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反叛·重建——论余华小说对人性的探寻

摘要:在余华20多年的创作中,对人性的探寻是其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在早期闪耀着理想之光的温婉中,对人性的书写是以传统的人性善的探寻为主,但即使是这样,仍有冷隽的透出;此后一个阶段,在具有先锋性的小说,在现实世界的暴力和残忍中进行着人性恶的揭示。20世纪90年代后,余华通过芸芸众生在日常和苦难生活中对人性进行着本质的构筑:并非单纯美好的高尚,但却充满着生命的坚韧与温情。

关键词:余华小说;人性

 

余华小说创作始于1983年,到2006年《兄弟》(上、下)的出版,先后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余华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其作品却以精致见长,在不动声色的语言叙述中,构筑着自我独特的思考角度。无论是早期有传统理想之光的书写,还是中期先锋而滴血的实验,或者是后来在日常中对苦难的叙写,对人性的探寻是他在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主题。

 

一、人性善的探寻

余华的早期作品在温婉的笔触中充满理想的光辉,这一时期他对人性的书写遵照的是相对较为传统的人性善的观念,这种观念主要表现在渴望生命价值的实现,追求人性的纯洁、高尚,但即使是在这种早期的较为传统的人性善的探索中,也掩不住其温婉背后的冷隽。因此,就形成了余华早期小说在对人性善的探寻中温婉与冷隽并存的特点,这些作品大部分运用的是写实的形态,描写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星星》),少女初恋情怀的甜蜜与忧伤,赞扬着默默无闻、无私高尚的某种情操(《第一宿舍》、《老师》),作者在对人性善的探寻中都散发着清新、浪漫、温婉的审美情韵。但就在这温婉背后,我们仍能发现余华在小说中所透露出的对人性另外一面有意无意的书写。如发表于《西湖》(1983年第1)杂志上的《第一宿舍》是余华较为早期的小说。在作品后并附有小段评论“题材并不新鲜,立题也算不上深刻,但是一幢小楼,八平方米,四个人,描写角度是选得比较巧妙,尽管别人已有先例”[1]。作者在故事的叙述技巧上设置了相互对照的“一正一邪”人物。以主人公“我”的曾经的自私心理反衬毕建国的无私,最终以“我”被毕建国的精神感化作为故事的结尾。其中,“我”对毕建国这一道德品质高尚同志之死的难以释怀的追悔与缅怀,表现出人性中的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对本质崇高的追寻,对纯洁、完美的理想观念的宣扬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都有所流露。但即使是在这篇无论在创作技巧、还是故事内容都比较传统的小说中,我们仍能感到毕建国作为一个内敛谦卑、真诚善良、工作上精益求精的好人,但却又与周围的人存在着隔阂:宿舍的其他人没有办法真正理解他,直到毕建国临终前才有一种悲伤的情绪。通过人物和人物之间内心隐秘的揭示,显示了彼此的隔阂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无法逾越的痛苦。这使得文本在对传统理想中人性探寻的温婉笔触中显出了冷隽。《鸽子,鸽子》以“我”在宁波进修的生活为背景,叙述少女每天在沙滩上放飞鸽子的浪漫情景。青春、纯洁的背后却是两个男青年在青春期骚动不安中对一个姑娘想入非非的内心世界。这种浪漫与现实的反差显示了生活的某种荒谬性和人性的虚假。《星星》讲述的是爱拉琴、也经常拉琴的男孩星星引起了邻居们的不满和抱怨,为了缓和邻里矛盾,星星的父亲偷偷把他的小提琴卖掉的故事。在这一过程中男孩星星内心的失落、委屈与无法理解,使其陷入绝望的境地。成人世界与孩子世界的不相通,少年内心与成人内心的对比,在淡淡的哀伤中引起了人们的思索。《威尼斯牙齿店》中本无波澜的秀水村,却由于牙医老金的一场荒谬行动引发了一场风波。秀水村本来平静的生活被老金的革命造反而搅动,秀水村淳朴、祥和的人伦最终逼退了代表“文革”留存的老金。在展示秀水村美好人伦的同时,写老金在“文革”到来时的心理变动和行为上的荒谬性,其深层所表露的人的自主性和理性在社会潮流面前的丧失,人性善与人性的复杂的思索成为这篇小说重要的主题。余华这一时期小说中所讲述的人物和所表达的情感多是当时社会普遍倡导或存在,且易被阅读者接受,作品在温婉、清新的风格中对人性中崇高、纯洁等善的因素进行着探寻。究其原因,一方面有着川端康成的影响,因为余华几乎读遍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川端康成的所有作品,另一方面也和余华自我的社会阅历及思考重点不无关系。对于自己的早期作品他曾经说:“我现在二十四岁,没有插过队,没有当过工人。怎么使劲回想,也不曾有过曲折,不曾有过坎坷。生活如晴朗的天空,又静如水。一点点恩怨、一点点甜蜜、一点点忧愁、一点点波浪,倒是有的。”[2]但就在这淡淡的韵致与感伤的情调中,也有着对人性复杂性有意或无意的探索,虽然对这一探索并无多层次的挖掘,但也铺就了小说底色中的冷隽。

 

二、人性恶的揭示

余华早期的作品没有引起广泛关注,1986年前后可视为余华创作的转折点。他开始思考自己创作面临的困境,也就是“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他隐隐感觉到川端康成小说中那种过于拘谨的心理化叙事已很难满足自己的情感表达,尤其是对于想象力的钳制,使他在叙事上无法做到淋漓尽致。此时的余华正酝酿改变,寻找新的写作方向的突破口。“……于是卡夫卡救了我,把我从川端康成的桎梏里解放了出来。”[3]卡夫卡带来了余华创作的突转,引导着余华发掘现实的另一层面,探究这一时期他所认为的现实的“真实”以及人在这种“真实”下的生存和由此引发的对于人性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在余华对人类语言的反思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人道主义人的总体构想的深深失望情绪。”[4]这种失望,粉碎着余华曾经关于人性善的探寻,也使得他不再相信现实表象的人生与人性,他开始以一种绝望以至近似于复仇的心理不顾一切地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复杂和现实世界的残忍和无望。余华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不再轻易屈服于日常伦理对人物命运的安排,也不再拘泥于对故事情节的逻辑建构,更不愿意遵循以往小说中的情调和感伤姿态,而是以非逻辑的内心真实为原则,让叙事直接进入人物的精神领域,不断让人物在各种彼此错位的生存境遇中做出无可奈何的抉择,以此来凸显人性恶和人类存在的荒诞性。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5]于是余华在1987年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描写了十八岁的“我”第一次出门远行,踏上人生旅途后的经历和感受。作者的叙述重点由“我”外部的种种经历延伸至内心感受:远行在外得到栖身之地的艰难和由此产生的焦虑与绝望;现实世界的难以交流与拒绝接纳。在现实中人与人之间为了生存而相互竞争甚至戕害,与“我”之前所受的教育与熏陶显得苍白无力。生存环境的残酷以及人性恶在这篇小说中得到了初步展示。《古典爱情》中浪漫美好的书生小姐的爱情故事被小姐作为菜人被书生吃掉的残酷场面所取代。个体生命的羸弱在人性恶的环境中演示了生存的残酷,在极端的生存困境中人的身体也会成为屠宰食用的对象,人性的残忍和麻木在此让人不忍目睹。《偶然事件》以一场凶杀案作为故事的开始,以另外一场凶杀案作为故事的结束,血腥的场面中是难以言尽的情感纠结。妻子的背叛对婚姻家庭进行着解构,而丈夫欲擒故纵的不动声色调查和被仇恨扭曲的灵魂,最终使几个人同归于尽。小说显示了人们失去理性后的疯狂,亲情的冰冷与隔膜;心理的不相通最终带来了背叛和仇杀,亲情的温软和道德传统面对人性的残酷,显出了脆弱和虚假。《1986年》也是通过夫妻之间的叙事,消解着传统中的家庭亲情,以至于最后亲情被人性的自私所压倒。《现实一种》展示的是令人震惊的家庭的暴力交锋与死亡残杀。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由于年幼无知将襁褓中的堂弟摔死,这导致了山岗和山峰之间的仇视与残杀,在非理性情感的发酵下,复仇火焰燃尽兄弟情感。伦理亲情在手足互相残杀的血腥场景中涤荡殆尽,生命的可畏在仇杀中失去,亲情变得不堪一击,个体的欲望演绎着人性本恶。血腥的故事在夸张放大后演绎着现实的某种真实。《四月三日事件》讲述了一个受迫害狂与亲人、朋友及同学之间隐层的冲突。内心期待的巨大失望,使他陷入孤立无援的生存境况,并由此导致了许多正常且被认可的社会伦理的瓦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危机四伏。在现实情境中最被人们看重的关于恋人、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亲情,在余华的笔下成为了揭示人性真实的最佳切入点。正是通过在社会表象中看似最不易被侵蚀的情感面对人性时所显示的脆弱和破裂,完成了其对人性恶的探寻。这种探寻一方面彻底击碎了作者关于人性的理想境界———人性善的探寻,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他关于这些基于牢固的社会情感之外的更具有普遍性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寻以及在人性恶的背景下有关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这种探寻和思考有时几乎和他关于人性恶的探寻同时,或者稍后。《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是一个始终怀着厌世并有着一种幽暗心理的青年,他在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形成后,也促使着他怀疑一切的心理的形成。在深层的隐秘关系网络中,人物的命运不断被动改变,显示了人生与命运的变幻无常,揭示着人性复杂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人无法控制自身命运的主题。《鲜血梅花》在阮海阔不断行走于寻找的过程中,寻找的目的性在过程中一直被打断和延宕,最初的寻找的目的和激烈与充满血腥的拼杀场景相遇后,就成为了无法停歇的无目的的前行和错位,在这荒诞的寻找和充满偶然性的结局中,彻底消解了阮海阔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个体生命就是在这样一个被别人所规定的道路上走向毁灭的结局。《河边的错误》写五个人的死亡。在神秘色彩的笼罩下,不断的谜团呈现,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除了疯子的死亡之外,其余的四个人都是被疯子所害。当警察马哲终于找出凶手时,却发现在现实的正常秩序下,对杀人凶手却无法惩罚。当他出于对死者的告慰和警察的使命杀死疯子后,自己却不得不在现实中假装变疯。在近似悖论的现实秩序下,除了残酷之外,也许还有些许的无奈。与此相似的主题同样出现在《死亡叙述》、《往事与刑罚》中。余华这一时期的小说,从人性恶,到命运的变幻无常,人无法控制自身命运,以至被别人所规定的道路所毁灭;在丧失理性和秩序的现实面前,人的行为变得无可理喻,大众心中的仇恨和人性恶使得人们向善的心理和传统的道德秩序夭折,甚至形成恶性循环,使人类就此陷入了混乱残暴的泥淖中。法律、传统的伦理道德等人类理性的生存秩序与现实的生活秩序之间的张力,甚至断裂,鲜血不断流出的画面使人类的处境显得可怕的同时,也显示人类生存的荒诞。这里有着余华从人性到对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思考。

 

三、人性本质的构筑

余华自己曾经说过:“作为作家本人,变化是基于他本人对自己比较熟练的写作方式的一种不满或慢慢产生疲倦感。”[6]但他在小说中对人性的探寻并没有结束。经历了对传统而充满理想性的人性善的探寻和先锋而滴血的人性恶的探寻后,20世纪90年代以后,余华回归到了日常,把目光投向了芸芸众生,通过对他们日常和生活变迁的描写,在冷静的笔触中,灌以悲悯的情怀,通过日常人物无论怎样都要坚韧的活着的生活理念,实现着他对人性本质的构筑。余华在这一时期的小说,承续着前期创作的一些特色的同时,人性的力量、命运的力量的发掘以及对生活都有更为宽广的理解。将以往那种令人惊悚的血腥气,彼此杀戮的痛快感滤去,由对人性恶的执迷展露转向人性本质的深情召唤,对人类生存的悲悯情怀在此间也慢慢浸入。余华曾经谈到:“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7]这一时期的余华认为,纯粹的善或者纯粹的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人生本就是善与恶、美与丑的复杂存在,是五味俱全的杂烩,人为的简单化的提纯或者单一化的倾向都会影响对现实的真实描述。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呈现出复杂性,在人性恶的展示中夹杂或者流露出点点的善的光辉。《在细雨中呼喊》的孙光才一面痛打儿子,不尊重妻子,盼望父亲早些死亡的心理或行为;另一面却是当其父亲真的去世后,又不免愧疚,在夜里到父亲的坟前表示忏悔和自责。同样冷漠的孙光明对即将独自在外的“我”时,表现了冷漠背后温暖的亲情的一面,还偷偷帮“我”还了考大学的报名费;长大成人之后的孙光明成了一个妻子的好丈夫和母亲的好儿子。《在细雨中呼喊》之后的写作,余华试图找到从对现实纯粹理性的解剖向理性与感性结合的过渡,试图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鸿沟,把自己放在现代性的立场重新发现传统文学的内在价值,同时他也重新认识到小说叙事对生命存在状况的一种尊重。此后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上、下)等作品的推出,完成了余华对人性的探寻经历了由愤怒的破坏者向温和的建造者的转型。《活着》在故事表层的背后,作者开始用传统哲理向日常和普通人生活深处着眼,以此展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许三观卖血记》采用近乎于自然主义的叙述方式,用简洁、纯朴的语言,重复叙事下表达了普通人对生活本身的感悟;《兄弟》虽然继续着贫困与灾难的书写,但作者更侧重于艰难条件下亲情的展示,是对人们灵魂深处柔软、温情的一面的挖掘。从主题上看,这几部长篇仍然是写人的死亡和生存状态,但更多的是将目光投向了当下平凡人生的平凡生活,通过“苦难”这一关键性的境遇,对他们的生存情状和人性境遇给予了温情的关注,重新发掘日常生存中人性本质中温暖的底色。余华在90年代之前的小说里,常常把苦难作为人性恶的助推剂,使之成为人性恶的根源或者导火索。90年代以后的小说中,苦难慢慢剥离了人性恶的阴影,而成为作家展示人物生存意志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基石。《在细雨中呼喊》中同样存在着诸多人物的死亡,如孙光明、孙广才、孙有元、母亲、继父王立强、同学苏宇、刘小青哥哥、孤独老太太等,但所有这些死亡,明显剥离了暴力炫耀的成分,成为对苦难生存的直接描述,在苦难中赋予了人物死亡更多的命运色彩。“活着”本就是中华民族一种最原始、最朴素的欲望,其所传达的坚韧与忍耐是中国人民生生不息得以传承的最初动力,这也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要求。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在苦难中仍能坚持“活着”的同时,又洋溢着对生命的感恩,对人性的认知和自然生命的坚韧。福贵由于对赌博的迷恋,失去了金钱,失去了地位,由一个放浪形骸的少爷沦落为一钱不值的穷光蛋。其父亲因此被气死,妻子被娘家接回,母亲生病,灾难如大厦的倾倒一样,突然而至。此后更大的厄运更是无法阻挡地不断到来:母亲、儿子、女儿、女婿、妻子、外孙等几乎所有的亲人都在苦难中死去。福贵却仍像大多数中国底层大众一样,在默默地承受。没有多么崇高的信念,但个体生命在面对生活中种种磨难与打击时,只要能生存下去便不会放弃,生命存在的事实便是明证。“苦难”将福贵安置在生的艰难与死的痛苦中,以此来考验人生在尘世中“活着”的坚韧与执着,显示“活着”的“高贵”。没有血与泪的控诉,没有绝望的号啕,只有福贵在一个个亲人离去后发出终极呼告———宽容与忍耐。但此时福贵在苦难中并非孤立无援,而支撑就在于人性中最易凸显的带着温热的亲情与伦理。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活着》的精神基座。一方面使福贵承受着亲人一个个逝去的痛苦,另一方面也不断磨砺着福贵忍受苦难的心志与耐力,在近似于残酷的炼狱般的生活中,“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8]。这是余华对福贵生活的阐述,也是《活着》的写作的核心。到了《许三观卖血记》则是以卖血作为苦难的救赎方式来消解生存的苦难,但同时这个特殊的家庭所拥有的那种看似平常却极具温馨感的人性的伦理亲情,再次成为消解苦难的一种方式。作者一面不动声色地叙述着苦难的残忍和无法避免,一面又对尊重生命的坚韧、宽容与忍耐进行着讴歌。因此可以说,在对“苦难”生活揭示过程中,人性中的永恒品质得以呈现,作者进行人性本质构筑的企图也正式开始。除了用“苦难”中有着诸多缺点的人物身上多体现出的人性的坚韧、忍耐、宽容和人伦亲情的温暖作为人性构筑的重要支撑点外,具有社会普通性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体生命本身的其他人性温情的柔光也在文中开始。富贵虽然有着诸多缺点却也本性善良,在国民党战场前线,把好不容易得来的饼与春生分享。家珍更是如此,女学生出身的她,是个死了也没有留下任何是非的人。这对苦难的夫妻即使在面对客观上夺去儿子性命的春生,也终能在若干年后的运动中落入危难时抛弃怨恨,给以安慰和温暖相助。有庆为了做“好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凤霞也如她的母亲般的善良、宽厚。福贵在亲情的温暖和现实生存的苦难中也终于完成了自我的救赎,而许三观却是在用自己的血温暖亲情。他卖血拯救着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挽救着带给他一生耻辱的一乐的生命。他总共卖血12次,用许玉兰的话说,儿子们是他的血喂大的。而到《兄弟》中,宋凡平、宋刚父子带着与生俱来的宽厚与无私。宋凡平对李光头母子的照顾是发自内心的关怀,对李兰呵护的精心也十分罕见。他把李光头当亲生儿子看待,甚至超过对宋刚的关心。在他的影响下,宋刚对李光头这个兄弟也是从小就无私关爱:他自己非常喜欢吃的牛奶糖,还是会主动把多的一份留给李光头;李兰在上海住院,宋凡平被关,宋刚不仅学会了做饭、洗衣服,还尽力照顾着李光头;即使因为李光头的过失,导致宋凡平悲惨的结局,他也能以一种宽容和理解来看待,始终珍视兄弟间的亲情。在这里,余华在其小说中对苦难的叙述虽然依旧,但对人性的表达却趋于复杂:残酷中渗透温情,苦难逼视着人性中的宽容与善良。即使是《在细雨中呼喊》中粗暴的养父王立强,但其对儿子孙光林却保持着一份真诚,李秀英更是对孙光林的诚实和善良品质保持着无条件的信任,就连好朋友苏宇也给予他充分的理解和帮助。带着悲悯的情怀回到现实,回到底层,回到生命本质的存在,是余华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如他自己所说。“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变得平易近人,正在逐渐地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不知道是时代在变化,还是人在变化,我现在更喜欢活生生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情感,我认为文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他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并且将这样的情感彻底地表达出来。”[9]“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10]对人性探寻作为余华小说创作贯穿的主题,从试图在温婉中探寻高尚传统理想意义中的高尚、纯洁开始,到在暴力、残酷中对人性恶的揭示,到怀着同情和悲悯之心从苦难中淘洗人性的本质。通过在小说中一系列不断的书写与展示,余华最终完成了他对人性本质的构筑:并非单纯美好的高尚,但却充满着生命的坚韧与温情。

 

参考文献:

1]余华.第一宿舍[J].西湖,1983(1)

2]余华.我的一点点[J].北京文学,1985(5)

3]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09

4]张颐武.“人”的危机[J].读书,1998(12)

5]余华.虚伪的作品[M//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5

6]余华.新年第二天的文学对话[J].作家,1996(3)

7]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158)

8]余华.《活着》封底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9]余华.说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114

10]叶立文.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精神之旅———当代作家访谈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7

 

本文来源于:《宁夏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