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荒诞真相与“活着”的哲学——《河边的错误》新论

《河边的错误》是余华的一部中篇,虚构了一个侦探故事。在神秘而充满诱惑的河边,么四婆婆被杀,刑警队长马哲负责此案。证据表明,镇上的“疯子”是凶手,然而法律却对疯子无可奈何。接下来,疯子又接连杀人,忍无可忍的马哲亲手击毙了疯子,疯子死了,马哲却成了人们眼中的疯子。作为余华先锋试验的系列作品之一,《河边的错误》究竟何指?是对侦探叙事的戏仿与拆解?还是通过疯子的杀人揭示人性深处的暴力?重读这部20余年前的小说,如同翻开多年积压、谜底仍未揭开的悬疑案件一样,让人不由得充满了重新“侦破”、阐释文本的欲望与冲动。在笔者看来,小说的主旨不在于戏仿,也不在于揭示暴力,而在于展示世界的死亡真相,以及探讨面对荒诞世界的生存哲学。

世界是荒诞的,不合人意、不合理性的,充满了虚无,人人皆难逃一死,“河边”昭示着世界的荒诞真相。河边充满了诱惑,这里有青草、柳树,小桥,无忧无虑的鹅群,麻雀的叫声,芸芸众生被吸引着,情不自禁地来到这里。然而这幽深的去处,却散发着不祥的气息,布满了杀机。么四婆婆、35 岁的工人,以及一名孩子先后在这里被镇上的疯子杀死了。河边是死亡之地,是丑陋人生的真实展示。世界以其表面的善意、美好愚弄着世人,掩盖着日复一日吞噬生命的真相。

在《河边的错误》中,核心事件不是杀人,而是“死亡”的“展示”。

首先,三次死亡事件。小说中的三次死亡事件含有丰富的意指,暗示了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有死亡的可能。小说中,疯子三次杀人,第一次杀人,死者是年老的么四婆婆;第二次杀人,死者是中年的男性工人;第三次杀人,死者则是一名孩子。横向来看,三位死者的性别与身份分别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名小孩,——如同雨果小说《悲惨世界》的构思一样,这代表着整个人类。在《悲惨世界》中,雨果以男子冉阿让、女人芳汀、小孩珂赛特代表整个人类,他们的苦难经历象征着这个世界的“悲惨”;同样,《河边的错误》以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以及一个孩子的死亡隐喻着人类的悲剧性命运:任何人都难逃一死。“死亡是位细心的收获者,不会丢下一穗大麦”(顾城语)。纵向来看,么四婆婆 65 岁、工人 35 岁,小孩则乳臭未干,——三位死者不同的年龄层次象征着人生的三个阶段:老年、中年与少年,这意味着个体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走向死亡。老年是最接近死亡的,衰老的尽头便是死亡,——么四婆婆的死暗示着人生这一亘古不变的法则;同时,生命充满了无常与变化,充满了偶然性,死亡如同笼罩在世人头上的一把利刃,在似乎远离死亡的中年、少年时期,死神仍会不期然地降临,正当壮年的35岁的工人,以及刚刚开始人生的孩子,都无法逃脱死亡的魔掌。通过纵横两个方向,小说昭示了人之必死这一荒诞真理: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走向死亡。

其次,死亡的仪式。在小说中,“死亡”成为了一种仪式,它得到了反复的“展示”。疯子每次杀人后,都会把受害者的尸身埋进坟堆,把用柴刀砍下来的头颅安放在坟头。刑警队长马哲对疯子如此布置犯罪现场感到不可思议,显然,他没有明白疯子这种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深意,——这是疯子在向世人展示人生死亡的真相。当死亡成为一种仪式,并且不断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没有什么比这种直达存在本质的虚无更让人触目惊心,更让人警醒与深思的了。

世界布满了荒诞与虚无,而死亡,则是人必须面对的最根本、最明显的荒诞。世人终日奔波忙碌,日常生活遮蔽了存在的本质,让人们总以为死亡与己无关。突然有一天,他们发现韶华已逝,岁月已悄然夺走了身边的亲人时,他们就会切实感受到死亡迎面扑来的阴暗气息,就会意识到每个人都处在时间这条曲线的某个点上,生命之旅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完结。世界原始而又平静的冷漠无情,剥夺着世人对于未来的幻想,他们感到自己成了被判死刑的囚犯,成了生活的局外人,这是一种硕大无比的人间孤独,这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放逐。

面对人之必死这一荒诞真实,大自然是冷漠而沉默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鹅群正隐喻着冷漠的自然世界。鹅群在河里自由地嬉戏,它们目睹着生者与死者的悲壮演出而无动于衷。这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真实图景。世界并不带有人性,它并非为人类而设计,并不以人为中心。一切自然美的深处都可能隐藏着某些不合人情的东西,连绵群山、潋滟湖光,都只是人类赋予自然的幻想意义。世界真实而原始的敌意,穿过几千年的岁月,亘古不变地向我们展示着。

如果说“河边”隐喻着不合人性的荒诞世界,那么,在河边展示世界荒诞真相的就是“疯子”。“疯子”这一形象并非可有可无,它是作家精心设计的产物。其实,在写作《河边的错误》之前一年的《一九八六年》中,就已经出现“疯子”形象了。在《一九八六年》中,经历过文革迫害的历史教师在文革结束后成了疯子,他在大街上对自己施以各种可怕的、不堪入目的刑罚,以此展示人性深处血腥的暴力,警醒世人不要忘记历史。可经历十年浩劫的世人,早已投身到日渐兴起的物欲大潮中去了,他们已然淡忘历史,而“疯子”的妻子,以及那个扎着红蝴蝶发夹的女儿,甚至拒绝承认他,不敢直面历史曾经经过的创痛。疯子的天地与众人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没有人能够理解疯子的苦心,环顾左右,“疯子”形影相吊,何其孤独!举世皆浊我独醒!《河边的错误》中的疯子也是孤独的清醒者,他并不疯,他是大智若愚,他是荒诞世界的真正觉醒者,他扮演着试图对大众进行荒诞启蒙的先知角色。人必有一死,疯子深知这一点,他不断地杀人,用死亡仪式不断地警醒、启蒙世人,试图唤起大众对世界荒诞真相的发现。疯子以自己超脱于时代的对世界虚无本质的发现,独立于社会与大众之外,成为时代的“局外人”,成为庸众眼中的“疯子”。

疯子以血腥的方式向世人展示死亡,展示世界虚无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疯子的杀人行为、所可能遭受的误解与困境,与法国作家加缪戏剧《卡利古拉》中那位残暴、邪恶然而又是如此真诚的罗马皇帝何其一致!在执政初期,罗马皇帝卡利古拉是个相当和蔼可亲的君王,但自从他的妹妹兼情人的德鲁西娅死了之后,他感受到了命运的残酷与不合理,他发现了世界的荒诞真相:“人必有一死,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①世界突然变得陌生与充满敌意。为了让世人领悟生存的虚无本质,与《河边的错误》中的疯子一样,卡利古拉运用他的权力,通过血腥的残杀来向“庸众”昭示这一真理,借助死亡本身来唤醒世人对死亡的意识与觉醒,唤醒世人对人生荒诞真相的体认。他对周围的人施行暴政,遍布荒诞,任意处死贵族,他强迫他的臣民生活在恐怖之中,直面死亡,从而接近真理的本相。然而,如同《河边的错误》中小镇上的人们无法理解“疯子”的所作所为而把他看成“疯子”一样,愚昧、麻木的民众也注定无法理解卡利古拉的暴虐所隐含的积极意愿,在他们眼中,卡利古拉只是个十足的恶魔与“疯子”。——这表现了疯子与卡利古拉所面临的悲剧性处境。在人类历史的过渡与转折时期,这些时代的先觉者,这些“历史中间物”,总会遭到世人的打击与蔑视,总会被看成魔鬼与疯子,这正是“局内人”对“局外人”的不理解,麻木的“庸众”对独醒的“先知”的不理解。

疯子与卡利古拉之所以以自己的残暴蹂躏一切价值,原因在于,在他们看来,一方面,惟有血腥的杀戮才能向世人展示世界死亡的真相,换句话说,他们通过杀戮让自己成为荒诞的化身,从而唤醒被谎言包围的民众,直达真实的存在;另一方面,惟有这种血腥的杀戮方能激励人们愤而反抗荒诞。从作品的结局来看,疯子与卡利古拉的这番苦心似乎得到了实现。在《河边的错误》中,面对疯子一再杀人,法律却对其无可奈何的现实,忍无可忍的刑警队长马哲终于反抗了,他开枪打死了疯子;在《卡利古拉》中,同样忍无可忍的臣民奋起反抗了,他们杀死了卡利古拉。如前所述,疯子与卡利古拉的杀戮与破坏,本身业已成为荒诞世界的象征,人们反抗他们也就是反抗荒诞,——而激起民众反抗荒诞,正是这些先觉者的初衷。在这个意义上,《河边的错误》与《卡利古拉》讲述了一个同样的关于“高级自杀”的故事,疯子与卡利古拉为了启蒙民众而故意残暴,他们化身为荒诞本身而激励民众反抗荒诞,他们被民众杀死也正是他们自己企盼的结果,他们自觉、自愿地走向死亡。在戏剧《卡利古拉》中,当有人向卡利古拉揭发有些贵族企图谋反时,卡利古拉却故意毁掉了谋反的证据,最后,当造反者用锋利的兵器刺进他的后背时,他由衷地笑了。同样,在小说《河边的错误》中,当马哲准备开枪击毙疯子时,疯子也坦然地笑了。——结果就在他们的计划之中,疯子与卡利古拉,如同两位高明的导演,看到他们精心设计的死亡结局正变为他们预想的现实,在死亡的那一瞬间,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是幸福的。不惜以自己的死亡唤起民众的觉醒,疯子与卡利古拉的死亡充满了悲壮意味。

然而,疯子与卡利古拉所选择的这种启蒙方式却应当受到严重置疑,这让他们的启蒙充满了更大的悲剧性。他们遍布荒诞,希望蒙昧的人群顿悟命运之神愚蠢而不可理解的面孔,从而义无反顾地幸福生活;然而,这种血腥的杀戮,却剥夺了人最基本的幸福。他们率性而为,随意杀人,以残暴的手段来实施死亡,显然含有极大的反人性的因素。以毁灭了亲情、爱情与友情的杀戮来昭示死亡的存在,荒诞的启蒙竟然要以泯灭人世间最宝贵的情感的方式来进行,这种代价是否太大了呢?这难道就是荒诞世界中人的惟一命运与出路?脆弱的凡人难道非得在与荒诞世界的撞击中化为齑粉才能获得应有的幸福吗?以恶抗恶,以虚无对抗虚无,当手段成为目的,本应是一切意愿与行动出发点的人,却被弃之如草芥,成了荒诞神坛上的祭品。当世界只余下一片荒凉的沙漠时,谁敢说这就是我们煞费苦心、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幸福?世界的痛苦已经够多,为何人为地再制造痛苦?而从启蒙的结果来看,世人是否被真正唤醒也未可知。他们的确反抗了,可他们是否在思想上真正洞察了荒诞,从而向死而生呢?事实上,世人仍会墨守成规,仍会机械地过着因袭的生活。在《卡利古拉》中,对卡利古拉的荒诞式反抗演变为一场现实的权力之争;在《河边的错误》中,对疯子的反抗被当成对社会公害的清除。——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与常态,“先觉者”为之摇旗呐喊、甚至献出生命的社会启蒙往往偏离他们的初始的美好意图而最终变形、异化为不可名状的“他物”。

在世界的荒诞真相面前,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显示了不同的生存哲学。

孩子经常到河边去,他发现了么四婆婆的被害,以他好奇、新鲜的眼光,他窥见了人生的荒诞真相,面对真实,涉世未深的孩子并不知道恐慌,他把此事当作一件好玩的事情来讲述。然而,人们都不愿意相信他。当孩子告诉父亲时,父亲打了他一耳光,叫他不要胡说;告诉母亲,母亲也不相信,认为他是乱说;告诉几个年轻人,他们哈哈一笑,认为孩子在开玩笑。世人日复一日地为生计奔波着,他们丧失了对事物的新鲜感与灵敏度,丧失了得以窥见真实存在的本领。年幼的孩子偶然闯进了“河边”这块禁地,他只知道这里新鲜有趣,全然忽视了真实暗藏的杀机,他死了,成为世界荒诞的一个佐证。

年轻的姑娘也经常来到河边,她戴着红发夹,这表明她热爱生活,她被河边的美景吸引着,在日落时分再次来到河边,然而,昔日熟悉的鹅群却突然围上来攻击她,世界一改它平静、诗意的外观,露出了凶恶的本相。姑娘慌忙转身离开,在这一瞬间她窥见了更可怕的死亡真相,她发出了一声惊叫,哭喊着夺路而逃。年轻的、只知道生活美好的一面的姑娘,当直面世界的死亡真相时,她显示了自己的全部慌乱。在惊惶失措之中,她遗失了自己的红发夹。遗失红发夹意味着什么呢?世界的荒诞真相是否让她不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她是否从此忧郁绝望?或者在初时的惊骇过后,因察知荒诞真相而获得自由,从而更加珍惜现时的生活?

总之,如同《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少年一样,年轻一代把这个世界想象得过于简单与美好,他们对荒诞世界的觉察还未达到自觉的程度,但经过荒诞的撞击,他们一定会重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设计自己的未来。

中年是由稚嫩走向成熟的时期,他们对世界荒诞真相的体察开始趋向自觉,但由于人生经验与价值取向的差异,不同的个体面对荒诞的态度并不一致。小说中的中年人表现出三种选择:或者是直面荒诞,正视死亡,因而抓住当下,如35岁的工人;或者是惊恐于人生的荒诞真相而担惊受怕,试图以自杀逃避荒诞,如许亮;或者虽然洞察了世界的荒诞真相,却试图消除荒诞,如马哲。

在未死之前,35 岁的工人常去河边,他窥见了死亡。在他看来,既然死亡无法避免,那就应当好好地活着,抓住当下,享受现在。他注重现时的幸福,坚持要把房间布置得“像阳光一样新鲜”②。工人的妻子跟她的丈夫心意相通,她也认识到死亡无可避免,尽管为丈夫的死亡而悲痛,可她并没有发出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声”③,相反,她带着甜蜜的幸福回忆他们的新婚。若无生之绝望便无生之热爱,——这是荒诞人的彻悟。

许亮也是35岁,他也经常去河边,他也洞察了死亡。面对人之必死这一现实,他感到恐慌、畏惧,过度的畏惧甚至让他患上了妄想症。许亮不愿意正视荒诞、承认荒诞,最终,他忍受不了人生的真实而自杀了。自杀,是对人之局限的屈从,是对荒诞的逃避。

马哲,这个贯穿杀人事件始终的侦探,通过调查、走访,他逐渐洞察了世界的死亡真相。与许亮的逃避、软弱不同,马哲敢于直面荒诞,但他犯了“错误”,——他试图消除荒诞。为了制止疯子杀人,他开枪打死了疯子。疯子,本就是非理性的象征,本就是荒诞世界的化身,马哲打死疯子,就是试图消除荒诞,试图阻止人之死亡这一现实。然而,死亡是不可能被消除的,荒诞会依然存在,实际上,马哲一旦杀死疯子,他的杀人就延续了疯子的杀人,他就取代疯子而成为荒诞的化身,最终他也果真成了人们眼中杀人的“疯子”。“疯子”依然存在,世界的荒诞依然存在,——试图消除荒诞的行动却印证了世界的荒诞。

既然荒诞无法消除,世人惟一可做的就是正视荒诞,让荒诞存活,在有限的生命中好好地“活着”。35岁的工人明白这一点,么四婆婆更明白这一点。已经 65 岁的么四婆婆,是小说中最接近死亡的人。回顾以往,她的生活沉重而痛苦,18 岁时就死了丈夫,没有孩子,也从不和街坊邻居往来,40 多年僵尸般的生活让她觉得生活并无多少乐趣。然而,她害怕去敬老院,因为她害怕死亡,害怕直面衰老的现实,这时,么四婆婆还没有彻悟,还未能洞察存在之光,然而,自从她开始照顾疯子后,她的人生态度突然改变了,直面荒诞(疯子),这是么四婆婆彻悟的开始。么四婆婆与疯子住在一起,她们牵着手去买菜,当别人把他们当作稀奇事来加以围观时,“么四婆婆居然若无其事,只是脸色微微有些泛红,那是她无法压制不断洋溢出来的幸福神色。”④么四婆婆洞察了人生的死亡真相,她获得了自由。“全盘转向死亡,荒诞人便感到如释重负,剩下凝结在他身上那种对死神的偏执关注,把无关的一切都卸掉了。面对普通的规范,他领略到一种自由。”⑤既然死亡是惟一的结局,没有未来,就应该抓住当下,享受人生。么四婆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萌发出狂风暴雨般的生活激情。她给疯子洗衣服,帮疯子拍打蚊虫,侍候他吃饭,甚至心甘情愿地让疯子毒打她。我们有理由相信,么四婆婆是幸福的。既然人注定死亡,那还不如轰轰烈烈地活一回。

面对世界,有人过于相信它的美好,生活的阳光遮住了他们的眼睛;有人觉察出它的荒诞本质,却恐惧得自杀,试图逃避荒诞;有人则试图消除荒诞。——这些都是“河边的错误”。世人无法“治愈”荒诞,惟一能做的,就是“带着病痛活下去。”⑥面对苦难与死亡,荒诞人并不盲目乐观或者悲观,也不徒劳地去消除荒诞,而应该“什么也不否认,什么也不排斥,接受生存的神秘性,人的局限性,总之,接受人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这种秩序。”⑦荒诞人应该“同意在这片天地里生活”,学会苦中作乐,“对希望予以摈弃,对无慰藉的生活作固执的见证。”⑧一句话,最重要的是“活着”,要向死而生。荒诞人被钉在时间上,受困于流放中,却也善于根据没有未来没有溺爱的天地尺度来生活。

在这里,我们不禁惊异于这部小说在余华创作历程中的意义。《河边的错误》写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属于余华先锋写作系列之一,但这部小说显然预示了余华90年代写作转向的某些线索与征兆。如果说余华的先锋写作直逼存在,揭示了存在的荒诞、虚无、暴力与死亡,他转向之后的写作则试图回答世人该如何面对世界的虚无,——显然,《河边的错误》已经隐伏着答案,那就是“活着”。因此,余华90年代写出直接以《活着》为题的小说,就绝非偶然。这部影响巨大的《活着》,从标题来看,直接就是宣扬“活着”的哲学。小说同样展示了世界的死亡本质,主人公福贵身边的亲人一个个都正常或者非正常地死亡了,最后只剩下福贵老头孤身一人,但福贵依然坚强、超然,他要活着。余华转向后的其它小说,都表露了这种“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余华语)的生存法则。《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在饥荒年代“以嘴炒菜”,《兄弟》中的宋凡平在被批斗的非人岁月中,为了保护两个孩子的心灵不受损害而编出的各种让人感动的“幽默”谎言,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主人公面对苦难时的坚忍与乐观,即便是描写阴郁、冷漠的亲人关系的《在细雨中呼喊》,那些在暴风雨中饱经摧残与击打的孙光林、孙有元、鲁鲁们,仍然倔强而不屈地活着。或许余华的“活着”哲学缺乏加缪荒诞理论中那种积极的反抗,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处世哲学有更多的相似,但其中体现的面对苦难时的坚强与乐观却一样温暖着我们的心灵。

注释

①加缪:《卡利古拉》,载《加缪全集·第2卷》,李玉民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②③④余华:《河边的错误》,载《现实一种》,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94页、69页。

⑤⑥⑧加缪:《西西弗神话》,载《加缪全集·第3卷》,沈志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90页、102页。

⑦加缪:《雅典讲座:关于悲剧的未来》,载《加缪全集·第2卷》,李玉民译,河北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23页。

本文源自:《当代文坛》,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