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飞:“别有用心”论余华

    在物质狂欢、众声喧哗的当下,一本学术著作在出版十年后还能修订再版已属不易,更难得的是,它让许多读者至今惦记和欢喜,甚至读起来依然激动不已,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余华论》正是这样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正是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王达敏教授。在“修订版序”中,作者极其坦诚地说道:“我出版过十来本书,这本书不是我运思最多、用力最勤的书,却是为我带来声誉最广的书。那是在放松状态下写的书,思力和笔力到位,后来做课题,兴趣要伺候种种规约、要求,再难出现全程放松的状态了。”无功利之诉求,有身心之放松,无课题规约之束缚,有思力笔力之到位,就这样,《余华论》“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如果说最初确是“无心”,那么,一旦动起笔来可就是“别有用心”了。这“用心”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随问题意识不断追问,创新研究方法和形式。王达敏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余华又是其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二人“相遇”自是必然,问题在于以何种方式进行“对话”。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便跻身中国先锋小说家的行列,多年来余华研究持续升温,《余华评传》等诸多研究著作和文章层出不穷。在此情形下,王达敏则另辟蹊径,在研究方法和形式上实现了独特创新。首先,他放弃了面面俱到的研究方法,而是在问题意识的不断追问中展开深入细致的阐释和论述,对余华近20年来的代表作品(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等)乃至小说序跋等,进行了逐步深入的历史考察和深度解析,形成了一个由问题、观点和论述组织起来的逻辑结构,实现了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刻意求新,而是在仔细忖度了研究对象特点之后的有意选择。在他看来,余华小说不以宏博厚重见长,但灵悟通透,叙事单纯,语义丰富且具有张力,而这种以问题的前行和深入为推动力的研究,恰恰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和排他性,从而使研究对象获得更集中、更明确的揭示。

  除专论外,该书的第二部分《余华中短篇小说解读》则是余华论的另一种形式。这20篇或长或短、举重若轻的随笔,选择余华中短篇小说中难读难解或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一一解读,学中有文,文中有学,学理与文理兼备,仿佛正餐之后的甜点,尝起来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二是坚持以文本为中心和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只有回归文本、独立判断,才可能摆脱各种观念预设,打开文本无限丰富广阔的意义空间,做出深度阐释和合理评判。毫无疑问,王达敏是深谙此道的。

  比如在在《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许三观卖血记〉批评之批评》《民间中国的命运叙事——论余华的先锋小说和长篇小说〈活着〉》这两篇文章中,作者对普遍流行的认为《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是叙写苦难主题的观点进行批评,并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许三观卖血记》是苦难交响曲,其主题/母题主要是叙写苦难,而《活着》和余华1986-1992年创作的先锋小说则是命运交响曲,它们反复渲染苦难和命运,其主题/母题主要是叙写命运”。这一紧扣文本的批判性观点,抓住和揭示了余华小说的根本,因而是彻底的,独到的,令人信服的,尤其是他对《兄弟》直言不讳、入木三分的批评,充分体现了一个优秀批评家所应具备的“才、胆、识、力”。总之,这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本体阐释”有效避免了“强制阐释”的可能,既准确传达了批评家的艺术发现,又保证了批评行为的严肃性、客观性和有效性。

  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别有用心”,《余华论》才脱颖而出成为畅销书、长销书,在余华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余华研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独特贡献,具有相当大的文学效应和社会效应。在最近出版的批评集《批评的窄门》中,王达敏自称是一个“以文字为生”的“手艺人”,在我看来,这个说法是谦逊而意味深长的。“以文字为生”,意味着一位学者、批评家对文学矢志不渝的真诚和热爱,对文学研究和批评的精益求精与生命情怀。《余华论》让我们欣赏到这个“手艺人”是如何得心应手地施展这门精湛“手艺”的,而这种几十年如一日追求“活要做得漂亮”的精神理念,不正是“工匠精神”的内涵所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