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和虚构的真实——解读 《此文献给少女杨柳》

与余华早期那些迷醉于暴力描写的小说相比,《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是个例外,在小说中余华不再纠缠于小说表面的暴力和残酷,而似乎更加迷恋于小说形式上的复杂多变,使文章少了许多的血腥场面的同时,也让读者的阅读经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初读《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我们会感到无从下手。习惯了传统叙事手法的我们,看到小说纷繁复杂的结构,的确很难看透文章的脉络,理清事件的线索。小说分为四大段,13小节。初稿时余华安排为1234123412312。但发表时被编辑改成113的形式,这让余华大为恼火。直到结集出版时才又改回来。这些细节也许能让我们找到余华创作小说时的思路,更好地理解作品。

小说第一大段写我和外乡人相遇,被告知炸弹和少女的事情。第二大段写我在58日的奇遇和我跟踪一个年轻人,被告知少女和炸弹的事。第三大段是讲我感到少女存在和我碰到沈良,被告知炸弹的事。第四大段则是我和杨柳父亲的谈话以及碰到年轻人并被告知炸弹的事。我们仔细研读,会发现文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母题”故事,这个母题故事通过分析,如果从时间先后可以分成这样4个大的事件:(1)人物A198858日发现一个少女来到自己心里。(2)A到上海就医,少女杨柳车祸后捐出眼球给A(3)A出院后到少女杨柳所在的城市烟,途中遇到老人沈良,被告之炸弹的事。(4)A遇到B,听B讲少女和炸弹的事。

小说的情节看似复杂,但所有的事件都不过是这个母题的排列组合,即文章的结构是母题结构的衍生。在小说中,余华把时间作为小说的向度, 让一个简单的母题故事重复了 4遍。第一大段,余华叙述了除1外的其余3个事件,而对于58日发生的事则没有叙述。紧接着,在第二大段中,叙述从母题中的 1开始,到4结束,是四大段中最完整的。在第三大段中,余华只选取了母题的前三部分,截去了结尾。在第四大段中,我们只能看到母题的4,而3只有一小部分。这样,余华通过对母题的剪切和截取,把一个线性时间里的故事重复叙述了4遍,而且,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文章虽然以1开始,最后以4结束,但是在母题中,如果刨去时间,实际上我们无法根据逻辑发现哪个部分才是事件的开始,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时间,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可以改变的,这是一个叙事循环。以往可以用来区分事件先后顺序的时间,在这篇小说中是最混乱的。

传统小说以符合生活经验的线性时间为结构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但这种时间观念,在 19世纪末遭到了质疑。在柏格森看来,生命的基本特征就是生命的“绵延” 和“冲动”,而生命的绵延和冲动是一种非物质的心理的活动,是非空间的时间的延伸。这种生命的绵延观念,带来了时间观念上的革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现在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重合。时间在心理上变成了可以循环往复的圆圈。客观世界里时间的不可逆转性,让我们接触到了物体坚实的存在;但在我们的心灵中,时间却可以是永恒的,可以延长的,可以回溯的。由此,在作家们意识到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我们心灵的世界不是一个时间维度时,便可以用自己强大的想象力,把故事结构中时间的线性逻辑关系打乱,让世界在作家笔下有了更为丰富多彩的姿态。

“世界是所发生的一切,这所发生的一切的框架便是时间。因此时间代表了一个过去的完整世界。当然这里的时间已经不是现实意义上的时间,它没有固定的顺序。它应该是纷繁复杂的过去世界随意性很强的规律。”余华对世界的看法,也随着时间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了。于是,“当我们把这个过去世界的一些事实,通过时间的重新排列,如果能够同时排列出几种新的顺序关系(这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就将出现几种不同的新意义”。“时间的意义在于它随时都可以重新结构世界,也就是说世界在时间的每一次重新结构后,都将出现新的姿态。”①“在我开始以时间为结构,来写作《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时,我感受到闯入一个全新世界的极大快乐。”①

仔细分析,我们还会发现,在小说中,至少存在着两种时间观念:“我”的时间观念和外乡人的时间观念。“我”的时间观念就是小说叙述者的时间,在小说中是显性的,贯穿于文章的前后。但外乡人的时间,则是另外一个时间,他存在于外乡人的世界里。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外乡人在向“我 ”讲述他的遭遇时,用的是“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而“我”则认为他错了,“因为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还没有到来”②,这样,外乡人的时间就和“我”的时间差了整整十年,一个相同的故事就在两个时间里穿行,那么哪个才是真实的时间呢?谁的记述才是可信的呢?在这里,余华把小说的时间,错位、重叠、分裂,使小说的逻辑顺序不可捉摸。于是,余华借助时间的不确定和由叙事循环造成的逻辑的混乱,完成了对现代社会确定性的解构,向现代社会发出了质疑。

虚构的真实

我们看到小说里详细描写了5个人:“我 ”、外乡人、5 8日进入“我 ”内心的少女、“我”跟踪的年轻人、沈良。在这些人中,沈良明显是那个埋下了炸弹的谭良,他的内心肯定是百感交集的,对炸弹的关心使他想告诉别人炸弹的事;而怕自己身份暴露,又让他对陌生人抱有戒心,所以他总是要强调一下“我从出生起,一直没有离开过舟山”③。除沈良外,笔者对其余几个人的身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我”和外乡人和被跟踪者有着相同的遭遇,甚至连时间也没有丝毫偏差,而那个来到“我”内心的少女,和“我 ”有相同的忧郁,更有和“我”在厨房里看到的一样的目光。我不禁怀疑,文中的“我”和外乡人和被跟踪者,完全就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在余华的笔下,时间被分裂了,“我”就被放逐在各个时间段里,成了和“我”不同的人。而且,余华特别强调把小说的结构安排成四段的形式,这样就显示了这四段并置的关系,也就是说余华希望我们相信,这并置的四段故事在时间上是同时发生的,人物是相等的。这样的手法早就被博尔赫斯使用过,而且余华对此说:“将同一个人置身到两种不同时间里,又让他们在某一个相同的时间和相同的环境里相遇,毫无疑问这不是生活中的现实,这必然是文学中的现实。”④很显然,余华借用博尔赫斯这一手法,他让“我”,在不同的时空出现,把我分成了几个不同的“我”,同时,他又让这些存在于不同时段的“我” 相遇,交谈。这就是他所说的“我在尝试地使用时间分裂、时间重叠、时间错位等方法以后,收获到的喜悦出乎预料”⑤。

既然余华小说的时间是那样的忽前忽后,逻辑是那样的混乱多变,他的小说是否就是不真实的?是完全和我们的生活远离的呢?

众所周知,艺术真实是一种来源于现实却经过艺术化处理、高于现实真实的真实。因此, 当我们看到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在一夜之间醒来时发现自己变成了大甲虫,看到有的人无缘无故被审判而自己却不肯申辩,虽然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却觉得它是真实的。因为卡夫卡的心灵感受到了物对人的压抑,感受到了工业社会对人的本质的摧残,感受到了人的本性的消失,所以他的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心灵不在场的写作是不真实的写作”,只有作家用他们的敏锐的心灵,去体察,去感悟,才能抓住时代的核心,才能写下真实的作品。“所以说,没有作家所看见的真实,只有作家所体验到真实。”⑥作家的真实是心灵的真实,正如美国当代思想家罗洛·梅说的“我的信念是寻求内在的真实”。

余华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的接近真实”⑦,“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次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接近了真实。”⑧余华正是用了虚伪的形式,用各种时间的变换手法,力图去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感受。

①余华:《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

②余华:《此文献给少女杨柳》,载《鲜血梅花》,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 9495页。

③余华:《此文献给少女杨柳》,载《鲜血梅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97页。

④余华:《文学中的现实》,载《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84页。

⑤余华:《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

⑥谢有顺:《真实在折磨我们》,载《我们内心的冲突》,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⑦余华:《虚伪的作品》,载《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

⑧余华:《虚伪的作品》,载《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65页。

本文源自:《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