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智慧与余华的经验

 

存在着一种小说的精神,或者说是小说的智慧。这种智慧表现为小说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世界之间某种持久且难以言明的关系,因与当下现实的联系从而与整个人类的生存休戚相关。这种智慧往往能够穿越时空的限制而超越某一特定的时代。作家一旦有力地表达了对现实生活的洞见,也就表达了对整体的人类生活的看法。因之,小说的智慧不仅属于我们生活的当下现实,同时也属于人类的过去以及指向人类的未来。如同伯纳德·派里斯所指出的:“莎士比亚具有如此敏锐的心理洞察力和人物模仿能力,他赋予他的男女主人公各自的生命,使他们好像是以后时代和文化模式的同时代人。我们可以运用20世纪的各种精神分析理论和我们所掌握的知识作为辅助手段去理解他们,而这种理解反过来又有助于加深对我们自己和人类行为的了解。”因为莎士比亚表现出了对人物可能面对的内心危机的洞察,对我们永恒的内心冲突的关心。而这种内心的危机以及因危机而起的内心冲突并非仅是莎士比亚时代人类的精神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类生活在这个不圆满的世界上永恒的矛盾冲突。他的人物因之也不仅仅是生活于那一个特定的时代,而是属于整个人类精神寻找的漫长旅程。我们很多时候会十分悲哀地发现,奥瑟罗、哈姆雷特、麦克白在面临着生存困境时的内心冲突也是我们的内心冲突,他们的痛苦、无奈与仿徨与我们一般无二,这种时刻,我们会相信事实上人类的生活经验尽管瞬息万变,但基本的精神冲突有着某种持久的一致性与连贯性。这很可能就是我们如此热爱文学的理由,因为在优秀的文学世界中,我们时时会发现我们的世界,在那些令人难忘的人物身上,我们也会发现自己,而理解了自身也就理解了整个世界。当堂吉诃德在面对“现实世界和我们对它的描述之间的对抗”痛苦时,我们同时也发现他的痛苦也就是我们的痛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接下来论述余华的小说精神,以及通过他的小说的目光发现现实真实存在状况从而建构起一种独有的生存观念,才不至于冒无的放矢的危险。
 
 
米兰·昆德拉强调:“从现代纪元初始,小说就不间断地、忠实地陪伴着人。正是胡塞尔在考虑欧洲精神本质时所讲到的‘求知欲’抓住了小说,并引导它仔细考察人类的具体生活,抵御‘存在的遗忘’,将‘生活世界’置于不灭的光照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并赞同赫尔曼·布罗赫反复坚持过的观点:小说之‘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发现那些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如果一部小说未能发现任何迄今未知的有关生活的点滴,它就缺乏道义。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义。”也就是说,真正的小说应该表现对人类的“生活世界”的深入关注,这种关注不是仅拘泥于形而下的生活经验,而应该表现作家对形而上的精神经验的洞察。因为只有对形而上的精神经验的表达,作家才可能发现文学的现实,才可能使小说获得一种永恒的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作家对小说目光的发现,当初对川端的迷恋来“现在回想起来,自我写作之初对作家目光的发现,无数事实拥出经验,在作家目光之前摇晃,这意味着某种形式即将诞生,川端的目光显然是宽阔和悠长的。”宽阔而悠长的目光才是那种能够容纳深广的现实的目光,这种目光自然产生对现实的作家的看法,我要说的是“最后,作为一个作家的看法。……博尔赫斯在小说里这样写:“‘我一连好几天没有找到水,毒辣的太阳,干渴和对干渴的恐惧使日子长的难以忍受。’这个句子为什么令人赞叹,就是因为在‘干渴’的后面,博尔赫斯告诉我们还有更可怕的‘对于干渴的恐惧’。我相信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看法。”“对干渴的恐惧”为什么令人难忘?是否因为在其中包含着对人类的精神经验的关心?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余华对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关注,对现实中存在的暴力与邪恶的指证,对人的生存苦难的关心有力地体现了他对人的精神体验的洞察,这种洞察使他的写作具有某种确定无疑的超越性质,超越我们的时代经验以及个体经验,从而表达出对普遍的人的生存的指认。因之,比利时“《南方挑战》杂志认为:这(《许三观卖血记》)是一个寓言,是以地区性个人经验反映人类普遍生存意义的寓言。”
余华所表达的精神经验是一种对人的普遍存在状态的指认而非仅仅表达了某种个人的偏见。在《现实一种》中,余华表现了暴力与现实世界的某种难以言明的同构性。山冈山峰兄弟的互相残杀体现出余华对暴力的现实存在的指证。他们的暴力操演是对现实中暴力的极端确证,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不复存在,代之以人的本性的恶。
而在《一九八六年》中,某种历史的暴力与力图拒斥记忆而选择遗忘的平和的现实的相遇,体现出一种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在现实中生活的人们对回忆的冷漠和对遗忘的热衷瓦解了历史真实的现实影响。历史教员经历了文革的暴力之后已经彻底遗忘了回归现实的道路时,他在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小镇上的表演继续着某种历史的暴力,力图在无意识中将被遗忘的历史现实重新带入现实,而现实中的人的内心已经被遗忘充满,在他们的内心中,只是存在着他们所目见的确定无疑的现实,而真正的,历史的现实则被彻底遗忘。这时候,历史教员的出现,他在小镇上的自残性质的表演使被遗忘的历史现实重新回到当下,而在已经选择遗忘的人们看来,他的存在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把历史教员的表演看成是现实中司空见惯的类如一般的茶余饭后的谈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现实与平和的现实遭遇之后的状态,事实上,余华力图以这两种现实的相遇表现我们遗忘的可耻和悲哀。这种对暴力的历史存在的指证使他的目光与海明威以及卡夫卡的目光相遇。
《鲜血梅花》则是对现实中失却主体性的人的存在的悲哀的认同:一代宗师阮进武在十五年前一个神秘夜晚的一场不明的比武中死亡。十五年后他的儿子阮海阔在母亲的教诲下踏上了恍惚不定的复仇的道路。他要去找母亲临死之前所说的两个人:青云道长和白雨潇。他前行的道路始终是晦暗不定难以琢磨的。他依赖内心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行,先是遇到了数年前闻名江湖的胭脂女,胭脂女托他向青云道长打听一个名叫刘天的人。继而见到隐退江湖的黑针大侠,黑针大侠让他向青云道长打听一个名叫李东的人。他在船上神奇地由于遗忘而与白雨潇擦肩而过。当他终于找到青云道长时只是先问了胭脂女与黑针大侠的问题,青云道长没有回答他后来想起的杀父之事,因为他只回答两个问题。阮海阔只能继续他漫无目的的寻找的历程,他又一次遇到黑针大侠告知他李东的去向,继而遇到胭脂女告知她刘天的去向。当他筋疲力尽地寻找到白雨潇时方才得知自己的杀父仇人李东与刘天己经分别被黑针大侠与胭脂女杀掉。他的复仇的道路方始宣告终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阮海阔走上复仇的道路只是一种被选择的结果,他对这一被预先安排的命运未置一词。在阮海阔看来,复仇是一种宿命的必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命定的选择。在漫长的复仇道路上,阮海阔只是从虚无向虚无的前行。因为他始终只有目标而无方向,或者说是他只是依赖内心的指引而踏上漂漂悠悠的道路。复仇的行动在他的记忆中只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行动。尽管最后他得知杀父之仇己经间接地由于自己的参与而得到解决,他仍然无法理解这一事件的确切含义。阮海阔是一个依赖神秘的命运指引的缺乏主体性的存在者。他对自我的行动缺乏任何的自主性认识,只是一个现实存在的被动的接受者而非自我行动的主体。只是一系列行动链条上的一个连接点,而当这一切行动宣布结束后他的存在便是可有可无的。
而在安部公房的《砂女》中,我们可以窥视到与之相似的生存状态,只是这种生存状态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主人公仁木顺平因不满现实生存境况而去海边沙地采集昆虫标本,陷入了沙地村庄所代表的生存状况之中,经过长期的自主性努力力图回到原有的生存环境中。他的努力一再被现实所否定,在此期间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生存状态,发现了隐藏在内心中的对现实的恶心与疲倦情绪。当他最后有机会回到现实中时他却放弃了这一他一直在努力获取的胜利而甘愿留在沙地中。安部公房以这样的平静的叙述讲述了仁木顺平苦苦挣扎最后却臣服于现实并且从现实中发现新的生存乐趣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仁木顺平的努力尽管受制于一种现实原则。然而他仍然具有作为生存主体的自我思考与选择的能力。并且在个人意志的支配下进行与现实的抗争,力图寻找一种更为合理的生存方式。他的个体存在的主体意识使他能够深入思考自身的现实,恰当的做出自我选择,尽管这种表面上的自我选择只是现实强大力量压制的结果。他最终认识到沙地生活生存论意义上的合理性虽然带有现实意识强行渗入的印记,但他毕竟进行了自我对于现实的思考与选择。他的选择同时体现了他存在的主体性价值。在现实生存境况下,主体性意识是个体生存的基本精神基础,自主性的缺失将会使个体成为无根的存在,一个空心人。
在《活着》中余华发现了现实存在的苦难以及人对苦难的承受力。主人公福贵在经受了所有亲人相继死亡的悲剧命运之后,仍然能够以余华所指出的平和与同情的态度去面对世界,福贵对死亡的宽容态度并非如某些评论家所谓的对现实悲剧的冷漠与麻木不仁,也并非已经被残酷的现实彻底打垮。福贵以回忆的姿态向乡村文化工作者讲述了他的故事,在其中,蕴含着福贵对生命与死亡和解之后的超然;同样也是某一特定人类群体对现实境况理解之后的无奈的隐忍与承受。这种考验使他的写作精神与肖洛霍夫如出一辙。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讲述了普通人索科洛夫在面对亲人的相继死亡之后对死亡的超越,但他的超越不是作为一个个体对死亡的彻底战胜,而是依赖他的养子万尼亚完成的。万尼亚可以说是代表了人类生生不息的力量,通过这一力量人类能够获得对命定的死亡的超脱。无论对生存苦难采取何样一种态度,在极端的生存状态下关注人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种深入的存在方式。
余华曾经十分深情地谈到布鲁诺·舒尔茨,“布鲁诺·舒尔茨可能仔细阅读过卡夫卡的作品,并将德语的《审判》翻译成波兰语。显然,他是卡夫卡最早出现的读者中的一位,这位比卡夫卡年轻九岁的作家一下子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他可能意识到别人的心脏在自己的身体里跳动起来。心灵的连接会使一个人的作品激发起另一个人的写作,然而没有一个作家可以在另一个作家那里得到什么,他只能在文学中去得到。”在文学中得到,也就是在作家作品中得到。余华在这里强调的是优秀的作家之间精神的联系方式,这种联系超越了单纯的事实关系,而是一种不断探求人类生存可能性的精神之间的偶然或是必然的联系。如同捷克诗人扬·斯卡采尔的一首四行诗中写道的:
诗人并不创造诗
诗在某地背后
它千秋万岁等在那里
诗人不过发现了它而已
也就是说,真正的诗表现为对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的发现,这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可以说就是人类的精神现实,尽管现实生活瞬息万变,真正的人类所面临的精神阵痛则是始终如一。在每一个时代,优秀的作家们只是在选择对“永恒不变的东西”的不同看法而已。
 
余华以作家的目光发现了现实中存在的难以回避的苦难,暴力与邪恶的现实性,人失却主体价值的悲哀。然而他探索存在的精神并不仅至于此。余华在为新世界出版社编选的“影响我的十部小说”一书的前言中谈到辛格。在他看来:“(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是一部震撼灵魂的杰作,吉姆佩尔的一生在短暂的几千字的篇幅里得到了几乎是全部的展现,就像写下了浪尖就是写下了整个大海一样,辛格的叙述虽然只是让吉姆佩尔人生的几个片段闪闪发亮,然而他全部的人生也因此被照亮了。这是一个比白纸还洁白的灵魂,他的名字因为和傻瓜紧密相连,他的命运也就书写了一部受骗和被欺压的历史。辛格的叙述是如此质朴有力,当吉姆佩尔善良和忠诚地面对所有欺压他和欺骗他的人时,辛格表达了人的软弱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发自内心,也来白深远的历史,因此它可以战胜所有强大的势力。”与辛格一般,他的精神诉求于某种救赎的渴望,在一种世俗的信仰中化解人类内心的冲突。辛格对人的存在的悲哀的指认是发人深省的“什么也救不了我们。我们会有进步,但是我们仍然继续受苦,永远不会有尽头。我们总是会不断制造新的痛苦。认为人类必将得到拯救,完全是宗教的思想,甚至宗教领袖也没有表示过,我们在这个地球上会得到拯救。而余华也表达了对某种救赎的可能的持久怀疑,“十多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岁月留下了什么?我感到自己的记忆只能点点滴滴地出现,而且转瞬即逝。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经出现过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在泛黄的纸上自己都是一样的暗淡,使人难以区分。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经历总是比回忆鲜明有力。回忆在岁月消失后出现,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
既然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在一个充斥着邪恶、暴力与苦难的世界上,我们活下去的终极意义与价值何在?在这里,辛格的回答无疑肯定了活着的现实性,“我觉得,尽管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苦,尽管生活永远不会带来我们要它带来的天堂,但仍然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生活。人类所得到的最大礼物是自由选择。不错,我们在利用自由选择时是受到限制的。但是我们能得到的这一点点自由选择就是很大的礼物,价值之大,使我们觉得为了它是值得活下去的。这种对生活价值的确信其实也是人类长期以来对生活的可能性的幻象的痴迷,很多时候,我们顽固地相信未来生活会比现实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值得我们去为了它而承受现实的暂时的苦难。如果缺乏对这一点的确信,生活将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而在余华那里,生活的理由与辛格的观点是有着某种内在的同一性的,余华认为,“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活着本身便是对现实生活的肯定,而非对现实生活之外的其他意义的关心。必须有一种方式将精神与现实的联系重新确立起来,也就是使精神回到经验的原初在场,回到精神得以生发的源头,回到精神不得不关注的现实之中。在现实中重新发现精神的可能性,也就是发现精神对现实的作用,以精神的力量来化解现实的苦难、邪恶与暴力,使我们的生存能够重新建立在对于世界的稳固性的确认之上,而不至于在无所阪依的精神流放中万劫不复。我相信这也是余华努力的终极指向,他指认了现实的邪恶与暴力的稳固性与苦难的难以回避,在这样的世界上他必须为精神指明一条与现实和解的道路。
面对现实的异己的存在,我们不可能长期保持一种敌对的态度,余华指出了在这一态度之外还存在着与现实的和解,这种和解的方式我们相信就是幽默的态度。因为我们无法仅仅依赖精神力量来改变现实,唯一能够改变的是现实对于我们的意义。这种现实世界对于我们的意义的变化必须建立在与现实的新的关系之上。而幽默就是这样一种关系。精神诉求于幽默的态度也就是诉求于一种化解生存苦难的方式,只有在对苦难的消解中,精神才能够摆脱沉重的肉身而飞升到精神的轻逸之中。
余华在《活着》前言中认为成为一位童话作家是可能化解内心矛盾的方式。同时他又认为这样他的力量将会减轻。因为对世界的童话般的写作只会使作家在虚无的关于世界的幻象中越走越远,这种远离同样是对现实的真实的远离,对内心责任的逃避。然而这样一种对于世界的愤怒和冷漠的态度注定无法持久。因为他发现的不是对于世界的希望而是绝望,他的写作不是抵达内心而是对现实的无奈的臣服,他所选择的不是对世界的批判与反思而是对世界的揭示与描述。而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怎么能够仅仅满足于简单的揭示?在这里,发现对于世界的幽默态度对余华的写作而言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布尔加科夫,余华寻找到了对于世界的另一可能的态度,这便是幽默。“他两者都放弃了,他做出的选择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应有的选择,最后他与现实建立了幽默的关系。他让魔鬼访问莫斯科,作品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他要讲述的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故事。他要告诉我们的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而是事实、想象、荒诞的现实,是过去、现在、将来的现实,是应有尽有的现实。同时他也表明了自己的内心在仇恨之后己经获得了宁静。所以,他把撒旦请来了。撒旦在作品中经常沉思默想,这样的品格正是布尔加科夫历尽艰难之后的安祥。”布尔加科夫的安祥其实是对现实最终确认之后的不得不为之的选择。这种选择能够化解内心的紧张、愤怒与哀号,因为仅仅这样只会使自己的内心愈来愈阴暗,使自身只能在对现实的无意义的愤怒与诅咒中了此残生。但是布尔加科夫发现了幽默。发现了幽默使他的内心得到一劳永逸的解放,使他的现实生活愈来愈暗淡的同时内心世界茁壮成长。布尔加科夫“因此,对幽默的选择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不是叙述中机智的讽刺和人物俏皮的发言。在这里,幽默成了结构,成为了叙述中控制的恰如其分的态度,也就是说幽默使布尔加科夫找到了与世界打交道的最好的方式。”余华眼中的布尔加科夫的选择也是余华自《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开始的一条隐在的写作策略的选择,只是这种对于幽默的选择在他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最后确立下来。许三观彻底建立起一种化解现实矛盾的内心的逻辑,这一逻辑和现实的逻辑的冲突形成了幽默的生存方式。因为这时候,余华内心的愤怒已经趋于平息,他所要做的不再是对暴力写作以及对世界的黑暗面的确证。它需要一种能够化解内心冲突的方式,而幽默的存在为他提供了这种可能。
 
在昆德拉那里,事实上存在着两种幽默世界产生的可能。一种是对于严肃世界的非严肃处理。也就是将世界的意义消解在它的意义的模棱两可之中。另一种则是对于严肃有度的世界过度严肃的处理,也就是道德判断的极端化,情感判断的极端化以及哲理判断的极端化。将世界的表面的简单表现在一种异常复杂的状态。这种异常复杂的状态恰恰是现实世界无法承受的。无法承受的复杂便是幽默。这里,我们将着重探讨第一种处理方式。在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和余华的《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同样存在着两种世界的冲突。辛格的吉姆佩尔内心的逻辑和现实的逻辑的冲突,余华的来发内心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冲突构成了这两部作品幽默世界产生的基础。吉姆佩尔和来发同样以自身的对于现实的理解来和现实交往,他们的这种交往不可避免地和现实造成了持久的冲突。吉姆佩尔以上帝所昭示的世界来与现实世界相抗衡,而来发则仅仅是以一种对于现实的简单化也可以说是纯善化的理解来对抗现实的欺压。他们这两种表面不同的态度造成的与现实的关系是具有同一性的。吉姆佩尔始终保持着对上帝的世界的忠诚信仰使他的内心与现实的矛盾得以化解,并且至死都生活在理想世界所构成的生存幻象之中,这在辛格看来则表明某种对于现实的责任感,辛格在诺贝尔受奖演说中强调:“和以往时代一样,当代的作家不仅仅是某种社会和政治理想的鼓吹者,他还必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能给人以精神享受的艺术家。”给人以艺术享受的艺术家应该能够揭示世界的真相并且使读者理解现实的真实含义。同时,辛格也表达了他对现实的忧虑:“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当代严肃作家又必须深切关怀当代人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多的儿童长大成人,不信上帝了,不信善恶报应了,不信灵魂不灭了,甚至不信伦理道德是有用的了。”辛格因此将善恶报应的思想,相信上帝存在的信仰,相信灵魂不灭的观念赋予了一个在现实中的人物看来是傻瓜的吉姆佩尔身上。这也是吉姆佩尔在作品最后以自身的逻辑战胜现实的逻辑的深层原因。就这一点来说,这部小说就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世界的幽默的态度的小说,它理应包含着更多的思考。然而不能抹杀的是,吉姆佩尔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冲突的确构成了一种幽默。这也可能是辛格对于现实理解之后的无奈的选择,因为事实上现实的人的生存观念已经和他所渴望的观念相去甚远。他不得不在一个傻子身上寄予自己对现实的人的生存态度以批判性的反思。在余华的来发身上我们虽然可以看到一种对于现实的纯善观念的执著,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种纯善的观念在现实中同样是无法持久的,余华的困难在于,他必须寻找一条更为合理的途径,彻底建立一种关于世界的幽默的态度。以向现实中的人们揭示另一种生存观念的可能性。这也是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构筑一个由非严肃性逻辑主宰的文本世界的原因。
指出了文本内部的两种世界的冲突并没有真正触及幽默世界产生的内在结构。《傻瓜吉姆佩尔》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文本内部的两种世界的冲突只是为幽默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真正的幽默的产生源自于这两种冲突构成的文本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冲突,当然,这两部作品文本世界最终的精神指向是不同的,辛格的吉姆佩尔最后终于完成了以自我的内在精神超越现实的努力,内在精神体现为对现实逻辑的超越。而余华的来发则最终不得不退回到内心,也就是退回到精神的起点,他因此只能是被现实逻辑压跨的存在。这一点,也是这两部作品在精神层次上的差异性。然而,同样应该指出的是:这两部作品文本内部的两种世界的冲突所形成的幽默只是体现了内心的单纯性与现实的复杂性的悖谬状态,或者说是体现了内心的态度与现实态度的矛盾冲突。这一冲突只是在文本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冲突中才可能彻底形成对于现实的逻辑的消解。吉姆佩尔尽管在小说的结尾表现为对文本中严肃世界的超越,但他的态度只是一个与现实背道而驰的人的内心的个人化态度,尚且不是普遍的人可能面临同样的生存现实的态度。来发也是如此,来发最终退回内心并且对以陈先生为代表的现实的正常的理解彻底放弃之后,它的态度同样是极端个人化的。而无论是吉姆佩尔的个人化超越或是
来发的个人化退避都在文本内部的两种世界的冲突中化解掉了本可能产生的幽默的张力,使幽默在最后关头被消解掉,文本因此唤起的就不是我们对于现实的笑的能力,而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悲哀或是怜悯。悲哀和怜悯不是幽默,而是情感某种程度上的非幽默的滥用。文本指向的是意义明晰化的现实,而非世界被揭示为它本有的意义的模棱两可。指出了这一点并非彻底否定这两部作品中幽默的可能只是力图表明,幽默的意义被中途中止的写作技巧上的选择,这种选择表明辛格和余华并没有彻底放弃对世界意义的确定性的追求。
这也是我们必须越过这两部作品来探讨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的原因。因为余华一旦指出了现实的真实存在状态,并且表现出生活于现实中的个体面临现实时精神的无能为力,他可以选择两种可能的对于现实的态度。一种就是余华在《活着》中表现的态度:以对现实中个体的生存状态满含温情的描述,以温情的逻辑对抗现实的逻辑,将现实的残酷化解在对世界的隐忍与承受之中,让人物生活在关于世界的美好的生存幻象之中。另一种态度就是《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态度,许三观彻底建立起一种化解现实矛盾的内心的逻辑。这一逻辑和现实的逻辑的冲突形成了幽默的生存方式。因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来发的对现实的矛盾的退避只能是暂时的选择,来发失却了以陈先生所昭示的正常的生存可能之后,只会在现实的逻辑压制之下毫无希望地活着。在这样的生存状况下,余华与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必须选择一种彻底超越的态度。这就是许三观的态度,许三观们对卖血的非逻辑化的理解,对历史事件的反常化表述以及对生活的苦难的反常识指认体现了他内心的逻辑,他内心的逻辑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文本世界的逻辑。在这里,道德的判断被一再延期,情感的判断演化为反常性表述,哲理的判断被中止,只是恢复了我们对于现实的笑的能力,而在对世界的大笑之后,如弗洛里斯·德拉特认为的:容忍的“将笑转化成一种宽广的、仁慈,近乎布施。”这种宽广的仁慈便是一种生存的精神的坚韧。因为许三观这时候远比来发的精神要强大的多,他能够轻而易举地以内心的逻辑化解掉外在世界的矛盾。这不单是许三观的生活态度,在这部作品中,其他人物同样沾染了和许三观同样的精神品性。甚至人物对现实的理解也是以一种幽默的态度消解掉历史存在的意义。将历史的严肃意义消解在它的非严肃性之中(许三观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文化大革命闹到今天,我有点明白过来了,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一个报私仇的时候,以前谁要是得罪了你,你就写一张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说他是漏网地主也好,说他是反革命也好,怎么说都行。这年月法院没了,警察也没了,这年月最多的就是罪名,随便拿一个过来,写到大字报上,再贴出去,就用不着你自己动手了,别人会把他往死里整……”。这时候幽默就产生了。余华对幽默的生存论建构因之体现了他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这也是法国《新共和报》指出:“作者以其卓越博大的胸怀,以其简洁人道的笔触,讲述了这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比利时《展望报》“显然,余华是唯一能够以他特殊时代的冷静笔法,来表达极度生存状态下的人道主义。”的深层原因。
 
注释:
①伯纳德·派里斯:《与命运的交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叶兴国译。
②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 4页,唐晓渡译。
③④⑥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第9页,第11页,第146页。
⑤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封底。
⑦余华,《温暖的旅程》,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⑧⑩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第 123页。
⑨余华:《黄昏里的男孩》,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本文源自:(小说作家作品研究2012年第5作者: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