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的早年阅读与初期创作及其关系

摘要:余华早期的创作与其个人的阅读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早年主要受到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及民间文学的影响,因而其作品也呈现出一种传统的风格。但因阅读范围的局限性,余华创作中的审美层次和思想深度都未能触及到传统的高度,其尝试在现在看来都并不成功。在其初期创作与“先锋”时期作品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余华创作历程的关键转折在于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接受,这在打开他视阈的同时,也成就了他写作上的巨大飞跃。

关键词:余华;早年阅读;初期创作

 

余华研究中,“先锋”“转型”“回归”是“关键词”。一般认为,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创作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不仅有着浓厚的先锋意味,彰显出先锋文学的成就,而且也确立了作家自身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90年代之后,余华转向长篇小说的写作,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三部作品,在内容上更贴近现实生活,更重故事情节和细节真实,被认为是向现实和传统回归;2005年,余华出版长篇小说《兄弟》上部,其创作风格再一次发生变化,转向对历史和现实的直面书写,追求“史诗”效果。这种风格层面的转变一直延续到2013年出版的《第七天》,被评论界称作是余华的第二次转型。

相应地,余华迄今为止的创作被划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先锋”中短篇小说为一时期,90年代三个长篇为一时期,新世纪以来为一时期。这个划分大致来说是成立的,但笔者认为,余华的创作还有一个被忽略的时期,那就是早期创作,时间上大致可以从1983年初开始(这一年余华在《西湖》第1期发表“处女作”《第一宿舍》),到1987年初结束,即余华在《北京文学》第1期发表他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止,前后约4年。这一时期,作家一共发表了12篇短篇小说。

应该说,将余华这一时期的作品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阈,对于理解作家本人以及当代文学史都是非常重要的。回头重读余华早年发表的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和后来的先锋小说以及长篇小说有极大的不同。余华早期小说为何呈现出这样一种风格,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阅读,余华早年的阅读和他早期的创作之间具有对应关系。本文主要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和先锋派作家在80年代表露出的“影响的焦虑”不同,余华近来发表的《阅读的故事》一文较为系统地回忆了自己最初的阅读经历。尽管作家在文章一开头就使用了一个有意味的修辞,意识到自己笔下的个人记忆可能仅仅只是一种筛选过后的故事“版本”,其“个人史”也仅仅只是一种立足于当下思考框架的书写。但不可否认,正是这样的经验构成了我们理解余华创作的基点,也正是这样新鲜的记忆为我们打开了抵达历史现场的通道。

少年时的余华虽然非常热爱文学甚至迷恋文学,也很有文学的天赋,但他的阅读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他曾多次提及《艳阳天》《金光大道》《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1]等作品,但也坦承:“这样的阅读在我后来的生活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没有读到情感,也没有读到人物,就是故事好像也没有读到,读到的只是用枯燥乏味的方式在讲述阶级斗争。”2]比起这些作品来,余华更喜欢的是《毛泽东选集》里的注释,并且如发现“新大陆”一般如饥似渴地阅读其中的故事。事实上,1973年之后,中国文学作品已经很多了,除了部分外国文学作品、古代文学作品以及现代文学作品、十七年文学作品“解禁”重新出版以外,当时有大量的新作品产生,但囿于作家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浙江海盐度过的,那样一个时代,海盐又是一个小县城,即使是县图书馆,其图书也是很有限的,文学图书更是有限。所以可以想见,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余华不可能读很多文学作品。与此同时,他所读作品的思想范围、艺术品味、审美层次等可以说也是相当局限的。

在文娱生活匮乏、精神消遣方式单调的年代里,余华的阅读兴趣却是高涨的。“我开始阅读一些被称为‘毒草’的小说。这些逃脱了焚毁命运的文学幸存者,开始在我们中间悄悄流传。”2]面对一书难求的《茶花女》,余华和同伴采取的策略竟然是连夜“手抄”;面对那些破损的书籍,余华甚至开始了自己的“再创作”,试想故事最终的多种可能性,“我记得自己读到的第一部外国小说前后都少了几十页,我一直不知道作者是谁,书名是什么。一直到我二十多岁以后,买了一册莫泊桑的《一生》,才知道这就是自己当初第一次读到的那本外国小说。”3]在那样一个年代,勤奋和想象力是余华唯一能采取的弥补缺憾的方式。

可以说,即便当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被解禁之后,文学爱好者对书籍的需求也不能被满足。余华真正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并且读好的文学作品是进入青年之后,时间应该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大约是在二十岁的时候,我的阅读经历才真正开始,当时我喜爱文学,而且准备写作,就去阅读很多文学著作。那是十九年前的事,当时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被介绍进来,以及很多中国的现代和古典文学作品重新出版,还有文学杂志的不断复刊和创刊。”3]在书籍蜂拥而至的年代里,余华的选择是不读文学杂志,而是去读文学经典,特别是外国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如杰克·伦敦的作品、雨果的作品、约翰·堂恩的作品、契诃夫的作品等。而经典作家中,对余华早期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川端康成,他不断购买、阅读、模仿其作品。换句话说,他的作品是余华80年代初期读外国经典文学所达到的最大的高度。

除了阅读时代文学、经典文学以外,余华的文学经验还来自民间,比如阅读“大字报”和家中的生理书。余华说:“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1]当时的大字报具有双重的意义:在政治层面上,它仍指向批判。但在生活的层面上,它描述了一种生活经验和感受,尤其是“文革”后期的大字报已经不自觉地暴露出一种欲望萌动的现实,余华提及的“偷情”场景和生理书产生的效果是相似的,即都是把人从一种革命话语中拉回到了日常话语之中;而在文学的层面上,它是一种虚构和想象的训练,是一种叙述和讲故事的训练,所以它给余华带来阅读上的愉悦,同时也教授他如何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如何把生活经验转化成一种叙述的力量。

在这些“版本”中,我们可以发现,作家的阅读史与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步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往昔辛酸的阅读经历在今天的视野中俨然成为了一种对宝贵的阅读激情的追忆,但不可掩盖的却是曾经的缺失和无可挽回的贫瘠。余华最初所阅读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大字报,还是时代文学,还是外国经典文学,归纳起来都可以说是“传统”文学,在创作方法上不外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等,最“前卫”的作家是川端康成,在文学史上,川端康成被称为“新感觉派”,不过是感觉上相对于当时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来说比较先锋而已,余华的感觉是非常准确的:“无数事实拥出经验,在作家目光之前摇晃,这意味着某种形式即将诞生。川端的目光显然是宽阔和悠长的。”4]再加上多愁善感的情调和深表同情的叙事,所以余华甚为迷恋,以致多年沉浸其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建立在这样一种阅读基础上的余华写作,当然也是相对传统的,甚至有些“文革”小说的“遗风”。

 

余华1980年开始“创作”意义上的写作,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是《第一宿舍》(载《西湖》1983年第1期)。在此之前,他大概写作了四、五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虽然偶尔会迸出一些不错的句子,但总体上属于“作文”范畴,有较多的错别字。

《第一宿舍》虽然是短篇小说,但篇幅比较长,共11节,一万多字,对于初学写作的余华来说,驾驭这么长的“文章”其实是有难度的。从总体上看,小说风格前后并不一致,前半部分有些故作轻松和俏皮,有点小幽默,而后半部分则有点伤感。它讲述的是发生在宿舍中的日常琐事,但实际上读者无法感受到严格的故事架构和内理,虽然安排了实习医生“我”、军医小林、“陕西人”和毕建国这四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都显得非常刻意和人为。小说的主题也非常主流,写一个好人好事的故事。在刻画人物形象上,“陕西人”比较脸谱化;“我”是一个“中间人”形象,有些自私自利,但本质上是善良之人,是可以感化之人;小说着力刻画好人毕建国形象,但很难说是成功的,因为毕建国的言行缺乏充分的生活逻辑。小说虽然发表在“头条”,但其实乏善可陈,编辑在“编后”中说小说“题材并不新鲜”“主题也算不上深刻”“焦点人物毕建国尚欠丰满、厚实”,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

之后,余华又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主要有:

“威尼斯”牙齿店》,《西湖》1983年第8期。

《鸽子,鸽子》,《青春》1983年第12期。

《星星》,《北京文学》1984年第1期。

《竹女》,《北京文学》1984年第3期。

《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北京文学》1984年第4期。《甜甜的葡萄》,《小说天地》1984年第4期。

《男儿有泪不轻弹》,《东海》1984年第5期。

《老师》,《北京文学》1986年第3期。

《三个女人一个夜晚》,《萌芽》1986年第1期。

《回忆》,《文学青年》1986年第7期。

《看海去》,《北京文学》1986年第5期。

这些作品,余华都没有收进他的小说集子里去,有些羞于见人的意思,也可见余华对它们的不满意。事实上,这些作品虽然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细部描写等,但总体上属于学习和模仿,关键在于模仿的是传统经典,在思想方式和主题上都具有传统的特点,缺乏超越性。比如《“威尼斯”牙齿店》,小说的篇幅也比较长,近万字,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秀水村的地方,秀水村位于三县交界,风景秀丽,民风朴实,但却因为一个牙医老金的到来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文革”时期,牙医带来五个红卫兵,绑架当地的实力人物阿王,导致阿王的死亡。小说的结尾,阿王的养女小宝不仅没有报复老金,反而爱上了老金,接受了落难的老金,终成眷属。小说写了四个人物,有特征,但很难说有性格。特别是小说最后的爱情故事,没有任何铺贴,没有任何基础,实在不能让人理解。小说这样结局,纯粹是作家的主观意志,即我想怎么写是我的自由。可以说,小说是传统的模式,但却没有达到传统小说的高度。

在余华的创作道路上,《星星》是一篇重要的作品,它可以说是改变余华人生命运的一篇小说,余华在各种文章中多次讲到这篇小说的发表过程及其对他本人的意义。但现在回头看这篇小说,它其实也是传统的,小说写一个叫星星的小男孩执着地学习小提琴并取得成功的故事,小说很抒情,没有什么故事,仍然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主,并且相对集中,单就人物性格刻画来说,这篇小说应该是成功的,星星外在聪明、活泼,内在执拗、忧伤,很有“张力”。小说的色调也很阳光,具有励志性质,传达的是“正能量”。但总体上,这篇小说在传统的意义上没有什么突破。放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当时主流的眼光和评价标准来看,这是一篇不错的小说,所以它发表在头条,并且获得了当年度《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

《鸽子,鸽子》也是一篇近万字的小说,小说写两个20岁的眼科进修医生在海边散步时邂逅一位“溜”鸽子女孩的故事,但小说与其说是写了一个“故事”,还不如说是书写了一种情愫,一种说不明白的青春的萌动。不论是叙述的方式上,还是情调上,都明显是学习甚至可以说是模仿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等小说。余华曾经说:“一九八二年在浙江宁波甬江江畔一座破旧公寓里,我最初读到川端康成的作品,是他的《伊豆的舞女》。那次偶然的阅读,导致我一年之后正式开始了写作,和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六年春天的对川端的忠贞不渝。那段时间我阅读了译为汉语的所有川端作品。”4]对于一位作家来说,这样的热爱自然而然会在自己的笔端流露。《鸽子,鸽子》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可以说有一些新的因素,比如它对青春忧伤的表达,诗性化或者说散文化的写法,语言上的感觉冲击力等,都显示出一种清新之气,但小说的不成熟也是非常明显的。小说多余的东西比较多,比如开头用较大篇幅描写“我”对

海的喜欢,似乎是为了渲染后文中“我”到海边散步以及喜欢“斜视眼”女孩,但这样的安排是否有其必要性却让人颇为怀疑。小说开头用很多篇幅描写“我”和小左的兄弟情谊,似乎是为后文书写两人都暗恋上女孩而“兄弟反目”作衬托或铺垫,但其实并没有达成应有的效果。小说中“收音机”的故事完全多余,缺乏表现力。但另一方面,小说有时必要的交待又不够,小左对“我”的情谊没来由,一支烟就让小左“臣服”似过于夸张。“我”和小左夜晚在沙滩上“搬石头”,显得做作,不自然,也许现实生活中有这种事发生,但小说写出来显得很不真实,显得生硬、突兀。小说最后一句话是:“亲爱的读者,当那两只鸽子向茫茫天际飞去的时候,也把这个故事带走了”显得多余。小说中的两只鸽子,一只灰色的,一只白色的,似隐喻“我”和小左,但很不恰当。总的来说,很多故事和细节都过于平常,很难给人深刻的印象,小说“味”不够。

《竹女》是余华早期创作中一篇非常优秀的短篇小说,不合80年代小说的主流,但今天看来,它恰恰承接五四文学传统,对人情、人性和人类之爱的表现,超越了那个时代。小说师承沈从文、汪曾祺一路,在手法上充分借鉴和学习川端康成,小说没有什么情节或故事,主要是抒情,感觉描写很细腻,很诗化,语言表达富于情感,比如:“开始起风了,静静的湖面荡起了波浪,竹女与鱼儿睡在船舱里,好似睡在微微晃动的秋千里。水浪有节奏地拍打着小船,和着这两人均匀的呼吸声,构成了这淡淡的、柔和的夜。两人都在做梦。鱼儿的梦是在水里游着,他梦见许多肥肥的鱼一起涌来,涌向他的鱼网。竹女的梦则是在天空里飞,如小鸟。”很优美,如童话般的笔法。语言也很简洁、形象,比如描写老渔夫夫妇之间没有多少话:“他们一天里说的话,远不如所捕的鱼多。”描写竹女和小鱼夫妇之间也是没有多少话:“他俩刚一认识,就好像已经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小说已经显示出余华后来小说的某种端倪:写苦难,特别是苦难后面的温情。竹女出生时就陷于苦难,逃难到小鱼家并嫁给小鱼并没有改变命运,仍然生活在贫穷和艰难之中,属于底层人,但她的心灵纯洁,物质上的贫乏并不妨碍她精神上的高贵,特别是婆媳之间的关爱怜惜,非常感人,也非常有情调。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小说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写作方法上,都没有什么突破,代表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短篇小说的整体风格和水平。小说结尾处出现的老人应该就是竹女的父亲,但婆婆竟没有认出来,最后老人黯然离去,这样安排虽然有了悲苦的效果,但并不真实,至少从阅读的角度来说,让人感觉很不自然。

《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是一篇相对精致的短篇小说,小说内容非常集中,用第三人称叙事写一位少女初恋的感觉,细腻、真切,少女情窦初开的情思写得很美。余华从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尽管最后的结局让人失望,但也不失为一种尝试。小说题材上过于狭小,有才气但不大气,缺乏社会意义,它揭示的似乎是:“少女的心像早晨的天空一样宁静,又像天空里的白云那样飘忽”,平淡却少了些许隽永。

《甜甜的葡萄》篇幅比较短,属于“儿童文学”,三千多字,写五岁的男孩刚刚被隔壁徐奶奶哄骗却最终感化徐奶奶的故事。徐奶奶家有一株葡萄树,结的葡萄紫红紫红的,让刚刚非常馋涎,但徐奶奶很小气,从来不欢迎刚刚到她家。有一天,徐奶奶突然和蔼起来,让刚刚帮她掏鸡粪作肥料,并且许诺葡萄成熟之后送给刚刚吃。刚刚很热情地积肥,葡萄长势很好,但葡萄成熟之后徐奶奶却违背诺言,对刚刚不再热情,并将他拒之于门外。后来,刚刚自己种了一棵葡萄树,徐奶奶的葡萄树则枯死了,刚刚的葡萄树结葡萄的时候,他首先摘了一篮送给徐奶奶,终于感化徐奶奶。小说实际上表现了诚信的问题,赞美了儿童不计前嫌、“以德报怨”的美好品质。小说中徐奶奶的葡萄枯死,刚刚的葡萄茁壮成长都似有喻意。小说发表之后被《儿童文学选刊》转载。这篇小说明显是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但作为传统小说,似让人有很多疑问,比如五岁的孩子是否会掏鸡粪?是否会种葡萄树?七岁的孩子是否会如此大方地把自己心爱的葡萄送给不友好的徐奶奶?这些都和真实的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小说描写刚刚过徐奶奶家门口的感受:“一种奇异的感情油然而升”,这也和一般儿童文学的笔法有很大的差异。

对于一个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来说,对于一个小县城的牙医来说,能够在三年的时间里在《北京文学》《文学青年》《青春》等重要文学期刊上发表十多篇作品,并且获奖,这是巨大的成功,但这样的成功显然不足以使余华在文学史上留名,假如余华一直沿着这种路数写下去,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摆脱牙医成为作家的梦想是没有问题的,逐渐获得一些地位和影响也是没有问题的,但那个余华肯定不能和现在的余华相提并论。

 

余华早期的小说虽然显示出才气,其作品放在整个8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环境中并不算差,但显然不能和《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等作品相比,不论是内容的深度,还是艺术形式的创新,二者都无法在同一个层面进行比较。初期的小说是传统小说,是现实主义的风格,在伤感的意义上又有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基本上是学习和模仿中国现代经典文学,包括十七年文学,承接五四传统,也学习和模仿西方文学,但基本上并未出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范畴,比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左拉、莫泊桑等人,最远的则是川端康成。而8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短篇小说则是“先锋”小说,是现代主义风格的小说,深受卡夫卡、博尔赫斯、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布鲁诺·舒尔茨、鲁尔福、海明威、三岛由纪夫、布尔加耶夫等人的影响。

时间上连续,但艺术风格上却断裂,前后在写作方式上,在艺术品味上,在思想深度上,在创新程度上都判若两人,这种创作现象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究其原因何在?樊星先生是比较早地评论余华小说的批评家,他当时提出一个问题:“《星星》与《现实一种》之间,有一道不可思议的鸿沟。余华是怎样跨过这道鸿沟的?从温馨到冷酷,作家怎样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走完了一段本来是十分漫长的旅程?在这‘突变’的后面,我们可以洞悉到怎样的时代心态变迁的轨迹?”5]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敏锐的,也是非常要害的。80年代末,由于余华很多个人的资料和文学观念还没有公开,先锋文学整体状况和发展脉络还没有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个问题可能还不十分明朗,但今天我们应该可以清楚而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了。

从某种象征意义上来说,《星星》与《现实一种》之间的“鸿沟”是传统与先锋之间的“鸿沟”,余华的“突变”可以概括为从传统向先锋的转变,这种转变有时代的原因,有个人喜好的原因,也与余华的天才有关,与他对文学变化感受的敏锐有关,但大量阅读和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则是最重要的原因。

艺术上从不成熟到成熟,作家的人生阅历、社会经验以及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的成长而更为丰富与深刻,当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它们不是根本的原因。1985年到1986年,余华的生活并没有大的变化,仍然生活在海盐,在县文化馆工作。1987年2月,余华曾短暂地到北京鲁迅文学院培训4个月,但这个培训对他的创作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此时的他已经完成写作的转型,已经写出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导致余华创作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是他的阅读,余华多次描述阅读卡夫卡的小说对他的震撼,当然还有博尔赫斯等人,正是这种阅读改变了他对文学的基本观念,也改变了他的文学写作方式。余华曾迷恋川端康成,但后来他发觉成了一种限制:“那个时候,我正在努力地学习川端的一些方式,可越写到最后我心里越难受,就是呼吸都困难,有一种越写越找不到自己应该写什么的时候的感觉是最难受的。”6]52而正是因为阅读卡夫卡等现代主义小说,才让他突破川端康成的局限而进入了另外一个天地。

余华后来写了很多文学随笔,记录他的阅读感受,也表达和说明了他的文学观念,特别是文学观念的变化,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创作背后的文学理念。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也能够从一个侧面发现余华最初的文学观念以及写作方式等。比如他说:“当我写作《世事如烟》时,其结构已经放弃了对事实框架的模仿。表面上看为了表现更多的事实,使世界能够尽可能呈现纷繁的状态,我采用了并置、错位的结构方式。但实质上。我有关世界结构的思考已经确立,并开始脱离现状世界提供的现实依据。我发现了世界里一个无法眼见的整体的存在,在这个整体里,世界自身的规律也开始清晰起来。”7]也可以说,余华初期的写作中,他实际上是按照“事实框架”来结构小说,比如《看海去》,这是余华初期创作最短的一篇小说,只有不到2000字,但却是余华初期创作中结构最精致的一篇小说,采用对比的方法写作:小时候我和哥哥被关在家里,非常寂寞,向父亲提出去看海,父亲答应带我们去看海,但却因为工作忙,一再拖延,后来去了,父亲急着要回去,我们则一再哀求:“再待一会吧。”现在我们长大了,父母变老了,父母常常提出要去海边玩玩,我们答应去,但却都很忙,屡屡把日子往后推,最后去了,父母很高兴,当我们说:“回去吧。”父母总是说:“再待一会。”小说完全是按照生活的样子来写的,表达的是对人生的感悟和哲思。就表达主题来说,小说虽然很短,但其实还有一些多余的东西,而这种“多余”,显然与传统小说满足于对“生活”的反映有关。

余华后来多次谈“文学现实”与“生活现实”,“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区别,他认为,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进入文学作品的,只有那些富于诗性的现实才可以进入文学作品,同样,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就是真实的,相反,虚伪的生活可以是更高层次的真实。比如他说:“我要说的不是一列火车从窗前经过,不是某一个人在河边散步,不是秋天来了树叶就掉了,当然这样的情景时常出现在文学的叙述里,问题是我们是否记住了这些情景?当火车经过以后不再回到我们的阅读里,当河边散步的人走远后立刻被遗忘,当树叶掉下来读者无动于衷的现实。”8]也就是说,他认为只有那些诗性的瞬间,具有文学意味的生活才可以进入文学。但余华的这个认识是在他大量的阅读以及写作实践的基础上逐渐获得的。余华初期小说很多都具有“实录”性,于作家本人来说,都是有生活来源的,都是有人物原型和故事原本的,表面上很忠实于现实生活,但实际上读起来让人感觉很别扭、不自然,实实在在的生活反而显得很“虚伪”,反过来,先锋时期的中短篇小说明显是和生活形态有差距的,但却显得很真实、很自然,这正是艺术上巨大的进步。

余华先锋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就是对暴力和血腥的表现,当然还有苦难。但我们读余华早期的小说,我们看到的却是好人好事、多愁善感、一点生活的小哲思,还有童年的趣味,都是一些日常小事,比如《老师》,很像鲁迅的《滕野先生》,不过是记录了老师的一些琐事,没有故事和情节,虽然很感人,但它实在很难说是一篇小说。小说中有这样的句子:“老师常替我缝补衣服,每次老师替我补了衣服,我都是兴高采烈地跑回家,让妈妈看,可妈妈总是很平常地说一声:‘知道了。’那时我心里很委屈,觉得妈妈这样是不对的。”读来总感觉有点矫揉造作,也许是“小说”的需要,反不及散文自然。为什么余华初期创作都是“人之常情”这样一些题材和主题,这当然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人之常情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认为,余华之所以热心地写这些题材和主题,主要还是受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也深受传统文学写作方式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要坚守传统的文学观念、坚持传统的文学写作方式,就必然会关注这些生活,表达这些生活,并且以实录的方式写作

这些生活。余华说:“人家作品里多愁善感很好的一些东西,写到我这儿大概就有点恶心了,我就没这种东西,所以把握不好。”6]52

余华人生经历中,更有文学性的生活还是暴力、血腥和苦难,“‘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毕业。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9]还有儿时在医院里的见闻,既具有个人生活的独特性,又具有时代性。但在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中,它们却被余华视而不见,也无法进入他的写作,正是新的文学和写作方式激活余华青少年时期关于暴力、血腥和死亡的记忆,从而开辟了其创作的全新的道路。

总之,余华初期创作很不成功,这种不成功与传统的文学观念和传统的写作方式有很大的关系,而这种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主要来源于他的阅读,少年时期的余华和初学写作时期的余华,所读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这种阅读限制了他的观念,也限制了他的写作方式,所以他只能写出这种传统的文学作品。只有阅读了卡夫卡、博尔赫斯等现代主义文学之后,余华的文学观念才发生了巨变,写作方式也发生了转型,从而写出了一系列先锋性的中短篇小说。

 

注释:

①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拙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阅读与余华创作的先锋转向》,《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余华.最初的岁月[M]//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64.

2]余华.阅读的故事[J].收获,2016(2):44-53.

3]余华.谈谈我的阅读[M]//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06.

4]余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M]//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91.

5]樊星.人性恶的证明———余华小说论(1984-1988)[C]//王金胜,胡建玲.余华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55.

6]余华.小说的世界[M]//余华.说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7]余华.虚伪的作品[M]//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169.

8]余华.文学中的现实[M]//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44.

9]余华.一个记忆回来了[M]//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4

 

本文来源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