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时代转折与命运重复

以改革开放为界,余华的《兄弟》被分割为上下两部,“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之间的时间跨度被悄然抹去。“快叙”产生的时间变形凸显出“改革开放”带给个人命运的巨大裂变,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似乎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上脱胎换骨,这显然是为了强调某个历史时刻的转折效应。李兰于小说上半部的结尾处去世,而小说的下半部则以宋钢祖父的死亡开场,宋家翁媳相继死去使小说保持叙述的惯性,小人物的“死亡”同时也在暗示旧时代的落幕和属于李光头、宋钢和林红们的时代的正式揭幕。宋钢埋葬祖父后相隔多年再次与李光头见面时,小说还特地叮嘱读者注意:“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改革开放开始了。”①为了达成情节突变的叙事效果,作者有意压缩了历史时间的进度。小说“后记”中的一段话颇为引人注目,它生动地诠释了“结束”和“开始”背后的叙事意味:“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②“时代”的概念“总是被理解为一种临界点和间歇期”,指的是“一种时间划分,即通过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与社会关系的质变来表明起讫时间”,③时常意味着社会的历史转型。欧洲虽然被作为中国时代转型的镜像,但余华的重心并不在于二者的相似性,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短促与剧烈才是他强调的重点。余华给小说中涉及的两个时代下了重词,“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以及“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繁复的修辞几乎淹没了“日常生活”的平淡,但小说人物的命运却仍旧根植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发生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掌控了《兄弟》的叙述结构,主宰了它的人物命运,渗透入其空间肌理,成为这部小说系列问题产生的源泉,以及小说实质意义上的主角。

探讨社会转型时代的演变、断裂或延续是许多学科的热门话题。近两百年来,一八四○、一九一九、一九三七、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等年份在历史教科书和日常文献中被频繁提及,这些时间点被确定为历史的标杆,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经过众多学科的话语修辞后,这些时间点所承载的意义明显溢出历史本身。因此,社会时间的性质并不相同,布罗代尔认为:“并不只存在一种简单节奏的社会时间,而只存在具有千万种速度、频率的社会时间,这种时间与编年史家新闻记载体式的时间、与传统史学的时间毫无共同之处。”钟表上时间刻度的划分只是一种理想,被社会各类话语转述后,时间褪去其机械形象而变得精彩纷呈。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就是对时间的人文化解释,这个概念在学术操作上主要针对超过一百年的历史深层变化,适用于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及自然生态的演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动。它包含“结构”与“事件”的对立思维,由此提醒人们从事件看历史时期分割之外,还可以从更久远的时间跨度总结历史变迁的具体规律。从主流的角度看,进入文学书写的中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转型并不习惯“长时段”的视野,人们更津津乐道于这次转型的深度、烈度、广度,断裂是其中的关键词。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社会运行模式和民众日常生活伦理观念的巨变,成为众多新时期以来小说的书写癖好。无论是否被文学史接纳,大量的文学作品都认同当代社会转型的分量:这个时期的社会发展方向、组织结构、运行方式、价值伦理,包括百姓的日常观念世界,都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完全不同。对这一历史转折的文学体验,伴随着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启蒙主义、现实主义等思潮的涨落,一直持续到当下,提供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之外的转型期表达方式。尽管这批作品在主题、形式、风格、立场上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文学史还是将它们归纳为围绕“现代化”的时代主题的各种维度的展开,以及对于社会大转型不同层面的思考。有文学史考察认为,“现代化”的宏大主题与不和谐的美学感觉的重合与分离,构成了阐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史的双重曲线。文学一方面与其他学科一样认可时代的宏大主题,一方面又试图以独特的美学形式表达对时代主题的特殊感悟。不过,无论是怎样的美感表达、文化情绪或价值立场,都强调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社会转型的重要性。文学的审美往往是在这个大前提下表现出适度的叛逆。

尽管对社会转型的到来饱含期盼,但作家们还是对社会转型的能量缺乏足够的估计。许多作家试图把握社会转型的深层原因,却又习惯性地将探索途中遭遇的问题归结为社会转型本身,问题与解释常常形成自噬其尾的长蛇。相比于《古船》式的执著思考,大多数文学作品更愿意停留在对转型期的现象描绘与情绪表达的层面上。不同于图表数据、田野调查、逻辑推理,文学的常用方式是借助叙事来描述时代变化的深广,表达自身的价值立场,或者打造某种特定的美学风格。绝大多数作品的价值来源于社会转型的巨大能量本身,它们无意也无法呈现出对社会转型的问题意识与探究深度。也正因为如此,一些专业性的文学评论对《兄弟》的态度远不如市场商业话语那么热情澎湃:《兄弟》不过是将两个反差极大的时代并置,用极度夸张的叙述风格将人类的许多本能做了放大处理而已。社会状态的巨大差异、小人物和小家庭的悲欢离合、风格粗鄙的民间文化因素、极致化的叙述口吻,构成了《兄弟》文本细读的主体内容。然而,《兄弟》呈现的绝非仅是如此。《兄弟》描绘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大转型,表面上与当代文学中流行的“八十年代叙事”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强调时代的断裂感、金钱的巨大能量,以及道德与利益之间的冲突等,但是,《兄弟》上、下部所展示的社会结构表明,大时代的社会转型同样保留了大量不变的观念与思想,个人的价值观、身份认同、性格命运并不一定随着时代转型而发生变化。可以说,《兄弟》颠覆了隐藏在许多新时期小说中“新时代”的叙述装置。

李光头、宋钢、林红,以及赵诗人、刘作家、苏妈、小关剪刀、余拔牙、童铁匠、王冰棍等各色人等的悲欢喜乐,构成了刘镇的社会转型历史。不难注意到,许多人物都以他们的“生计”行当命名,这种人物称谓方式有两种用途:第一,具体的个人可以作为某个群体的代码,他们的人生轨迹组成了社会众生相;第二,这些人物的职业序列横跨两个时代,这些旧有的职业形式在新时代可能产生诸多变化。职业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而一个人或是两代人的身份状态将提供审视社会转型的细节。余华在小说的后记中认为,李光头与宋钢这对兄弟连接起两个疯狂的时代,“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⑥通过“裂变”和“爆发”两词的重复,余华意在强调人物不可遏制的命运波澜。可是,小说意图往往超越了作者的写作预期,以李光头和宋钢为代表的小说人物并没有完全遵守余华的安排,作家的自白并不可靠。“《兄弟》的大多数人物始终如一。遭受了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后,李光头和宋钢既没有变得更聪明、更刚烈,也没有变得更颓废、更软弱。”⑦也就是说,人物的性格模式从一开始就板上钉钉了。《兄弟》中大量的文本细节将支持这样的观点:在不同的层面上,《兄弟》中的人物命运都不受时代社会转型支配,表现出重复性与既定性,但这人物命运的“不变”与时代的“巨变”既相互拒斥又相互表述,人物命运的既定性深藏于纷繁流动的时代表象之中。《兄弟》对命运重复性与既定性的呈现也因此与其他主题的文本得以区分: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中,尹雪艳的不老不是青春长驻,而是死亡的永恒。

个人命运与时代的社会转型脱钩,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苏妈。苏妈永远保持着旁观抹泪的姿态,无论社会变迁如何翻天覆地,她始终难以进入他人的视野。作为旁观者的她没有成为他人的旁观对象,这自然导致苏妈形象的美感缺失。和苏妈一起曾参股李光头的商业赌博的童铁匠、余拔牙、王冰棍都富得流油,小关剪刀在漂泊中日渐困顿,而苏妈没有变化。财力时常作为社会转型中个人变迁的重要指标,财力的基本不变也是苏妈置身时代之外的象征。出门拼搏而无所收获的小关剪刀将自己之前的慷慨激昂和现在的落魄飘零归结为命运,“小关剪刀苦笑着说,他在刘镇是磨刀,出来以后是卖刀,一辈子都是‘刀’命”。“这都是命,你我的命里没有钱财”,“我爸爸经常说,命里只有八斗米,走遍天下不满升”。⑧小关剪刀的自我人生总结同样与社会转型的逻辑格格不入,和苏妈一起,这两个人物成为“不富”的类型。社会转型产生的大量机遇没有青睐苏妈和小关剪刀这样的人物,尽管统计学能为改革开放之后居民人均财富的迅速增加提供翔实的数据,但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的财富增长远远不能与李光头、童铁匠之流比肩,也就无法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成为身份感的重要指标,可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绝非朝夕可变。社会转型塑造了许多时代英雄,苏妈、小关剪刀则成为经济层面的弱者,他们的手艺未能提供一种身份荣耀。手艺的重要性被贬低,手艺之外的赚钱之道更有力地塑造了人物的新身份。虽然身份评价的标准在社会转型期发生了变化,但苏妈们的命运远没有产生显变。

刘作家、赵诗人、宋钢、林红等人社会转型前后的命运表明:时代巨变能大幅改变个体的经济状况与生活境遇,但很难改变个人的身份属性。原名刘成功的刘作家与原名赵胜利的赵诗人游荡在“文革”时期刘镇的大街小巷,赵诗人从粪池蹲坑中揪出李光头后,偶遇的刘作家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和赵诗人一同押解李光头游街的行列,小说的开场点明二人的人品与趣味,也暗示他们潜在的不自知的身份意识。中学时代的刘成功与赵胜利围绕在长头发青年孙伟的周围,欺辱远比他们弱小的李光头和宋钢,一旦孙伟被“文革”意识形态判为异端,二人立刻弃之而去。文学热兴起时,刘作家嫉妒宋钢的文学才能,自恃文学成功人士的身份痛骂宋钢。李光头发迹之后,刘作家借机献媚,赵诗人对此妒火中烧且与刘作家当众翻脸。刘作家因准确捕捉李光头的癖好而升任“刘新闻”,接任李光头总裁之职后也未忘记奚落赵诗人。赵诗人的反击精确概括了此二人的特性:“一个出卖灵魂的人”。⑨种种情节清晰地勾勒出了二者的固有人格,文字能力并没有涤荡灵魂,反而成为他们获利的工具。刘、赵二人的区别,不过是一个“做稳了奴隶”,而另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社会转型使他们的生活在八十年代后走向两个极端,但二人的身份属性并没有差别。与此类似的是林红,“屁股”替代了人本身成为林红的标志,这样的出场意味深长地将林红固定为欲望的对象。“文革”中林红是李光头等一干男性的性幻想符号,开放时代她则是李光头的情妇和暗娼店的鸨母。宋钢无论在“文革”中还是在改革开放时代,都是一个善良老实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角色,得不到他者的身份认同。他的职业在不断变化,余华甚至为他专门安排了夸张的变性情节,但宋钢终归被死死按在社会悲惨的底层。

《兄弟》中唯一实现命运掌控和身份变迁的只有李光头,他成为贯穿两个时代的轴心人物,肩负着欲望、命运与意义的诸多问题。背负道德污点的“拖油瓶”、全镇闻名的小色棍、精明得惹人爱恨交织的“小王八蛋”、地主的儿子,在社会转型的时代巨变中成为“刘镇的GDP”。李光头致富后迅速当选人大代表,推动了城镇空间的重组与社会风气的变化,其实际影响力与控制力已经超过县长陶青,刘镇也在群众的口碑中变更为“李光头镇”。李光头与苏妈、刘作家、赵诗人等不同的是,他的“不变”不在于生活状态、经济状况或身份属性的层面上,李光头的“不变”在于他始终是自身本能欲望的产物,是个彻底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在潜意识之本能的掌控下,李光头以其本能与利益的有效性满足为唯一标准,对其他事物的感觉迟钝。遭林红拒绝之后将自己阉割,是“唯一不符合李光头性格真实的细节”。李光头自认“爱钱爱才爱女人”,“爱才”是为“爱钱”服务的,而“爱女人”则指性欲的发泄而非爱情的真挚,对钱财和女性的渴望构成了李光头充沛的内在驱动力。“文革”时代尚未成年的李光头已经本能地在女厕所里偷看屁股,并将此经历交换了五十六碗阳春面,八十年代之后的李光头更加自如地实现财与色之间的转化。刚接触媒体,李光头就能“在回答记者关于爱情的问题时,总是巧妙地把话题转到他的生意上”,并且声泪俱下地“大声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党和政府”。11声泪俱下的情感只是李光头伪饰人生的利器,欲望才是他最真实的性格底色。李光头“不变”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他没有高于欲望的精神需求。满足于原欲之外,他没有能力也从不会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对于李光头来说,反思或者思考是过于沉重的任务———致富以后的他尤其喜欢“直来直往”。躯体的快感和占有的满足感终究不可避免地迅速减弱,这是逻辑的必然。李光头和林红度过疯狂的三个月后,“突然觉得没有新鲜感了”,就预示着李光头“人间生活”的即将结束,宋钢之死只是将情节链条补充完整而已,“上天”象征着李光头已经丧失了对地上生活世界的兴趣。

改革开放路线的确定以及“十二大”之后城市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提速,使得现实关怀和政治参与热情成为文学表达的时代潮流,这其中自然包含着社会憧憬:“新时期”的到来意味着“旧时代”的结束,以及包括个人在内的社会群体命运的改善。但历史并非能如此简单地用某个时间点一分为二。《兄弟》除了展示社会转型中个人命运的重复性与既定性,还呈现出“旧时代”里诸多社会观念与意识的遗留。“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托克维尔的法国大革命研究指出,被宣告结束的时代与制度往往在新时代的心灵里重生:“一七八九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础却留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在这基础上,它才能突然间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为坚固。”12历史的轮回感对进步史观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新时期”的先天优越感在一点点地消褪。《兄弟》展示了“新时期”与旧时代的诸多牵连:两代人身份的遗传与命运的承继,群体无意识的场景再现,传统价值理念的重复强调。

身份的代际遗传与命运的承继,在苏妈与苏妹之间充分体现出来。苏妹和苏妹的女儿两代人“失父”,“父亲”角色的空缺虽然是个小概率事件,其性质却极为严重。苏妈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会在女儿身上重现”,而群众则预测,这个“女婴长大成人后,也会和外婆、母亲一样,肚子神秘地大起来。群众老练地说:‘这就叫命运。’”13不可预知的神秘性强化了命运遗传的残酷。骗子周游回到苏妹身边填补了女婴生父的身份空白,不过这仅仅是肉身形式的回归,而精神的父亲仍旧缺失。小说通过苏妹之口揶揄道,“这个男人白天不吹牛,晚上不看韩剧,就会生不如死”,14“周游”和回归本就矛盾,尽管改名为“周不游”,周游“游戏人生”的态度依然通过吹牛上瘾的细节得以表现,而嗜好韩剧则说明这位父亲根本无意于承担其角色的责任。苏氏母女身份的代际遗传折射出新时期与旧时代某些社会生活观念与行为的一致性,男性的始乱终弃、离心背德是文学尤其是俗文学喜爱的传统命题,也是特定观念集体无意识的反映。和苏氏母女相比,宋凡平和宋钢这对父子之间的命运承继,更集中于表达特定的人格类型在新旧时代的共同境遇,宋钢继承了其父宋凡平的人品与性格,宋氏父子在小说中的人生轨迹也大多相似。宋钢与林红婚恋的甜蜜,不亚于宋凡平和李兰婚恋中的意气风发;宋钢离职谋生的经历,复制了宋凡平在被压迫与残害时的忍辱负重;宋凡平为不让妻儿多受欺辱而吞下放弃尊严的苦涩,同样,宋钢为给林红多攒点钱而接受丰胸的易性之耻;宋凡平心知必死却决意赴约去接李兰,宋钢死意已决之时仍挂念着林红的幸福。即使不用考虑余华在八十年代先锋实验中成名的死亡描写,读者也能容易找到宋氏父子在死亡细节上的惊人相似:肢体的残损和断折。这和这对父子内心的纯洁固守形成了对比,精神世界的完美似乎必然要用躯体的残缺作为代价。与孙伟父子相较,宋凡平父子近似的死亡结局跨越了两个时期,暗示着身份的遗传和命运的继承。

“围观”场景作为群体无意识频繁出现在小说中,也覆盖了小说着力表现的两个时代。宋凡平和李兰结婚时被围殴、宋凡平被杀、孙伟被杀、孙伟之母精神失常后裸身行走于刘镇上、“处美人大赛”中众多比基尼招摇过市,这些场景中都包含了津津有味的围观者。作为围观仪式之一的“游街”在小说的开头就已出现,刘、赵二人押着李光头游街三遍,之后宋凡平和李兰的婚礼是“游街式的婚礼”,而小说后半部的“处美人大赛”则是“游街”式观赏的高潮:“所有的人都挤在大街的两旁,所有的梧桐树上都像是爬满了猴子似的爬满了人,所有的电线杆都有男人在跳钢管舞,爬上去滑下来,再爬上去再滑下来。街道两旁所有的房屋的窗口上挤满了人,所有的楼顶站满了人。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也全跑出来了,他们说这次不出来饱一下眼福,下次的眼福就要千年等一回了。病人们也出来了,断腿的拄着拐杖,断手的吊着胳膊,正在输液的自己举着个瓶子,刚动了手术的也由亲友抬着架着,躺在板车里,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都出来啦。”跟在敞篷检阅车之后的拖拉机,“上面像是运送牲口似的塞满了人”。15围观被描绘成一个狂欢的世界,力比多的巨量分泌冲破了人格自尊的屏障,余华将旁观者拟化为动物,“猴子”和“牲口”令人想起鲁迅塑造的“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和“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的看客形象。宋凡平、李兰、孙伟和“处美人”参赛者的个人命运比照并不能反映历史趋势,历史改变的始终是人的生活状态而非灵魂,《兄弟》中行走的,大多数是令人生厌,却又日复一日地反复出现的旁观者。

纵贯两个时代的还有在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传统价值理念,这些表述见证了被时代转型的“断裂感”所掩埋的观念的延续性,即作为一般知识与思想的文化因素的稳定性。这些知识与思想“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16《兄弟》当中强调“因果报应”、依照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安排的人物命运关系等,都是中国传统小说喜用的文本形式和内容。因果报应观念的频繁出现,是小说力图表现其观念延续性的明证之一,它在宋凡平和宋钢这对父子的死亡前后集中出现。苏妈对帮助宋钢李光头兄弟将宋凡平尸体运回家中的陶青说“你会有善报的”,宋钢对苏妈、陶青、童铁匠都说过同样的话,当宋钢发现苏妈这样一个好人也被挂上大木牌批斗时,他再次对苏妈重复了“你会有善报的”这句话,而苏妈又将这句暖人心的话回赠给李兰母子三人。得知宋钢死讯后,李光头曾对自己和林红说,“我会有报应的,你也会有报应的”,而林红垂泪承认“我肯定会有报应”。感激、安慰、愧疚都是激发因果报应观念的源泉,认同因果报应观念实际上是对个体行为价值判断的折射,因果报应的必然性构成了现实生活中尚未实现的诉求的想象性补偿。宿命论则是因果说的另一种表现,小关剪刀的“刀命说”是对自身命运神秘而确定的解释,生命中的诸多可能性也因此被放弃。有小关剪刀的为生计奔波不已,也有童铁匠们的富得无聊。小说的题名“兄弟”暗示人物的二元对立关系将层出不穷:李光头和宋钢、宋凡平和刘山峰、李兰和林红、宋钢和林红、宋钢和周游、刘作家和赵诗人,以及李光头和童铁匠们、孙伟与宋钢兄弟和刘、赵二人等,二元结构中的人物特性与命运都有着鲜明的对应或互补关系。采用这种关系结构的小说,是对传统审美模式及其表现方式的尊重与延续。也可以说,《兄弟》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了两个时代的继承关系。

通过对人物命运的重复性与既定性,以及新旧时代内在联系的展示与强调,《兄弟》唤醒或说再次触及了启蒙之问:为何身为女性的李兰、林红、苏家母女都只能接受其被支配的地位?为何李兰口中“忠诚善良”、李光头眼里“忠厚倔强”、林红心中“世界上最善良的男人”的宋钢和他受到普遍尊重的父亲一样死于非命?为何以内心欲望为马首是瞻的人,总是能在不同的时代获得更好的生活境遇?为何刘作家赵诗人之流始终甘于和乐于承担傀儡的角色?为何每个时代都不乏大量以他人的苦难为乐的旁观者和欣赏者?这些文学式疑问在当代经济学或社会学的一堆表格与数据之外,发现了社会转型及社会进步的时代趋势之下许多令人不满的地方。作家自述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是伪装,时代境况的复制性才是这篇小说的叙事底色。熟悉鲁迅小说的人都不难记起阿Q、祥林嫂、子君、闰土、孔乙己等被大变动的时代所抛下的人物,以及他们身上所携带的问题和迷局,余华似乎将这些令人神伤的话题重新编排了一次。“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17《兄弟》展示出的社会“翻天覆地”表象之下不变的观念与命运,同样印证了这些问题在历史循环中的悬而未决。

《兄弟》的细节不乏对鲁迅启蒙之问的呼应,王冰棍因为不断复述余拔牙的政治传奇被人取了“祥林哥”的绰号———尽管此处的“祥林哥”已经沦为调侃的符号———小说本身也在不断地演示小人物的悲惨人生。宋凡平、李兰、宋钢、林红、小关剪刀,这些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祥林嫂”:被巨变的时代抛下,或成为逐渐被淡忘的谈资,或无声无息地湮没于日常的琐碎中。将这些人的悲惨、失意、落寞归结为自身的智商或情商不足显然过于粗糙,正如不能将祥林嫂和阿Q的命运视为简单的笑料。无论社会转型的时代断裂感如何强烈,“社会变迁从不是绝对的或完全的,它产生于大量相似背景中。许多人‘所做所想的,姑且不论个体差异,差不多都是重复过去的东西,而且长久如此,比一个人的一生还长’。即使最全面最激进的革命性变革,也不是无所不包,仍会有不少社会方面没有发生变化。”18这些并未发生变化的区域中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历史重负,它们佐证着启蒙的难度,以及人文批判精神在当下的不可或缺。《兄弟》展示两个时代的方式和场景,某种意义上续接了五四时代启蒙视角下的文学叙事。有研究《兄弟》的评论者认为,余华的“先锋性很强的小说的主要成就,是对‘文革’时代的残酷精神与反人性的痛切揭示,这是当代其他先锋作家根本不能企及的现实关怀与思想高度;同样,他的民间性很强的小说,在温情故事的外在形式下依然包裹着与现实处境不相容的反思立场,而不是一般的小人物的故事”19。然而,《兄弟》的反思也仅是停留于叙述的表层上,它并没有再次启动启蒙引擎的渴望。对欲望主题和叙述快感的沉溺,使《兄弟》的叙述隐藏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它一方面展示出时代变动中新旧社会的相似和小人物悲惨命运的历史轮回,另一方面又以充满戏谑意味的夸张叙述冲击并抚平了启蒙意识的焦虑。毋宁说,《兄弟》在启蒙和低俗的立场之间呈现出一副温和的调情面孔:潜意识中启蒙的焦虑和表象上欲望的狂欢,在难以自控的叙述中奇异地混合在一起。

《兄弟》是一个以“屁股”开头的故事,欲望主题在当代小说中并不显得多么异类:东西的《后悔录》开场就是一堆人围着两条性交的狗取乐。与《后悔录》逐渐将对欲望的压抑转移到话语对欲望的塑造所不同的是,《兄弟》沿着欲望叙述的大道尽情驰骋,不止一篇评论谈到了这部小说的粗鄙。李光头成为财色等欲望的粗鄙表达的代名词,从厕所、板凳、电线杆一直到所谓的“处美人”大赛,李光头的性欲就像平地上的流水般无孔不入;与此同步的是,李光头的财富也在痴人梦呓般的叙述中迅速膨胀。政府门口的垃圾堆积如山,这种场景本不可能出现在真实生活之中,而余华通过这种寓言化想象强调了致富欲望的合法性,当这种欲望超限时,也将对社会运作产生反作用。当然,荒诞感强烈的欲望叙述本身也变成一种景观展示,再次提供了欲望消费的空间与土壤,压抑并覆盖了潜藏的启蒙焦虑。将《兄弟》的叙述主题与“三言二拍”等中国古代小说相联系,很容易发现传统小说叙述主题的延续。《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开头的“李公子两题西江月”的故事,就是对欲望主题很好的概括:“饮酒不醉最为高,好色不乱乃英豪。无义之财君莫取,忍气饶人祸自消。”20从中不难看出对酒色财气的渴慕与节制。“晚明的欲望重估绝不仅仅是试图在一个以文化多元化为特征的时代里宣扬欲望至上……人们也从未如此敏锐地意识到欲望的复杂含义。所谓晚明的欲望解放……总是与对欲望的种种含义的深刻焦虑相伴随的。”21若从此意义上看,《兄弟》尚且无法达到晚明士人对欲望的认识深度,只是任由强大的力比多推动着李光头一路纵情,直至欲望的必然尽头。将一生苦难的异姓兄长的骨灰置于太空轨道上,成为李光头用以填补极度空虚感的道德安慰,宋钢的骨灰也是李光头欲望的灰烬。《兄弟》对于财色欲望终归于空虚的看法,也仅是重拾传统白话小说的牙慧而已,“三言二拍”同样可以提供大量的案例。展示欲望的快感,和对欲望快感的拟道德化戏谑,都是符合市场大众阅读惯性的路径选择,对于被排除在富人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广大民众而言,这样的叙述姿态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价值认同与虚幻的道德批判快感。市场时代的欲望叙述极易引起道德评判的反驳,然而单一视角的道德化评判又将轻易放过《兄弟》叙事的两面性与矛盾性,放过这个时代文学价值认同的共有困惑。在启蒙话题逐渐被边缘化的今日,作为现代性理性分支的启蒙无法回应现代性危机的说法广为流传,但不可否认的是,启蒙视角曾经打开的那些问题并没有结束。《兄弟》所塑造的时代与命运的重复再现了启蒙性视角,却以油滑和夸张回避了劈面迎来的经典问题,这无疑令人回味深长。

 

 

参考文献:

[1]余华:《兄弟》,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2]〔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第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408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4]南帆:《双重的解读———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描述》,《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

[5]南帆:《夸张的效果》,《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6]陈思和:《我对〈兄弟〉的解读》,《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7]〔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04110页,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第1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9]司马迁:《史记》,第13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波〕彼得·什托姆普卡:《社会变迁的社会学》,第57页,林聚任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冯梦龙:《警世通言》,第87页,长沙,岳麓书社,2012

[12]〔美〕黄卫总:《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第6页,张蕴爽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本文来源于:《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