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里的秩序——论余华的小说《河边的错误》

疯癫里的秩序——论余华的小说《河边的错误》

要:《河边的错误》是余华早期的一部中篇力作,他通过一个疯子的连续杀人案来探讨这个世界所陷入的混乱秩序,它虚无、荒谬,同时揭示了人在混乱中精神的游离、意志的萎靡和人性的扭曲。

关键词:疯癫 秩序 荒诞 表现主义

 

余华的中篇小说《河边的错误》写于 1987 年,它似乎被《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以及近作《第七天》等埋没在读者的视野之外。但是,想要较好地理解余华的创作轨迹,这篇小说是不能不看、不能不做细致思考的。

“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也只能透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①,福柯在他的著作《疯癫与文明》的前言里如是写道。每个社会必然存在着难以抑制的痼疾顽症,在宁静的表层下隐藏着一股股暗涌,直到它被水浪带出的那一刹那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样的氛围中,社会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它的住客都是精神病患者,那么医者是谁?里面有凶手,有被凶手谋杀的人,那么凶手是谁?确切的回答不是去推论医者、凶手是何许人也,而是应当先确认医者与患者、凶手与被杀者的互通关系,他们都处于世界的共同话语之外,抽象、离谱,甚至是荒诞,通过他们的疯癫行为,我们可以窥察出他们以及他们的对立面人的病症。

在《河边的错误》里,出现了一系列的疯人疯语。首先是三位被杀者中的两位以及凶手疯子。第一位被杀者是开篇即死的么四婆婆,余华在小说中运用了插叙的手法,先后对么四婆婆这个人物形象进行了塑造。先是“哦哦”“嘘嘘”(对鹅的呼唤),一个早年丧偶的女人,生命是空虚、孤单的,她无法从现实的世界里填补已经丧失的空缺,后又收留一个疯子与她为伴,即使这个疯子时常对她殴打,她也只能以“呻吟”做出发泄。第二位被杀者是小孩子,小孩子本身不疯,疯的是周围的大人,余华巧借小孩与大人的对视,叙述出他周遭大人的疯式表现,比如他的父亲听说他在河边看到一颗头,给了他一记耳光,其他的人也都不相信他的话,只有同是小孩的人因为好奇而相信,再到后来才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第三位是疯子,他自然是本文名副其实的疯子,也是小说中一连砍杀三人的凶手。他的疯因为疯,被其他人看成正常,因此更多的人只是好奇(很多人都趴在窗口偷听、偷看),只是恐惧(散布谣言,说疯子回来了),只是想摆脱(镇上因为财力有限,听说精神病院要把疯子送出来,不免长舒一口气)。

其次是恐慌者许亮。许亮因为凑巧在案发时在河边行走而陷入被人怀疑与自我怀疑的怪圈中,不是凶手,又恰似凶手,铎上一层拉斯利尼科夫式②色彩。第一次虽显镇静,但不免慌乱。他说:“我每时每刻都坐在这里想象着你们进来时的情景,这两天就是做梦也梦见你们来找我了。可你们却让我等了半个月。”“我每时每刻都在盼着你们来,我真有点受不了。”像这样的谶语都是他心理反反复复活动的结果。再到后来,他的精神终于不正常,开始谋划自杀以及出现一些胡言乱语(不在河边,却执意说自己看见了人头),直到最后,他终于无法抵制来自外界以及他内心的双重攻击,自杀成功,撒手人寰。

再是马哲的局长和马哲的妻子以及受他们邀请的医生。马哲因为没有办法再阻止疯子的杀人行为而做出开枪杀死疯子的决定。但是局长和妻子并不想因此而失去同事或是丈夫,便想出让马哲装疯卖傻的主意,且收买精神病院的医生开出马哲疯了的事实证明。医生明知马哲不疯,却一次次不屈不挠地逼迫马哲讲出与事实违背的虚假信息,而马哲在经历数次的逼迫之后,终于被“逼疯”,道出“事实”,让局长和妻子颇为满意。在这四个人物中,不难看出,只有马哲是一个正常人,其余三位都是疯子。

当然在人物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最大的疯子,它就是整个成畸形发展模式的社会。而小说中出现的小镇只不过是这个疯人院的一个缩影,小说里的人大都是从“文革”里走出来的,他们心底留下太多有关“文革”的恐惧,他们处事处处小心,对于外界的风吹草动只是偷偷摸摸地低声絮语,充当尾随者、附和者,直到知道此事与他们没有任何干系为止。

上文,我们已经展示了小说中人物的不同疯癫状态,他们的疯癫直指荒诞、冷漠,构成了余华的冷漠暴力叙述。小说中的人物大底可以分成静式和动式两类。其一,三起凶杀案主犯疯子是典型的静态人物。他的可怕反而不是把杀人当做习惯,而是他的镇静。每次杀人,他都布置同样的现场,采取同样的杀人手法,杀人后又同是提着一桶衣服回家。他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黑暗的象征,黑暗总是不动声色,但是一旦出击,人便难逃一死,在现实的图景中,黑暗势力就像疯子的行为一样。我们大可推测,疯子的初始状态并不邪恶,是经过演变而发生质变的,他同样是受到一股邪恶势力的逼迫才导致杀人成性。他并非失去了理性,而恰恰是理性的高度膨胀,因此,只能找到类似于杀人这样的对外攻击方式,诚如波德里亚所说的:“我们忍受拥挤的状态、感觉上的侵害、超出想象的污染的程度,对于人类种群的某个观察者来说是无法想象的。”③

其二是动态人物。除了疯子以外,小说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几乎都是动态式的。么四婆婆近乎疯狂,是属于一种变态的受虐狂,每每遭到殴打,她是以“呻吟”为满足的,换言之,她的受虐倾向,间接地导致了疯子施虐行为的愈演愈烈,最终,她也如愿以偿地死在疯子的柴刀之下,她的死需要理由,因为她不愿正常的死亡。许亮在面对人必须要面对死亡这一事实时,同样不理智,仅仅是因为一次目击凶杀案,而反复推测他人,推测自己,把自己推入妄想的漩涡里深深不能自拔,随后出现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话语与行为。他是怕死的,但也正因为怕死,他要自杀,用自杀来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推测游戏,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局长、马哲的妻子、医生属于被毒害的一类人,他们不是被黑暗势力毒害,而是被正义毒害,他们站在绝大多数人的立场来分析马哲为何要杀死疯子,他们以为自己站在正义的一面,不惜逼迫一个人去疯,去装,去编来隐藏事实。他们想要去维护社会的正义,不料被马哲戳穿,而马哲最后的妥协在成功转成另一个杀人疯子的同时也是对他们最后的嘲弄以及对社会彻底的放弃。可以说,动态人物是整个小说荒谬的集合点,马哲想要依靠一己之力消除荒诞,而其他人却要延续这种荒诞,而最终又是荒诞取胜。

面对这个疯癫的世界,有的人相信它是美好的,不愿直视它丑陋的本质,也有的人想要通过各种途径躲避它,打破它,消除它,这都道出了小说的名字《河边的错误》,他们都是错误的,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核心,所有的努力都在门外徘徊,都在围绕中心绕圈,重复着无用功。

《河边的错误》揭示的是死亡,人通过各种途径想要活着,但都显得力不从心,这是余华前期作品里的一大特色,通过死亡叙述,他道出人在世界之荒诞、世界之虚无面前的无奈与无力。

在小说中,世界的秩序是混乱不堪的。我们可以看到,疯子作为黑暗势力的象征已经完全主导了这个社会。社会呢?凭着它的造血机制,通过人的生存本能对疯子进行循环利用,人便受其摆布;警察马哲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代表,面对恶势力的造访,根本无力承载起除恶的功能,他被轻而易举地利用;作为文明标志的精神病院以及医者,非但无力治愈患者,反而成了怂恿者。那么,世界难道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维护这一混乱不堪的秩序了吗?对余华来说,社会文明秩序只是表象,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真正具有支配地位的是无序、混乱。他在《虚伪的作品》里说道:“人在文明秩序里的成长和生活是按照规定进行着。秩序对人的规定显然是为了维护人的正常与安全,然而秩序是否牢不可破?事实证明庞大的秩序在意外面前总是束手无策……秩序总要遭受混乱的捉弄。因此我们置身文明秩序的安全也就不再真实可信。”④余华对社会的文明与正常秩序持否定态度,至少是持怀疑态度。那么我们是否就能借此对余华做出评断——他是一个非人道主义的作家?决然不是,在面对个体生命与社会抗衡时,余华在小说中表达的绝非类似于叔本华、萨特等人式的超强生存意识,也不是类似于波德莱尔、王尔德等人式的颓废唯美意识,而是趋于中间的浓烈的卡夫卡式的表现主义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生产出现空前的盛况,但是它无视甚至压抑人的精神、意志、情感和想象力,极大地摧残、扭曲了人性。日益剧增的物质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机制与社会秩序彻底破坏了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在精神上的统一性。《河边的错误》中,众多的人物都在物质主义与实用主义的重压下,把精神丢弃了,不能在日常的生活中表现自己,因此出现了荒谬之举。既然“死”已经无法解决问题,那么面对这样的局面,余华似乎也在沉思,该用什么办法才能扭转这样的局势,才能让人把自己从混乱的社会秩序中找回来。于是,到后来的创作中,他写了诸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探索死的对立面——“生”的意义,这在以后的论文中,本人将尝试着再次探究。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年版,第3页。

②拉斯利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人物,因为凶杀他者,惶惶不可终日。

[]·波德里亚:《断片集——冷记忆》,张新木、陈乐、李露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④余华:《虚伪的作品》,《余华作品集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本文源自:《名作欣赏》,2014年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