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第七天》小说叙事及其伦理问题

摘要:在死无葬身之地的社会性伤痛悲剧与“死无葬身之地”的文学化温情梦境之间,余华小说《第七天》以简洁叙述、诗性想象与超然同情、直面现实促成其以轻带重、化繁为简的叙事法则,显示着独特的伦理意义。对《第七天》小说叙事的研究需要突破仅仅从素材角度评判其大众新闻植入特点,进一步审视其文学意义生成,关注其文本话语汇聚的小说人物、作者与读者多元主体对话所形成的文学伦理关系。

关键词:余华;《第七天》;死无葬身之地;叙事伦理

 

从冷峻客观的暴力叙事、人性解构到冷眼主观的亡灵叙事、幽冥重构,当代作家余华仍不失其创作的新锐,其小说叙事一直特立独行。以他者眼光之极冷,洞悉严酷生存世界,言说自我心肠之极悯,搭建温情人伦境界。在看似绝望的叙事中凸显人性关怀,在独特的叙事风格中蕴含鲜明的伦理呈现。自《活着》带来的力量与反思震撼文坛以来,经历《兄弟》的颠覆与重塑,其最新小说《第七天》成为这种叙事风格的经典代表。如果说《活着》《兄弟》是讲述存在,《第七天》则叙述死亡。无论是直面存在或死亡的叙事结构,都是在进行人性反思和伦理叩问,目的是关注人的当下存在意义。《第七天》作为余华多年积淀的新作,更彰显了创作理念的新追求与叙事风格的新探究。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①这是开篇的亡灵独行。“他问:‘那是什么地方?’我说:‘死无葬身之地’”②这是结尾的点题强化。在开篇与结尾,无意误用的是表示如蚊类幼虫肢体屈伸运动的“孑孓而行”一词,有意曲解的是表示死了没有地方埋葬的“死无葬身之地”一句。小说以“第七天”命名,但通篇讲述的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故事,集中描绘的是被称为“死无葬身之地”的境域。《第七天》的用语歧义与文题不符曾招致不少非议,尤其是大量植入的大众新闻更成为阅读者进入小说世界的障碍。进一步看,词语的误用与曲解应置于小说叙事话语整体之中进行理解,大众新闻的植入应纳入小说意义生成的伦理关系形态之中予以解析。

 

杨飞的赋名

如网络写手的《孑孓而行———清华四年半》误用“孑孓而行”一词描绘孑然而行的孤魂游走状态,此词语误用是记在《第七天》小说主人公杨飞的名下。《第七天》以亡灵杨飞的第一人称叙事结构全篇,以疏离的现实见闻、温馨的自我回忆与执着的亲情寻找共同构筑小说话语世界,是在生的欲望与死的安息之间游荡的亡灵世界。小说的叙述者一直思忖着应该找到生前最后的情景,竭力回返到记忆之路的尽头,重现自己的死亡时刻,探究死亡之原因。③

杨飞所见、所闻与所忆赋予其生存之名是死无葬身之地。那是杨飞以及伍超、刘梅等从生无立锥之地到死无葬身之地的困顿与艰难。生,地位卑贱、住居逼仄、尊严倍失;死,没有净身与整容,没有殓衣与骨灰盒,也没有墓地。杨飞所见、所闻与所忆的死无葬身之地是以死观生的间隔与疏离,其话语呈现的是轻浮漂荡的人世无常与艰难世事的轻描淡写。暴力拆迁的恐怖,由旁观亡灵听到的是笑谈被强拆吓跑而无处索赔的性欲;刑讯逼供的严酷,由亲历者死后说出的是因被倒吊而明白为什么眉毛长在眼睛上面的幽默。以死相拼的两人在那“死无葬身之地”反而亲密无间地下起棋来,究竟是仇敌和解还是相互宽恕?原来是生死的间隔阻止了一切,正是这种间隔使得两人的深仇大恨并没有伴随逝者逾越生与死的边境线,没有一起直入死亡之界。仇恨被永久地阻挡在了那个已经远远离去的世界里了。④

死无葬身之地的杨飞身心所系是摆脱孤独的男女爱情、呵护养子的非亲之爱与遗忘孤苦的亡灵友情。这游荡在生的欲望与死的安息之间的亡灵,遇见了念念不忘的前妻,得到了死亡前妻的匆匆抚摸;找到了生死相依的养父,感到了永别的抚摸、重逢的抚摸,看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眼泪,听到了乳母的声声呼唤。在亡灵的回味中,乳母呼唤的声音里有着遥远的亲切,那种记忆深处的亲切让人温馨难忘;在游魂的倾听中,那一遍又一遍的声音仿佛夜莺的歌声,波浪一样荡漾而来令人痴醉。⑤正是这种感觉让杨飞获得一种死亡存在的意义。

死无葬身之地的杨飞最终找到的是被称为“死无葬身之地”的所在,没有墓地埋葬的亡灵们在此找到了同伴。“我感到自己像一棵回到森林的树,一滴回到河流的水,一粒回到泥土的尘埃……我们坐在静默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是为了感受我们不是一个,而是一群。”⑥死无葬身之地的现实化故事转变为“死无葬身之地”的文学性情境。在这叫死无葬身之地的世界中,水在流淌、草木茂盛、青草遍地、树枝上挂满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一个个心脏的模样,而且它们也以心脏跳动的节奏在风中抖动。⑦小说《第七天》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奇特的想象世界,在那里有很多游魂在走来走去,氛围温馨和谐,尽管那是一些只剩下骨骼的骷髅般的人和一些还有肉体的人。死无葬身之地并非如十八层地狱般的可怕和血腥。

从社会生活事件到文学话语世界,“死无葬身之地”的命名所实现的是愤怒诅咒、沉痛悲恸向怜悯同情、呵护祝福的转化。苦难生存之重在“死无葬身之地”中以死亡平等而消解,所谓的“死无葬身之地”就是死亡之后没有埋葬的人聚集的地方。可是在这个死亡世界并没有人的高低之分,也无贫贱富贵之别;既无悲伤也没痛苦,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的仇与恨,因为在这里人人死而平等、公平无争。⑧在杨飞的世界中“有墓地的得到安息,没墓地的得到永生。”⑨

小说《第七天》在杨飞的话语世界嵌入的有鼠妹的心酸哭诉与甜蜜记忆,有伍超的伤心忏悔与幸福回忆,还有热门新闻的反讽转述,卖肾买墓的零度描述……杨飞的话语世界交织着多重语调,“斑驳陆离,虚无又真实。”⑩正如余华强调所有的叙述理由都是来自死无葬身之地。11多重语调述说的《第七天》充满斑驳陆离的隔世记忆,有人性之丑和社会不公,有落寞感受与伤感叹息,还有诗意的描绘与零度的刻写,透露出悲悯与祝福。

 

余华的署名

杨飞的话语世界是写上余华名字的所谓“虚伪的作品”的虚构之作,余华的署名推动着《第七天》向余华写作史的意义还原。对于小说《第七天》,余华强调自己1980年代至今的作品里的因素都包含这篇小说之中,认为其是一部最能够代表自己全部风格的小说。12

1987年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青春初旅与2013年最新作《第七天》的亡灵独行,其叙述者身份与叙述语调有变,不变的余华作品要素是第一人称叙事。余华在《活着》中就特别阐明了用福贵第一人称叙述,使得小说中福贵的讲述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和讲述。而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则是强化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也就仅仅成为一个苦难叙事中的幸存者而已。13余华强调第一人称叙述的选择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他宣称《活着》里的福贵就让“我”相信:生活都是属于每一个人自我的个体存在与感受,它不属于他者的视角,也非任何别人的看法,唯有自我。14余华的第一人称叙事自觉源于多年的写作发现,他强调当自己在发现小说人物的自我声音和思想个性之后,作者就不应该再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再是一个只管发号施令的叙述者,作者的身份就开始转化成为文本中的一个叙述者,与作品人物一起感同身受,并成为生活的忠实的叙述记录者。只有这样的写作会让作者觉得十分美好,因为作为一个叙述者,作者能够时常看到和感受小说人物的生活,并且可以时时听到作品人物基于自我环境和境遇而发出的声音。这才是真切的,而不是作者生硬地强加给他们的声音,他们自己说出来的话都是个性化的存在,这种“众声喧哗”就比作者规定他们说出来的声音显得更加确切、真实和美妙。15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第七天》,第一人称叙事的简洁流畅与诗化想象成为余华作品的标志,但这相同叙述形式与话语特征的余华作品却有着不同的深层结构。《十八岁出门远行》等前期作品“有关世界结构的一个叙事标志就是对常理的破坏。”16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现实一种》等前期作品显示的写作之态正是余华所说的:他不再相信有关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普通常识,正是这种对生活常识的怀疑导致了余华对社会另类现实的关注和重视,从而直接诱发了余华创作中关于社会混乱和现实暴力的种种极端化的想法。17

但是这并不表明《第七天》就是仅仅关于混乱和暴力的极端化书写,正好相反,这部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却是一种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的温情关怀,这种风格在余华的写作史上是从小说《活着》开始并延续下来的一种传统。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余华从一个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的愤怒和冷漠的作家逐渐转变为一个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的写作者。余华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所肩负的使命,那就是要寻找到人生的真理。这种真理是排斥外在道德判断的一种真理,应该具有一种超越性。所以,他强调作家的创作不是单纯的发泄,不是仅仅控诉现实抑或揭露黑暗,因为生活本来就有善恶并存,作家所做的应该是向人们展示高尚。当然,他所阐述的高尚并不是那种一味单纯的美好,而是感受生活、经历人生后的一种超越,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处之,无论美丑还是善恶都应该是平等视之、一视同仁,这就是用同情的目光来看待世界。18所以在主人公七天的行走中,读者感受到了善良和纯真的温暖力量,这当中既有夫妻之情也有父爱、友谊以及爱情、宽恕等等。

破坏世界常理与超然同情世界的不同写作思维,共同指向余华追求的文学真实。“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这种传统更为接近现代,也就是说使小说这个过去的形式更为接近现在。这种接近现在的努力将具体体现在叙述方式、语言和结构、时间和人物的处理上,就是如何寻求最为真实的表现形式。”19余华强调《第七天》无论是被视为怪诞小说还是荒诞小说,其实这种创作的指向性都是为了尽可能快地抵达生活现实,而不是循规蹈矩一步步慢慢地抵达现实。为了使小说更接近现在、更接近真实,余华《第七天》追求的怪诞书写在细节上往往比写实小说更加讲究。因为他强调除了细节真实性以外,有时候还需要增加一些具有差异性的东西。20

“一旦说书人(作者)提供了某个细节,听众(读者)才有了想象的方向。细节因之而显示了想象的两个不同层次;其一是透过文本‘还原’(其实是‘重塑’)世界的能力,其二是‘解释’(其实是‘创造’)那个经由‘还原/重塑’出来的世界的能力。”21余华以读者熟悉的事件作为背景,把当下的中国现实描述出来,激发读者思绪贴近当下世界;书写骨骼人手持树叶捧水追求合情合理的细节真实;更以颠覆死无葬身之地的含义,把现实事件用倒影的方式素描出来,引导读者解释与创造世界。

余华在《文学中的现实》提及的跳楼死亡事件中牛仔裤崩裂的细节,被写入到《第七天》刘梅跳楼情节中。余华强调牛仔裤崩裂的细节使跳楼事件一下子变得与众不同,变得更加触目惊心,变得更加令人难忘,其陌生化方式让人一下子读到了“文学中的现实。”22从现实生活和历史事件中脱颖而出的“文学的现实”,是强调对世界的感知的“不确定的叙述语言”建立起来的。《第七天》按照叙述的节奏书写,拆解与重组用“确定的大众语言”来强调对世界判断的大众新闻故事;同时以想象和洞察完美结合的骨骼人形象,建构余华文学中的现实。

置于余华不断生长的作品系列与持续膨胀的理论话语系统,余华追求的是从死无葬身之地的角度,让读者熟悉的事件作为背景出现在《第七天》里。其力图在不长的篇幅里,把2011年的今天中国现实描述出来。23包含着前期简洁叙述、诗性想象与后期超然同情世界、直面当下现实等要素的《第七天》,其最能够代表余华小说全部风格的正是以轻带重、化繁为简的小说叙事。有论者关注到《第七天》是一部故意采用“浅尝辄止”写法的长篇小说,这是一种“轻现实”的创作态度,强调余华写作是故意尝试着用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面对当前这种难以处理的现实社会。24以轻带重、化繁为简的轻简叙事有着独特的伦理意义。正如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所言“文学是一种存在的功能,追求轻松是对生活沉重感的反应。”25从一个死者的角度来描写现实世界的叙述距离,形成了《第七天》叙说现实的既近又远的方式。把现实事件用倒影的方式素描出来,余华以轻带重、化繁为简的叙事形成了轻与重牵连、繁与简交织的话语空间。

余华在《第七天》中把八次个人死亡和三次集体死亡的故事安置在七天找寻与回忆之中是一种化繁为简,这种简化设置又有着繁复意蕴的导引。小说以“七天”为结构单元,有着人死之后“头七”返家探视的中国民间传说意义可能;命名为“第七天”又隐含着小说叙事的西方宗教意义启示空间。《第七天》扉页引用《旧约·创世纪》“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这种解释框架的设置是从《兄弟》开始的余华写作新式标签,其在《兄弟》后记里就引用耶稣所言:“你们要走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放置在余华写作历史之中,《第七天》是余华捕捉那不可知现实的新写作方向。他认为文学所表达的仅仅只是一些大众的经验时,其自身的革命便无法避免。因此,扭曲、颠覆死无葬身之地的日常性语义与大众化意义,《第七天》兑现着余华的写作承诺:“在我今后的作品中,我希望自己的写作会更有意义,我所说的意义是写出拥有灵魂和希望的作品。”26

 

读者的释名

最烂的小说!最好的小说!这是不同读者给《第七天》的评价,其所获臭名或美名显示着余华小说价值的被选择与被阐释。无论吹毛求疵者的求全责备,还是阿谀奉承者的溢美捧杀,或许论说者们急于自我的价值判断而疏于体会《第七天》在死无葬身之地的社会性沉痛悲剧与“死无葬身之地”的文学化温情梦境之间的话语世界。审视其文学意义生成,需要关注其文本话语汇聚的多元主体对话所形成的文学伦理关系。

聚焦在语言特色与细节想象、题材创新性与主题深刻性等方面的论争,论者各以诗性与真实、媚世与平庸等等术语来解读《第七天》,其实质是阅读者诠释杨飞、理解余华与表达自我的话语冒险。小说扉言引用《旧约·创世纪》并以此确立书名,对余华写作所呈现的新标志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有论者认为《第七天》的引文与命名“与小说的主题或寓意无本质联系,甚至存在严重的不相符合。”27另有论者却认为引文与命名彰显“《第七天》是一部安息日的悲歌,在上帝缺席的时候,爱是我们唯一存在的理由。”28两种观点都能自圆其说,其解读差异来自于书名、引文与正文三层级要素所搭建的文学作品空白,生成于不同阅读者的意义视阈与身处之境。认为《第七天》中创世纪的语境与小说的主题或寓意严重不符,是郜元宝忧虑中国小说家断章取义式引用西方经典而缺乏一个稳定文化传统的依托;认为《第七天》是意味深长的安息日的悲歌或时代的亡灵书,是张清华在医院探视、陪护重病父亲而读之欲哭无泪与心潮难平,是其感悟价值崩溃、信仰空缺的现实社会语境激发《第七天》以荒诞代真实的宗教感。“任何一个可以相对分离出来的独立语境本身其实都必然只是另一表述或者另一文本,一个其本身也处于某种语境之中的表述或者文本。这就是说,一个语境本身的理解亦要求语境。所以,任何语境本身都不可能完满。‘语境’没有‘止境’。其次,如果没有脱离特定语境而读的可能性,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阅读。”29也许从来没有任何语境能够完全阻止一个表述或者一个文本越出自己本来的语言和意义的边境,正如卡勒所言意义由语境限定、但语境没有限定。

更进一步看,故事中的杨飞、写作中的余华与阅读中的读者是不同维度上的话语主体,“死无葬身之地”一句的语义就在这三维方向生成意义。以死观生的杨飞,讲述死无葬身之地所表达的是无动于衷、无能为力的麻木与冷漠。捕捉灵魂和希望的余华,书写死无葬身之地所颠覆的是大众固化的语义内涵,所颠倒的是社会悲剧与文学梦境的相互映照。置身荒诞现实的读者,阅读死无葬身之地所理解的是诅咒、伤痛、怨恨的主观化感觉。杨飞的话语式旁观、余华的艺术型直观、读者的现实化主观,共同构建了《第七天》死无葬身之地的意义场,彰显着培根式的所思:“死亡还具有一种作用,就是它能够消除尘世的种种困扰,打开荣誉和赞美的大门”。30沿着“细节”“怪诞”“不确定性”“象征”等等余华理论话语,重建写作人生中的文学,阅读者可以寻找到余华文学世界的不同意义脉络。沿着“孑孓而行”“死无葬身之地”“虚无混沌”“安息”等等《第七天》话语叙述,重塑怪诞小说中的人生,阅读者可以清理自我世界的多样生存图景。

卡夫卡把写作的桌子比作普罗克拉斯提斯铁床。“卡夫卡的矛盾核心即在于此:不写作(处理一个以认识自己为中心的世界)无以存在,写作却(不是锯短就是拉长地)扭曲了世界。”31换句话说,“小说不应该是现实的索引图,即使是,也只能是一幅非常不清楚、不准确的索引图。在那混沌茫昧的地带,作者戏弄读者,而读者则于小说中测验了自己对世界的信任能力。”32写作者与阅读者对世界的信任能力需要在小说文本中被测验,把一切问题强行纳入一种单一视角的写作与阅读,就如普罗克拉斯提斯铁床。

余华体验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33他继续去发现与创造汉语的力量,正如其所言“从死无葬身之地这么一个谁死了都不愿意去的地方,一个咒骂人的地方,我把它的含义颠覆了,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把现实事件用倒影的方式素描出来。”瑑瑤因为在他看来,作家不是拥有单一解释与信仰理论的神父。作家的职责不是布道,而是去发现一切可以使语言生辉的事物。34因此“死无葬身之地”并非安息之死,而是希望之地。

余华倾力于“死无葬身之地”词语与意义的发现与创造,此“死无葬身之地”式的余华语词,又牵连着“安息”等等在经典文化意义场中浸润的语词,也引出了“孑孓而行”等在网络文化中流行的酷语。小说中的“安息”“死无葬身之地”“孑孓而行”三个词似乎代表了文化经典渊源、作家个体创造与网络大众流行的语义引申与意义拓展的三个不同方向,《第七天》小说本身也就成了大众文化、经典文化等多重文化交汇的话语空间。

更进一步说,小说人物、作者与读者的多元主体在《第七天》小说文本的话语场遭遇,这种遭遇也是多重自我在书写与被写、阅读与被读中的重逢。死无葬身之地故事的伦理主题在余华以轻带重、化繁为简的叙事话语中激发与转化,在阅读者的倾听与重述中生成与变幻。文学写作与文学阅读应该置身多元主体对话场中倾听他者的声音,获取自我的重生与内心的重建。这就是《第七天》意义生成的文学伦理关系所在。

 

注释:

[1][2][3][4][5][6]]7[[8][9][10]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第225页,第16页,第143页,第165页,第164页,第126页,第225页,第155页,第126页。

[11][12][20][23][24][34]《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学术研讨会纪要》,《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

[13]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14]余华:《活着》,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5][26]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第115页。

[16][17][18]余华:《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余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3页,第428页,第445-446页。

[19]余华:《虚伪的作品》,载洪治纲编《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52页。

[21][31][32]张大春:《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页,第30页,第183页。

[22]余华:《文学中的现实》,载洪治纲编《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25][意]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27]郜元宝:《不乏感动,不无遗憾———评余华〈第七天〉》,《文学报》2013年6月27日。

[28]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研讨会》,http://iwc.bnu.edu.cn/hdzx/61422.html.

[29]伍晓明:《有(与)存在:通过“存在”而重读中国传统之“形而上”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30][英]培根:《培根论人生》,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33][35]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第155页。

 

本文来源于:《当代文坛》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