的存在, 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并非那么肯定。

《一九八六年》中, “文革仅仅过去了十年, 人们似乎就对此全然遗忘了, 小说中曾有这样的讲述:“十多年前那场浩劫如今已成了过眼烟云, 那些留在墙上的标语被一次次粉刷给彻底掩盖了。他们走在街上时再也看不到过去, 他们只看到现在。故而, 面对携带着过去的信息出现、甚至就是过去的产物与象征的疯子, 看到他实施着惨状骇人的酷刑时, 他们居然能无动于衷。后来他们甚至长时间地围观疯子用钢锯锯自己的鼻子、双腿, 竟至于堵住了半条长街, 还引来了交通警察维持秩序, 面对如此疯狂、惨无人道的行为, 他们形同木石, 无所措置, 既没有任何人上去阻止, 也没有任何人想过要把他送到任何救助机构, 似乎他们毫不同情地球上与自己同类的另一个生灵的痛苦。直到最后, 他们才萌发了一点恐惧, 只是因为这一点恐惧, 他们才上去制止这个疯子, 将他捆绑起来。——并不是救治, 而只是约束, 并因此导致了他的丧生。这几乎就是人们经历文革的心理过程, 对暴力行径从开始的无动于衷到后来的围观帮闲, 再到最后的恐惧、制止。这个心理过程在十年之后对待疯子这个文革的遗留物与象征体时再度复现, 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它意味着文革存在的心灵土壤仍在, 十几年过去了, 人们对暴力仍然冷漠, 对悲悯仍然陌生, 这怎能不让人叹惋?而在这样的人性基础上, 人们的幸福又如何称得上稳固?小说反复铺叙人们对眼下生活的沉醉, 仿佛是在暗示, 他们不过是只盯着火山脚下那层适合庄稼生长的火山灰而沉醉, 而浑然不觉自己仍然在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口的威胁之下。在实施酷刑的疯子死去之后, 小说的结尾又出现了另一个文雅、干净的疯子, 他也是在文革中变疯的, 而他的妻女现在也同样对他视而不见。无疑, 小说对人们这种处理过去历史的态度是忧心和批判的。

《往事与刑罚》虽非针对文革”, 但其故事时间与之也有交叉, 更重要的是, 它也着力于揭示历史中的刑罚文化, 并且写得更为先锋。它写到刑罚专家的各样实验, 采用的表述是对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进行车裂, 对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施以宫刑, 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进行坑杀等等, 显得非常意识流

与《一九八六年》不同的是, 它写的刑罚专家, 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迷恋这些刑罚。当然, 小说开头就用1990年的某夜, 陌生人接到电报要求重回1965年这样的情节, 暗示了这篇小说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穿越小说”, 一切都可能是子虚乌有, 这个刑罚专家也可能只是虚构的存在。他声称我的事业就是总结人类的全部智慧, 而人类的全部智慧里最杰出的部分便是刑罚”, 俨然是把刑罚当作人类文明的结晶。而实际上那些残酷的古代刑罚只是专制权力的威慑手段, 是野蛮与反文明的象征, 理当在文明进程中被摒弃。小说设想这样一个刑罚专家, 让他生活在五十至七十年代, 实际上也是一种曲折的隐喻, 喻示着古代野蛮的刑罚文化在那个时代的隐秘复活, 它看似已被取缔与禁抑, 却隐秘地残留在人性深处, 在某些特殊时期转化成别样的暴力行径表现出来, 刑罚专家所设想的那个宣判死刑后在台上接受声讨与批斗的受刑过程, 不就是那个年代的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吗?小说后来让这个刑罚专家葬身在自己迷恋的刑罚之中, 正是喻示着对这种特殊的刑罚文化的态度:虽然它是确凿存在的历史产物, 但它最好的结局还是应该终结在历史进程中。小说中的陌生人要寻访1965年某日的往事, 而最后发现刑罚专家自缢前写下的遗言所署的日期正是这一天, 也就是说他所寻访的原来就是一个终结的时刻, 这一情节设计也是对前述态度的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陌生人与刑罚专家的一段对话。刑罚专家认为, “事实上, 我们永远生活在过去里。现在和未来只是过去耍弄的两个小花招。而陌生人则认为, “有时候, 我们会和过去分离”, “我坚信有一样什么东西将我和过去分割。在这里, 刑罚专家代表着机械的历史决定论的声音, 他妄图以存在即合理的思路, 维护过去的权威, 将人们的思维桎梏在惯性的框架里, 扼杀历史变革的可能。陌生人虽然寻访往事, 却依然相信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期望能与往事有某些分离。后来他们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歧:刑罚专家认为自己是过去与陌生人之间的关联体, 陌生人的观点却恰好相反, 认为他是自己与过去之间的分离物, 最后的结局可以说出乎意料, 将两个人的意见同时予以了证实:刑罚专家的自缢身亡正是陌生人要寻访的往事, 因此可以说是他将陌生人与过去关联了起来;而这桩往事又是就此终结的往事, 所以也可以说是他将陌生人与过去的联系就此终结, 从此分离。小说中还有一个充满寓意的情节, 刑罚专家希望陌生人帮助他实现腰斩的刑罚, 陌生人也欣然同意, 可是刑罚专家却已经无力挥动屠刀, 只好颓然放弃。这似乎也是在喻示着:过去的历史终究已经衰微, 已经无力处置当下的命运。

《一九八六年》和《往事与刑罚》这两篇小说, 都是抓住历史上的刑罚文化在当代中国某个特殊时刻的阴魂重现的现象, 对它的变体形态展开批判, 然而两者还是各有侧重, 前者重在对其群众心理基础的警惕与批判, 表达某种忧患, 后者则是对其操弄者的讽喻与反驳, 表达与其决绝告别的希冀。在互文性的视野中, 这两篇小说的价值才能看得格外清晰, 而合在一起, 也更能看出余华对这一主题的完整表现。


三、宿命:必然与偶然的缠结

法国文论家蒂费纳·萨莫瓦约曾说过:“每一个人的记忆与文本所承载的记忆……不可能完全一致, 对所有互文现象的解读——所有互文现象在文中达到的效果——势必包含了主观性。我将《难逃劫数》与《世事如烟》这两个并无明显的直接关联的作品置于互文关系之中解读, 或许也是这样, 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在我的阅读反应中, 这两篇小说有着内在的精神气质的相通, 从小说的名字中也能感受到一丝端倪, 它们是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缠结, 是对世事既像命中注定又似纯属偶然、因而无从把握的怅惘。当然, 在具体的表现上, 它们也有着不同的路径。

《难逃劫数》中反复出现命运十分慷慨地为露珠腾出了机会那个时候命运第一次向他暗示了之类的句子。这其实是些语意暧昧的表达。一方面, 它表示有一个预先注定的命运;另一方面, 它又渲染了是一些偶然甚或微小的事件, 不经意中将人推向了这样的命运。前者意味着事实的理当如此, 后者又暗示着世事的阴差阳错。这种悖论背后, 正体现了作者对世事无从把握的不知所措。《世事如烟》其实也是这样。一方面, 它揭露算命先生那些超验神谕不过是骗局, 例如他为了自己的私欲, 谎称是驱邪、施法, 奸污了十六岁的少女4;另一方面, 它又处处营造煞有其事的氛围, 算命先生似乎真的有通天人之能”, 他预言的吉凶都在一一应验。这愈加体现出作者的困惑犹疑:这个纷纭变幻的世界, 到底有无天意可循?对于这个问题, 只能采取古老的信则有, 不信则无的应对态度吗?还是像基督教义里阐释的, 虽然一切都有神的旨意安排, 人的得救不在于奔跑努力, 而在于神的怜悯和预定, 但是神又给了人自由意志, 如同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有吃或不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的自由一样。也许人就是应该时时仰望和寻求那个永恒造物主的旨意, 才能驭使偶然回归必然?

这两篇小说可以引发出这个深远的话题, 但它们并没有自觉地致力于此。应该说, 这两篇小说都有着某种散乱的缺憾, 例如在《难逃劫数》中, 我不明白沙子酷嗜偷剪女人的发辫, 森林到处偷割女性的裤子, 这些情节到底有何深意, 与小说的主题有何关联;而《世事如烟》中, 我则不解作者对那些巫术文化到底是信任还是不信任。但值得肯定的是, 这两篇小说都有着强烈的批判锋芒。前者揭示着, 正是人的不加约束的欲望, 将他们导向毁灭的绝路, 这就是为什么说劫数难逃。东山因为一条肥大的红内裤而情欲勃发, 导致后来被露珠毁容;露珠也因为占有欲而伤害东山, 最后被东山报复致死;其他的广佛、彩蝶这些人的情况也类似。《世事如烟》的批判锋芒, 无疑则主要指向那个集中国陈旧腐朽文化之大成的算命先生。在那个如烟如雾的世界里, 那些影影绰绰活动着的人们, 似乎都在被一种神秘力量支配着, 身不由己, 正如他们在小说中没有自己的名字, 只是数字符号。他们有的被病痛折磨, 有的被人贩子转卖, 只有这个算命先生, 掠夺着子女的阳寿, 猥亵着无辜的幼女, 仿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力化身, 竭力维系着猥琐的生命, 吞噬着民族文化的生机, 让人读到此难平愤慨之心。在这个意义上, 余华的这两篇小说, 还是在鲁迅的文学精神谱系之中, 而没有指向《圣经·约伯记》中那样的天问。饶是如此, 这也已经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具有思想文化关怀力度的作品。


四、仅仅是装了几个支架而已吗?——重估旧作与重审余华创作转型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与《四月三日事件》对人性恶的存在境遇的思考, 到《一九八六年》和《往事与刑罚》中对历史进程中刑罚文化的隐秘渗透的批判, 再到《难逃劫数》和《世事如烟》中对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纠缠思辨中文化批判的展开, 已经可以看出先锋小说时期的余华, 对一些哲学、文化命题有着集中的沉潜思考, 有着饱满的探索热情。他的另一些没有纳入互文性视角解读的作品如《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死亡叙述》等, 实际上也都如此, 它们有着极强的隐喻意义, 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灵魂深度、存在境遇的哲理透视。也因此, 当时的余华获得了极高的赞誉, 甚至被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能使1988年成为中国大陆文学的丰收之年”, 还有人称当时对世纪末意识只有一个天才的心灵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人的名字就叫余华。可以说, 那个时期的余华给过中国文学极大的希望, 他也配得上这样的赞誉, 他不仅是文学形式上的先锋, 更是文化批判和思想探索上的先锋, 后者正是他比同时期的先锋作家要高明之所在。他的思想命题也不限于暴力景观”, 从以上几篇小说的互文性解读中, 我们已经能领略他的思想关注之多样。

诡异的是, 对我来说, 回顾这样的历史景观, 反而心情怅然。因为越是看到余华早期的苦心孤诣, 越为他后来的谜之退步而扼腕。在九十年代之后余华的转型已成为大家共同接受的事实, 应该说, 九十年代的三部长篇小说, 并未沿着八十年代的思路继续掘进。相反, 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典型, 余华转向了对世俗人伦温情的回归, 对普通人生存法则和生存智慧的肯定。更直白地说, 余华成了一个偏重以情动人的作家, 早年的对人性内面风景的先锋探索以及对历史文化的激烈批判, 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余华自己已经在《活着》的序言里用漂亮的文字作了开脱, 说是摆脱了与现实的关系的紧张, 敌对的态度和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 作家的使命是展示高尚”, 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 对善与恶一视同仁, 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这部作品也因着电影改编的关系, 而在读者市场方面获得了创历史纪录的成功, 甚至为余华以后的作品的读者接受都奠定了基础。可是我总觉得这些成功背后其实掩盖着某种难以挽回的损失。《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里过于轻快的笔触, 其实损伤了对历史、苦难应该有的批判和沉思的深刻性, 最终并没有指向哲学性的精神资源之生成。

在最近的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周年的研讨会上, 苏童、格非等人曾分析过先锋退潮的原因, 认为是当年支撑先锋小说的那种氛围已经不在了, 余华则称当年的先锋文学在中国文学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装了几个支架而已”, 这当然不算很低的评价, 它意味着中国文学是由此才活了过来。但这种调侃式的说法中, 还是将当年自己思想探索的努力完全遮蔽了, 似乎只要让中国文学接续上一口气之后, 就可以抛开思想先锋的使命, 从此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了。这种刻意的低调, 如果是事了拂衣去, 深藏功与名的洒脱, 无疑值得赞赏, 但如果是发自内心的不自信与不当真, 那就变成了对当年所获得的盛誉的讽刺与轻贱。

余华的创作一直在变, 而这每一次变动, 都是与八十年代渐行渐远。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两部长篇《兄弟》和《第七天》中, 仍然是没有当年的思想先锋的位置, 再也没有八十年代被认为的难以模仿的余华风格, 和只有他写得深刻的余华主题。相反, 与阎连科的《风雅颂》、莫言的《蛙》等作品一样, 它们似乎是加入了一种对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讽喻性表现的大合唱之中了。这两部作品在批评界的反响, 也不再是如八十年代那样的普遍赞誉, 甚至引起了余华是在为西方读者而写作的质疑之声。这应该从一个侧面引起余华的反思。这种转型, 当然可以视作是余华文学道路的拓展, 但是拓展不一定代表优秀, 如果付出的代价是对当年的思想先锋的背离, 那就无异于自毁长城。当今时代不缺失追逐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 缺失的恰恰是在现实追逐中拥有思想穿透力, 能够在纷纭的现实中持守精神定力, 为我们开拓灵魂栖息之所的文学作品。或许, 整个当代文学界都应该反思, 这种思想探索的能力, 是因为什么原因, 而难以为继。


参考文献:

[1]“先锋文学在中国文学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装了几个支架而已”[J].余华.文艺争鸣.2015(12)

[2]裸奔穿衣服”[J].苏童.文艺争鸣.2015(12)

[3]论余华的《一九八六年》[J]. 摩罗.文艺理论研究.1997(05)

[4]非语义化的凯旋——细读余华[J].赵毅衡.当代作家评论.1991(02)

[5]互文性[M].商务印书馆,李玉平,2014

[6]余华研究资料[M].天津人民出版社,洪治纲,2007

[7]互文性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蒂费纳·萨莫瓦约,2003


本文来源:黄江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