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

川端康成和卡夫卡,来自东西方的两位作家,在1982年和1986年分别让我兴奋不已。虽然不久以后我发现他们的缺陷和他们的光辉一样明显。然而当我此刻再度回想他们时,犹如在阴天里回想阳光灿烂的情景。

川端康成拥有两根如同冬天里的枯树枝一样的手臂,他挂在嘴角的微笑有一种衰败的景象。从作品中看,他似乎一直迷恋少女。直到晚年的写作里,对少女的肌肤他依然有着少男般的憧憬。我曾经看到一部日本出版的川端康成影册,其中有一幅是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对他的第一排坐着几位身穿和服手持鲜花的日本少女。他还可能喜欢围棋,他的《名人》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小说。

《美的存在与发现》是他自杀前在夏威夷的文学演说,文中对阳光在玻璃杯上移动的描叙精美之极,显示了川端在晚347年时感觉依然生机勃勃。文后对日本古典诗词的回顾与他的《我在美丽的日本》一样,仅仅只是体现了他是一位出众的鉴赏家。而作为小说家来说,这两篇文章缺乏对小说具有洞察力的见解,或许他这样做是企图说明自己作品的渊源,从而转弯抹角地回答还是不久以前对他们(新感觉派)的指责,指责认为他们是模仿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莫朗等。这时候的川端有些虚弱不堪。

1982年在浙江宁波甬江江畔一座破旧公寓里,我最初读到川端康成的作品,是他的《伊豆的舞女》。那次偶尔的阅读,导致我一年之后正式开始的写作,和一直持续到1986年春天的对川端的忠贞不渝。那段时间我阅读了译为汉语的所有川端作品。他的作品我都是购买双份,一份保藏起来,另一份放在枕边阅读。后来他的作品集出版时不断重复,但只要一本书中有一个短篇我藏书里没有,购买时我就毫不犹豫。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对川端的迷恋来自我写作之初对作家目光的发现。无数事实拥出经验,在作家目光之前摇晃,这意味着某种形式即将诞生。川端的目光显然是宽阔和悠长的。他在看到一位瘸腿的少女时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她与一个因为当兵去中国的青年男子订婚,这是战争给予她的短暂恩赐。未婚夫的战死,使婚约解除,她离开婆家独自行走,后来伫立在一幢新屋即将建立处,新屋暗示着一对新婚夫妇即将搬入居祝两个以上的、它们之间可能是截然无关的事实可以同时进入川端的目光,即婚约的解除与新屋的建成。

《雪国》和《温泉旅馆》是川端的杰作,还有《伊豆的舞女》等几个短篇。《古都》对风俗的展示过于铺张,《千只鹤》里有一些惊人的感受,但通篇平平常常。

川端的作品笼罩了我最初三年多的写作。那段时间我排斥了几乎所有别的作家,只接受普鲁斯特和曼斯菲尔德等少数几个多愁善感的作家。

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到1986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发现了卡夫卡。我是和一个朋友在杭州逛书店时看到一本《卡夫卡小说选》的。那是最后一本,我的朋友先买了。后来在这个朋友家聊天,说到《战争与和平》,他没有这套书。我说我可以设法搞到一套,同时我提出一个前提,就是要他把《卡夫卡小说选》给我。他的同意使我在不久之后一个夜晚读到了《乡村医生》。那部短篇使我大吃一惊。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

《乡村医生》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完全可以依据自己心情是否愉快来决定形式是否愉悦。在我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不久之后我注意到了一种虚伪的形式(参见《虚伪的作品》一文)。这种形式使我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犹如田野上的风一样自由自在。只有这样,写作对我来说才如同普鲁斯特所说的:“有益于身心健康。”

此后读到的《饥饿艺术家》、《在流放地》等小说,让我感到意义在小说中的魅力。川端康成显然是属于排斥意义的作家。而卡夫卡则恰恰相反,卡夫卡所有作品的出现都源自于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和时代格格不入。我在了解到川端康成之后,再试图去了解日本文学,那么就会发现某种共同的标准,所以川端康成的出现没有丝毫偶然的因素。而卡夫卡的出现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文学史上的奇迹。

从像片上看,卡夫卡脸型削瘦,锋利的下巴有些像匕首。那是一个内心异常脆弱过敏的作家。他对自己的隐私保护得非常好。即便他随便在纸片上涂下的素描,一旦被人发现也立即藏好。我看到过一些他的速写画,基本上是一些人物和椅子及写字台的关系,他的速写形式十分孤独。他只采用直线,在一切应该柔和的地方他一律采取坚硬的直线。这暗示了某种思维特征。他显然是善于进行长驱直入思索的。他的思维异常锋利,可以轻而易举地直达人类的痛处。

《审判》是卡夫卡三部长篇之一,非常出色。然而卡夫卡在对人物K的处理上过于随心所欲,从而多少破坏了他严谨的思想。

川端康成过于沉湎在自然的景色和女人的肌肤的光泽之中。卡夫卡则始终听任他的思想使唤。因此作为小说家来说,他们显然没有福克纳来得完善。

无论是川端康成,还是卡夫卡,他们都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作家。他们的感受都是纯粹个人化的,他们感受的惊人之处也在于此。

川端康成在《禽兽》的结尾,写到一个母亲凝视死去的女儿时的感受,他这样写:

女儿的脸生平第一次化妆,真像是一位出嫁的新娘。

而在卡夫卡的《乡村医生》中,医生看到患者的伤口时,感到有些像玫瑰花。

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是两座博物馆,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文学上曾经出现过什么;而不是两座银行,他们不供养任何后来者。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