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经典:如何认定,怎样判别

当代文学经典:如何认定,怎样判别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经典。那么,当代人有没有写出新的文学经典?答案可能见仁见智。我认为是有的。

2000916日,上海《文汇报》公布了由上海作协和《文汇报》联合发起组织的全国百名评论家推荐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的结果。最有影响的十位作家为:王安忆、余华、陈忠实、韩少功、史铁生、贾平凹、张炜、张承志、莫言、余秋雨。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为:王安忆的《长恨歌》、陈忠实的《白鹿原》、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张炜的《九月寓言》、张承志的《心灵史》、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余华的《活着》、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的《务虚笔记》。

十多年过去了,上述作家、作品仍然是文学界、读书界经常提到的重要作家、作品。其中有的作品已经具有了国际声誉(如余华的《活着》就曾经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4年由张艺谋导演拍成同名电影后,获法国戛纳第47届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主角奖、人道精神奖)。

不妨将这份答卷看作当代评论界在确认当代文学经典方面的一个标本。

不是说90年代是世俗化的年代么?可上述答卷中与世俗化思潮挨得上边的似乎只有《长恨歌》、《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而且,这些记录世俗人生的作品与“新写实”作家描绘“烦恼人生”“原生态”的作品在文学风格上显然也相去甚远。比起“新写实”小说来,《长恨歌》、《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无疑更富于沧桑感和哲理韵味。

由此想到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文章《书》。在那篇文章中,博尔赫斯指出了一个十分有趣又令人诧异的现象:“每个国家都由一本书来代表,或由著有许多书的作者来代表。”但“各国推选的代表其形象并不十分像这些国家”,“仿佛每个国家都想由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来代表,以补救自己的不足,弥补自己的缺陷”。例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英国作家的特点是寓意含蓄……而莎士比亚恰恰相反,他善于在比喻中运用夸张手法”),歌德之于德国(“德国……是一个值得尊敬,但极易狂热的国家,它恰恰选择了一个宽宏大度、并非狂热、国家的观念极其淡薄的人为其代表”),雨果之于法国(“雨果那层出不穷的比喻和华丽的辞藻表明他并不是典型的法国人”),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塞万提斯……是温和的、宽容的……他既无西班牙人的美德,也无西班牙人的恶习”)。①——除了对雨果的评论值得商榷以外(因为“华丽的辞藻”正好是法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余的评价都堪称不移之论。而在这样有趣的现象深处,蕴涵着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问题:经典与民族性、经典与时代精神,以及经典的特异性。

不错,经典首先是民族性的集中体现。就像《红楼梦》浓缩了中华民族的“色空观”和政治文化、家族文化、诗词文化,《阿 Q 正传》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胜利法”一样。但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又常常是十分丰富,十分复杂,甚至常常充满着悖论的。中国人既十分注重入世有为,又相当善于出世无为;英国人既讲究务实,也极富有幽默感和想象力;德国人一方面擅长沉思,另一方面也常常喷发出非理性的激情;法国人有浪漫、热情的美名,也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诸如此类,等等。因此,即使如同博尔赫斯发现的那样,在一个民族的一般文化品格与那个民族的经典作家之间,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地方,也不妨将那不尽一致之处看作民族性的另一面显现,倒不一定是出于“补救自己的不足,弥补自己的缺陷”的动机。

也就是说,经典可以是民族性的“另类”表达的结晶。

当然,经典还应该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既然它永远是时代的产物。但每个民族都曾经经历过黑暗的年代。在那些黑暗的年代里产生的,能集中体现黑暗年代的“时代精神”的著作(例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算不算那个时代的“经典”?一直到今天,希特勒的幽灵一直在作祟,就足以表明他那些疯狂、邪恶的“思想”仍阴魂未散。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中,法西斯主义仍然常常被疯狂的人们用作宣泄邪恶的武器。

另一方面,伟大的经典又常常并不一定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中。例如《红楼梦》就产生于封建末世。还有的伟大经典甚至产生在与时代环境格格不入的逆境中。例如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就产生在一个禁锢自由思想的环境中。对这一类现象,如何解释?也许只好以“天才之作是难以理喻的”之类神秘主义的思考去回答?

但至少,这些现象足以启示我们:经典之作有时具有超越时代的非凡生命力,甚至是逆时代浊流而动的伟大力量。当时代在喧哗与骚动中迷失了航向时,有独立的思想与人格的作家、学者是应该也可以与时代保持必要的距离,忠实于永恒的人文传统,真诚地面对自己的良知,面对历史的责任写作。这样,就产生了经典写作的“超时代性”。正是这种“超时代性”赋予了经典以永远的生命力。尽管,这种“超时代性”是需要时间去考验的。

对百位评论家推举的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也可作如是观:在一个世俗化浪潮汹涌澎湃,认为文学在失去了“轰动效应”以后已经变得“媚俗”起来的时代里,在一个电视、卡拉 OK、进口大片、电子游戏已经将文学的传统领地割去了大片山河的时代里,优秀的文学经典就很自然具有了“超时代性”。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无意因此贬低“新写实”小说的成就。在反映底层生活的卑微与无奈方面,在深入探讨人性的阴暗与可怕方面,在传达 1980 年代后期到 1990 年代中期一直膨胀的世俗化心态方面,“新写实”小说的成就有目共睹。何况余华也是从“新写实”的阵营中走出的。问题在于:为什么那么多有才华的“新写实”作家作品没能得到评论界的共同推崇?是因为评论界的标准过于保守?还是因为在“新写实”小说的琐碎、阴暗、冷漠、绝望的叙事风格与《长恨歌》、《白鹿原》、《马桥词典》、《许三观卖血记》、《九月寓言》、《文化苦旅》、《活着》的深厚文化底蕴、丰富文学意蕴以及《心灵史》、《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的崇高境界、壮丽风格之间,文学与人生境界的高低之分已经不言自明?“新写实”有“新写实”的经典。但那些经典与世界优秀文学和中国优秀文学的传统标准之间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在西方,与当代“新写实”风格最为接近的左拉的自然主义作品,也在恢弘的气势和悲悯的情怀方面明显胜过“新写实”一截。

我当然相信,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当代人的“新写实”自有自己的经典之席。但由于在文学与人生境界方面的先天不足,“新写实”的经典恐怕也很难与《白鹿原》、《马桥词典》、《心灵史》、《我与地坛》、《务虚笔记》这些人文底蕴深厚之作相提并论。因为,人类衡量优秀文学经典的标准是经过了千百年时间的淘洗,已经深深积淀在人类文化心理的深处的价值观念。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也不会使之发生什么变化。就如同在西方世界,虽然文学新潮日新月异,但评论界和普通读者的心理还是推崇古代和现代那些有口皆碑的名著一样。

真实地记录了当代人的世俗生活, 渲泄了当代人的烦恼情绪的“新写实”小说却没有得到评论界的重视,倒是充满了传统文化底蕴的另一部分作品受到了评论界的推崇,这对于我们重新估计经典的意义,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看来,在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年代里,在一个“杂语喧哗”的热闹世界上,人生境界的高下之分,文学境界的高低之别,还是判然有别的。这意味着,“后现代”抹平差异的思考至少在确认经典方面还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如何重新认识经典的意义,事实上便具有了重新估量人文传统的积极意义。

一边是“杂语喧哗”的“后现代”“狂欢”;一边是传统文学趣味和人生境界的恒定、常青。——这,正是我们时代的一大文化景观。这一景观正好成为“古典”、“现代与后现代”以及“永恒”三重价值尺度在当代文化格局中碰撞、较量的一个缩影。

然而,百名评论家推荐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的活动在新世纪没有继续。新世纪文学研究走过了十多年的岁月,不算短了。这些年里,涌现了一批评论界常常谈到的作品,例如铁凝的《大浴女》、阿来的《尘埃落定》、阎真的《沧浪之水》、张洁的《无字》、都梁的《亮剑》、阎连科的《受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格非的《人面桃花》、毕飞宇的《玉米》……这些作品,基本延续了1990年代长篇小说的精神品格:在精神上不断探索人性的奥秘,在文化上不断展示奇妙的风景,在文学上不断开拓新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由《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中文在线主办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经过“海选”,由专家与网友共同推出了十佳优秀作品:江南纪念大学生活的《此间的少年》,慕容雪村讲述都市白领生活悲喜剧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阿越想象一位当代大学生回到宋朝、推行改革的《新宋》,灰熊猫描绘明末历史悲剧的《窃明》,晴川的武侠小说《韦帅望的江湖》,烟雨江南的仙侠传奇《尘缘》,酒徒的隋末英雄传奇《家园》,老猪的魔幻传奇《紫川》,雪夜冰河讴歌一位现代农民英雄战斗历程的《无家》,还有叶听雨讲述一位底层青年奋斗经历的《脸谱》。这些堪称“网络文学十年”的经典吧。尽管,当代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远不止这十部。今何在的长篇小说《悟空传》曾获得过全国第二届网络大赛奖,一度被誉为“最佳网络文学”作品。邢育森生动描写“网虫”生活的《活得像个人样》、宁财神“戏说”武侠的搞笑之作《武林外传》、还有安妮宝贝富有“小资情调”的言情小说《莲花》……都非常好看,也非常有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提到的这些“网络文学”名作中,虽然也有《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活得像个人样》这样富有深刻社会内涵和文学功力的代表,但更多的还是“玄幻”、“穿越”、“戏说”的潮流,显示着网上写家的别有洞天——争先恐后逃向虚拟的世界,解构沉重的传统,在虚拟与戏说中狂欢。这,是“网络文学”的一大看点。

1998年,台湾作家痞子蔡(本名蔡智恒)在网络上发表了长篇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迅速传播了开来。一般将这一事件看作当代“网络文学”的起点。此后,大陆一批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紧紧跟上,在网络上发表了风格各异的作品。有专家认为:“网络文学侧重于娱乐性和休闲功能,文学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力降低。这一点利弊兼而有之。”“传统文学一直以关注现实生活为己任,而网络文学侧重于对幻想世界的描述。这也是新一代作家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作出的反应,潜藏着新的文学发展空间。网络文学是对作者发表、出版权的解放,实现了‘每个人都能成艺术家’的平民梦想,使文学写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同时也要注意网络写作标榜多元、对抗主流、疯狂复制、杂乱拼凑等问题对文学写作的耗散作用。”有统计表明:“自2000年以来,网络小说的出版量(总印数)每年大约以 25%的速度递增,全国大部分书城、书店都设置网络小说的专柜。”②

不是说文学应该“贴近生活”吗?可是,随着网络的发达,越来越多的网民选择了逃避现实、遁入虚拟的世界。早在“文革”乱世中,就有一批文学青年选择了远离狂热的“生活”,遁入“小圈子”,“躲进小楼成一统”,在读“蓝皮书”、“灰皮书”、写作、传播“地下文学”中,完成了自我启蒙。到了1980年代,尽管“新启蒙”的浪潮一度汹涌澎湃,可显然带有逃避现实精神特征的“武侠热”还是悄然扩散了开来。武侠小说,一向有“成年人的童话”之称。陈平原也曾在《我与武侠小说》一文中指出:“现实生活中,‘天下多有不平事,世上难遇有心人’;武侠小说(戏曲、诗文)中,却多的是‘拔剑谁无义,挥金却有仁’(汤显祖《紫钗记》)。批评此类作品‘欲以这种不可能的幻想,来宽慰了自己无希望的反抗的心理’(郑振铎《论武侠小说》),似乎是建立在一种‘反抗必有希望’的充满乐观主义的假设上。我则以为任何形式的‘胜利’,都不可能根本改变‘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这一局面,因而对‘幻想’对‘宽慰’的需求便永无止境。期待大侠的拯救,固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若以为命运真的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也显得过于虚妄?”③值得注意的是,从19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到1985年以后随着“现代派”虚无主义思潮与世俗化浪潮的冲击,文学的“主旋律”大起大落,可“武侠热”却从 1980 年代复兴以后一直长盛不衰——金庸的书长销不衰、武侠影视剧长盛不衰,更年轻的一批武侠作家也迅速成长了起来——步非烟、凤歌、沧月、小椴、孙晓、九把刀……④值得注意的还有,后来的“玄幻”、“穿越”文学中,都常常有武侠的身影。可见“武侠热”的影响多么深广!喜欢武侠小说的人越来越多,其阵容之不断壮大,已经远非“纯文学”的读者群可比。这一现象,是否足以表明渴望逃避现实的人越来越多?

只是,新一代武侠小说家的成就还远不能与金庸相提并论。尽管他们的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却还远远不能称作经典。如何写出新一代武侠小说的经典?对于他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当在网上的写作必须保证每天有大量的文字更新时,当这样的更新常常难以顾及作为经典作品应有的质量时,大多数网络文学作品常常成为过眼云烟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了。因为经典是需要认真的打磨的。

在一个多元化的年代里,恐怕难以产生万众公认的文学经典了。其实,就是那些显然已经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进入了文学经典殿堂的作家、作品,也常常受到了言之成理的质疑。例如王安石就看不起李白,曾云:“李白识见卑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⑤《红楼梦》是古典小说的经典,但陈独秀就不喜欢其“描写淫态”的品格。托尔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因为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作品充满了“不道德世界观”。⑥1980年代以前,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座次是“鲁郭茅巴老曹”。到了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迅猛崛起。于是到了1994年,在北师大教授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将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等9位小说家的作品收入,却把茅盾等剔除在外,并因此引发激烈争议;1995年,钱理群、吴晓东在《“分离”与“回归”——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的写作构想》⑦一文中将鲁迅、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冯至、穆旦认定为现代经典作家,再到2005年底,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国民阅读调查”中,“中国读者最喜爱的作家”前10名的顺序依次是:金庸、巴金、鲁迅、琼瑶、贾平凹、老舍、古龙、冰心、余秋雨和曹雪芹……不久,中学语文教育关于“鲁迅作品剔出中学课本”的争鸣也闹得沸沸扬扬,隐隐透出鲁迅的影响也在减弱的信号。一时间,杂语喧哗,各执一词。学界、读书界、传媒界因此也热闹非凡。

如此说来,在思想解放、文化多元的年代里,对经典的认定也难有公认之论。尽管如此,当代文学在文坛上不会留下没有经典的空白,却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吧。

对于有个性、有眼光的读书人、写作者,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书刊和充满喧哗的议论中去发现对于自己看世界、看人生的独到视野、找到自己从事写作的独特园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典,才是最重要的。

注释:

①博尔赫斯:《书》《,读书》1990年第1期。

②张晓然:《盘点走过十年的发展历程的中国新兴网络文学》,《新民晚报》2009518日。

③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④姜妍:《大陆新生代武侠作家们》,《新京报》2007515日。

⑤引自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⑥杨建明:《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作品让我感觉极度恶心》,《世界文化》2008年第7期。

⑦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1期。

本文源自:《小说评论》,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