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滋养下余华先锋精神的救赎

  要:余华的成长小说《兄弟》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在成长主体与主题方面具有同质性。此外,余华和海勒有着许多精神上的同源联系和契合点,黑色幽默成为余华对抗外部世界的方式。《兄弟》在黑色幽默观照下于荒诞中体现出人的生存困境,这是余华后期创作的审美追求,从中可以见出先锋精神的救赎。

关键词:福克纳;黑色幽默;余华;先锋精神;救赎

 

中国当代作家余华是在外国文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外国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对余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余华的创作经历了一个先锋时期,在缓解了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后,他必须对已颠覆的生活进行重构。福克纳注重人类精神家园的构建和黑色幽默的荒诞给了余华启示,渐渐融合形成一个共同的接受视野,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成长小说的创作的。在外国作家中,余华受福克纳和海勒的影响最深。笔者尝试探究《兄弟》和《喧哗与骚动》二者成长主体与主题的同质性;从黑色幽默层面探讨海勒对余华的影响,揭示《兄弟》在黑色幽默观照下的生存困境,于荒诞中见出先锋精神的救赎。

一、主体的同质性

福克纳曾说:“作家按自己最熟悉的人物进行描写……他写的是人,用的是他了解的材料,用的是手边的工具。”[1]P456)人物才是作家描写的核心。余华从福克纳那里看到了文学最生动的图景,叙述主体在小说中抽身隐退,还原了现实生活中人的复杂生存场景。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和余华的《兄弟》都表现出主体的同质性。

(一)父亲的缺席与孩子的盲目成长

《喧哗与骚动》和《兄弟》两部小说都表现了父亲的隐退,对孩子而言,父爱是缺失的,这导致主人公的成长缺乏正确的引导。

在《喧哗与骚动》中,作为一家之长的康普生先生是一个律师,但他从不接洽业务,整天醉醺醺的,发些愤世嫉俗的空论,他把悲观的情绪传染给了大儿子昆丁。昆丁从父亲那里得不到关爱,从母亲那里也同样得不到应有的温情,母亲整天抱怨,整个家庭弥漫着颓败、悲观的情绪。康普生在子女的成长教育方面严重失职,没有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正确的引导。因此,在这个古板高傲/规矩极多的大家庭里出现了浪荡的子女,比如凯蒂,她与男子幽会,有了身孕,不得不与另一男子结婚,婚后被丈夫发现隐情,惨遭抛弃。她只得把私生女小昆丁寄养在母亲家,康普生太太的冷漠与杰生的残酷使小昆丁无法在这个家里呆下去,家庭对子女毫无温暖可言。

在《兄弟》中,刘山峰在儿子李光头还未出世时因在厕所偷看女人而掉入粪池死亡,由于缺少父亲的教育,后来,儿子也因偷窥女人被抓,母亲李兰对此深感屈辱、愤怒、痛心,却又无可奈何。李光头在长条凳子上、电线杆上摩擦自己的身体,性意识开始萌动和觉醒,但又无法言说,这成为成长小说中主体成长无法绕过的一环。

无论是《喧哗与骚动》中的康普生,还是《兄弟》中的刘山峰,他们都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即使是宋凡平,也在给予兄弟二人短暂的父爱后死亡,导致孩子的盲目成长,

(二)成长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成长的代价均是痛苦,两部作品中死亡和暴力无处不在。《喧哗与骚动》生动地勾画了一幅南方庄园主家庭没落颓败的图景,康普生先生愤世嫉俗,悲观失望;他的太太整天无病呻吟,矫揉造作,折磨着全家人的神经。女儿凯蒂倡导独立自主,试图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厌恶南方旧传统,并做出了一系列离经叛道的事,直到与南方旧传统彻底决裂。南方过去的信仰瓦解了大儿子昆丁固守的世界,新规则又是他不愿接受的,他在现实与过去之间备受煎熬,无力改变现实却又极其骄傲,最后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二儿子杰生抛弃了旧的价值标准,成了一个势利鬼和复仇狂。小儿子班吉是个白痴,没有任何思想能力。

在《兄弟》中,主体的成长同样充满了无奈、屈辱和困扰,李光头从出生起就得不到父爱;厕所偷窥事件发生后,母亲对他无可奈何;成长过程中他吃了很多苦头,经历了饥饿、穷困、打骂,等等;在爱情道路上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有追到林红,有钱后他得到了无数女人,却始终得不到真爱;占有林红也是欲望使然,最后因为宋钢的死,他和林红也成了陌路。宋钢下岗后陷入了节节败退的境地,无论怎样抗争,他都无法改变自己窘迫的处境。林红慎重地选择爱情,然而她的选择却让自己陷入了不堪和疯狂的境地。她起初非常厌恶李光头,嫁给了宋钢,后来,在生活压力下,她成为李光头的情人。宋钢卧轨自杀后,她意识到自己爱的还是宋钢,她在爱情道路上阴差阳错的选择和爱而不得令人遗憾。《喧哗与骚动》和《兄弟》两部作品均探索了人内心的痛苦与存在境遇。

(二)主题的同质性——欲望与死亡

《喧哗与骚动》再现了内战后南方康普生家庭里几个孩子的生活轨迹和人生态度,和《兄弟》一样,两部作品都蕴含着社会巨变以及人们在社会变化中的真实生存状态和内心焦灼的挣扎,体现了主题的同质性。

(一)性意识的萌发:成长的生理因素

《喧哗与骚动》中充满了大肆的欲望书写,昆丁形容凯蒂“干吗非得像个黑女人那样在草地里在土沟里在丛林里躲在黑黝黝的树丛里犯贱呢”,“只要一想到那丛树便仿佛听见了耳语声秘密的波浪涌来,闻到了袒裸的皮肉下热血在跳动的声音”[2]P279)。迪尔西那条长裙“无精打采地从她双肩上耷拉下来,滑过她那对松垂的乳房,在她突出的腹部处绷紧。然后又松了开来,再往下又微微胀起,原来她在里面穿了好几条内裤。”[2]P153)余华在《兄弟》中尽情书写作为肉欲符号的“屁股”,“满世界都是女人的光屁股晃来晃去”。小说这样描写林红的屁股:“圆的就像是卷起来一样,紧绷的皮肤让他看见了上面微微突出的尾骨。”[3]P352

(二)死亡无处不在:成长的社会推动

死亡是一种存在的极限。《喧哗与骚动》与死亡联系密切,死亡预示着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家族的轰然倒塌。凯蒂的离经叛道让昆丁彻底绝望,最后他以死亡来逃避现实,他的精神状态处于极度亢奋之中,却又无法承受失去之苦痛,只能以自杀寻求解脱。表面上,他是为妹妹而死,实际上则是为家族穷途末路而亡。福克纳的作品像手术刀似的狠狠刺向南方的痼疾,这不是政治、经济上的,而是精神、心理状态上的痼疾。在他的笔下,死亡成为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兄弟》中死亡的人不计其数,刘山峰、宋凡平及其父亲、孙伟及其父亲、李兰、宋钢等。在众多的死亡中,对死亡的感受和审视是面对死亡的必经之路。宋钢卧在铁轨上感到自己“看到了光……而且变幻莫测”,火车快驶来时,他惊喜地“看见了一只海鸟……他临终的眼睛里留下的最后景象,就是一只孤零零的海鸟飞翔在万花齐放里”[3]P590)。宋钢的死亡充满了对光明的无限渴望。海德格尔认为,对死亡的感知可以触及最根本的存在,因为“在他人死去之际,可以经验到一种引人注目的存在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被规定为一个存在者从此在的(或生命的)存在方式转变为不存在。”[4]P286)宋钢死前充满了对人世的无限眷恋、对美好生活的渴慕,他看到了象征自由和美好的海鸟,然而海鸟是虚幻的,是死者经验到的存在现象。

如果说宋钢的死是体验死亡,那么李兰死亡后的场景则令人唏嘘。“板车和地面平行地滚动过去,宋钢的身体仍然像是一张弓,李光头的身体像是另一张弓”,他们的身体“弯得比板车上那具棺材还要低,远远看去不像是两个人,像是那辆板车多出来了一个车头和一个车尾。”[3]P438)在余华的平静叙述中,下葬李兰后兄弟二人成为孤儿的事实凸显在读者眼前,没有哀嚎,没有喧哗,但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沉重和伤痛已被深深地烙在读者心中。

三、黑色幽默

余华和海勒有着许多精神上的同源联系和契合点,在美国文学的作用下,黑色幽默成为余华对抗外部世界的方式。

(一)于荒诞中体现出来的生存困境

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尤索林竟然不穿衣服接受隆重的检阅,他毫无目的地乱扔炸弹后的落荒而逃,让人在啼笑皆非中看到了荒诞,作家剖析了人物崇高表象下暗含着滑稽的内在悖论。

余华说:“我想有朝一日‘幽默’会成为我的一种理想。”[5]P76)在《兄弟》中,余华用幽默的方式表现了现实的荒诞。宋凡平告诉孩子们浮肿就是“它光吃不干活,就长胖了”。宋凡平脱离了自身的现实处境,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审视自己,这样,生活中很多非人的处境开始变得荒诞滑稽。余拔牙和李光头的对话显得意味深长:“你搞电线杆,你是什么立场?……如果是阶级女敌人,你搞她们,你是在批斗她们。如果你搞的是阶级姐妹,你要登记结婚,否则就是强奸,得坐牢枪毙。”[3]P390)这里,余华借余拔牙之口表现的幽默为直面现实提供了可能,可见余华放弃了前期创作中那种与世界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他通过幽默来与历史和现实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表现“文革”的荒谬并稀释成长的苦难。以荒诞应对荒诞的李光头率领福利局的聋子、傻子、哑巴向林红展开一次次爱情攻势;李光头从日本运回刘镇的西服,使整个刘镇像过节一样,显示了一个荒诞的狂欢化的世界,抨击了现实的荒诞不经。此外,目睹儿子被打死,孙伟父亲不堪折磨,用砖头将铁钉打入头顶,这种自杀方式和《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战争场面极其相似。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主人公都遭受到了本质上相同的混乱、无序、暴力和死亡,无论是李光头,还是尤索林,都是以边缘化的叙述姿态反抗主流话语的中心地位,于荒诞中见出人生存的困境。

(二)黑色幽默观照下先锋精神的救赎

余华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凸显了主人公在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商品经济下人性的异化,对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体现了先锋精神的救赎。

成长小说离不开当下,文本中的夸张和荒诞都直接产生于当下的现实语境。《兄弟》发表于新世纪,此时,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问题已经凸显出来。现实中也上演着荒诞的评奖,“1996年,有一位琼斯小姐荣获了美国俄亥俄州一个私人基金会设立的‘贞洁奖’,获奖理由十分简单,就是这位琼斯小姐的年龄和她的处女膜的年龄一样,都是三十八岁。”[5](P 6)这启发了文本中李光头组织“处美人”大赛。余华的文本深刻地触摸到了裂变中的现实。《兄弟》中出现了披头士、邓丽君、洗浴中心、桑塔纳、阿玛尼、出国旅行、网络、比基尼、处女膜修复术、福布斯排行榜、爵士乐、上市、股票、纳米、韩剧、宝马、夜总会、吉尼斯大奖、一夜情、保龄球、高尔夫球,等等,这些词汇见证了刘镇的城市化进程和多元文化的渗入。文本中的那些荒诞、戏谑、嘲弄乃是对当代文化的全面解构,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病态社会,而病态社会的主要症候就是,“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生物需要,但却使人的精神需要挨饿。”[6]P28)《兄弟》中充满都市物质主义的消费不时提醒读者这是一个物质盛宴的时代,个体的成长轨迹必然会被打上世俗欲望的烙印。

余华准确地把握了时代变化,并将这种变化带到文本中,从形而上的层面揭示了政治和经济双重异化下人类的生存状态。余华将对现实的揭示还原到民间的、原生态文学的创作中,他在美国文学的影响下,完成了由关注写什么到怎么写,又由怎么写到写什么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余华的深刻在于他用《兄弟》回答了环境如何影响作家并在文本中怎样产生共鸣的问题,尽管形式上的先锋文学已经消退,但先锋精神并没有消亡,它仍倔强地活着,直面人与世界的尖锐对立,探索人的成长问题,拷问人的西西弗斯式悲剧性存在体验。余华在不断的思考中展示出追求艺术生命的先锋姿态,在其成长小说中继续捍卫和坚守先锋文学的精神理念。

参考文献:

[1]Frederick & Blotner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 Class Conferencesat theUniversity of VirginiaM].New YorkRandom House1965

[2]()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林出版社,2012

[3]余华.兄弟[J].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4](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5]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6](奥)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等.人的系统[M].张志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本文源自:《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