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荒诞击穿荒诞——评余华新作《第七天》

余华推出《兄弟》沉潜七年后,再次推出了长篇小说《第七天》,然而,《第七天》甫一面世,就毁誉参半。持肯定立场的人认为,《第七天》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是当代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而持批评立场的人几乎都将《第七天》中涉及的热点新闻事件作为批评余华的口实,认为《第七天》就是一部当下社会新闻的大杂烩,是“新闻串串烧”,“基本停留在浮光掠影的记录上,没有深入到人性和社会阶层肌理的内部”。

《第七天》以死者杨飞阴阳互换的视角,讲述了杨飞死后七日的见闻。余华的真实意图,乃是借死者杨飞来再现当下中国社会的荒诞——以荒诞讲述荒诞,以荒诞击穿荒诞,这实乃是当下最大的荒诞。批评者所谓的“新闻串串烧”,只是余华将现实中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集中汇聚在一起,更加突出地再现现实的荒诞不经,这也延续了余华一直以来对现实的怀疑态度,而非“余郎才尽”。《第七天》承袭了余华一以贯之的悲苦意识和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和深刻同情,也展现了余华对现实的尖锐批判立场。

从《第七天》以及所产生的争议来看,有几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一是新闻事件能否作为素材直接植入小说文本?二是中国当下的故事该如何讲述?什么才是真实的中国当下社会?三是荒诞的叙事呈现出真实,还是“真实”暗含荒诞?厘清这三个问题,不仅《第七天》的争议能迎刃而解,对判断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以及作家描写当下社会,或能提供些许参考。

一、新闻事件能否作为素材直接植入小说文本?

《第七天》描写的都是日常见怪不怪的新闻事件。譬如,暴力拆迁、灾祸后有关方面瞒报死亡人数、医院将死婴做医疗垃圾处理、冤假错案、刑讯逼供、男子假扮女人卖淫,等等。故有人看完《第七天》后,评价说,余华除了给读者带来浅表的感伤外,并没有给读者提供比新闻报道更高明的说法。新闻事件能否直接植入小说文本,成了探讨《第七天》最首要的问题。

对新闻的定义,目前国内最常用的是一九四三年陆定一提出的“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范长江也对新闻下了一个定义,“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张新颖所说:“什么是新闻?新闻就是那个不经常发生的、意外发生的东西才叫新闻。我们天天都在发生的,就在我们周围,就在我们身边,今天发生了明天还能发生,每个人对发生这样的事情都不会感到惊奇,那个东西已经不是新闻了。我不是要说余华写的东西不是新闻,从这一点来为他的作品辩护,而是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成这么一个奇怪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发生的再奇怪的事情都不是新闻了。或者你一定要把它说成是新闻的话,整个这个时代本身变成了一个新闻,而处在时代当中的我们每个人,处在这样一个巨大新闻当中的每个人,他身边发生的事情都不是新闻了,因为我们在一个巨大的新闻里面,而在新闻里面发生的暴力拆迁等,只不过是这个巨大新闻里面的日常生活,所以处在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的人有一个怎么来理解今天这个时代的问题。我觉得余华把这些东西当成日常生活来写,其实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我们远远没有讲清楚%不愿意讲的东西。”

张新颖的话特别有意思,它透析着两层意思。一是在当下该如何理解“新闻”,在青年批评家刘涛看来,“新闻乃时代之微妙处,由新闻而能见微知著,防微杜渐者乃是高人”。很多人认为余华没有挖掘新闻背后所隐藏的人性和社会的本性,余华已经很严正地在传达着这些被外界所忽略的东西,他以如此之巨的激烈新闻事件为底版,已经起到了提醒人防微杜渐之效,颇有鲁迅“引起注意,以期疗救”的遗风。二是张新颖很肯定地认为,新闻是可以植入小说的。在他看来,植入小说的新闻事件,在当下中国已然成了“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就是小说的现实素材,有何不可?

将新闻事件直接植入小说,并非余华首创,在文学史中的例子比比皆是。《第七天》的出版商北京新经典总经理陈明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余华在《兄弟》之前就已经开始写《第七天》,现在书中的很多内容也是多年前就写好了的,很多人说像新闻的内容,其实是余华七八年前写的,比如河里漂着死猪的细节,在黄浦江的事情出来之前,他就已经写了,后来的事实是巧合”。这话的可信度值得怀疑,但他对作家书写当下的困境的说法,却相当精彩。他说:“一个作家写我们的过去时,比较容易把自己抽离出来,但写自己生活的时代时,特别难保持真正的文学姿态。当下的细节,你写出来很容易让人感觉像新闻,写这样的题材确实是需要勇气的。《第七天》的文学细节处理得相当好,既没有刻意回避,也没掉进去。”“很多人批评《第七天》像新闻的部分,其实正是这部作品里特别重要的真实的文学细节,这些活生生的生活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它才能跨越时间、国界,没有这样的真实,《第七天》就失去色彩了。”

细读《第七天》,不难发现,余华并没有生硬地照搬新闻事件,在余华这里,新闻事件只是小说的一个大的背景。《第七天》以零距离写当下现实。余华身处其中,可能是因为以太近的视角写现实,而又将最激烈的事件以死者杨飞串在一起,才给人以满篇都是新闻事实罗列的感觉。其实,余华将这么多荒谬的新闻用一个亡灵串在一起,足见当下社会的荒谬。

有睿智的网友如是说:《第七天》余华把这些悬而未决的新闻事件,用幽灵在阴间的经历,遇到死人后,一个个通过文学想象重新还原了,还原的不是新闻,而是文学的记忆。余华通过新闻串烧,进行余华式改写,又一次找到了审视现实的精神通道。

新闻事件,最核心的一个词是“新”,“新”在这里可以等同于“近”,即与现实“零距离”。在《兄弟》出版后,余华就曾毫不避讳地说,新浪的社会新闻给予了他源源不断的灵感,他相信这种荒诞性给予了作家令人嫉妒的题材。新闻事件不是不能植入小说,它只是需要写作者有高超的叙述技巧和处理技巧。余华的《第七天》,在处理技巧上,以死者见闻为主线,将不同荒诞的新闻事件植入其中,足见其叙述技巧的巧妙和高超。

二、中国当下的故事该如何讲述?

中国怎么了?当前的处境如何?有什么问题?对此有不同的说法。有持崛起说,譬如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作品《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了》;有持批判说,譬如《忐忑的中国人》,这些作品认为中国目前问题很多,尚不能大国崛起。余华的《第七天》讲述中国当下的故事,属后者,他直面了中国的现实,点出了中国的问题。

王侃在接受采访时说:“三年前,余华说‘他想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我想《第七天》这部作品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写出了这个国家的疼痛。”什么是余华的中国的疼痛?余华早作过解释——“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这就是中国的疼痛。余华也曾说过:“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从今天看上去辉煌的结果出发,去寻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余华的理解是,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他个人的疼痛。

余华在接受采访时说,作家如何叙述现实没有方程式,不同的作家写出来的现实也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写下的现实也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有距离,在《第七天》里,我从一个死者的角度来描写现实世界,这是我的叙述距离。《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近才能更真切地理解现实、抵达现实。这是余华书写“疼痛”的距离。

余华的作品写出了小人物的疼痛。从杨飞、鼠妹等一干人物身上,不难看出,余华点中的,就是这个时代处于最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也通过这些悲苦的小人物,将经济高速发展,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社会的疼痛写得透彻入骨。

从《第七天》中的两个人物刘梅和男友伍超身上,可以看到小人物的落魄,底层人生活的艰辛。作为鼠族的刘梅,几次因为被人调戏而害得和男友双双失业,直至上街乞讨。在见到自己的小姐妹坐台日进斗金,过上奢华的生活后,欲去坐台。结果被男友暴打了一顿后,才打消念头。鼠妹刘梅最大的愿望是拥有一台iPhone,男友为满足她,给她买了一台山寨版iPhone,在网友的嘲讽下,刘梅不堪,跳楼自杀身亡。男友伍超为给她买块墓地,无奈走上了卖肾之路,因此丢掉了性命。

近年,伴随城市化的浪潮以及各种原因,千百年来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一波又一波地涌入物欲横流的城市,然而,城市并不是他们的家——城市没有接纳他们,他们也无法融入城市。一台iPhone,对城里人来说,就是一个想要即刻就能到手的玩具而已,而对鼠妹刘梅来说,却是奢望。这能说明刘梅对物质的过度追求、虚荣,还是这个社会没有给像刘梅这样的鼠族于公平实现自己卑微愿望的机会?我想,刘梅从土地上走入燥热但没有温度的城市,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现实容许她了吗?从《第七天》中,我看到,现实并没有容许她依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相反,还因长得好看,总是被骚扰,而害得自己和男友两度失业。当然,我也知道,将一切恶斗推给现实、搡给社会,那都是极端者,甚至是无能者的做法,但现实中的刘梅、伍超何其多也,这让我自己都语塞。

还有暴力拆迁、有关方面隐瞒火灾死亡人数、刑讯逼供等等,这些匪夷所思的事,都像雾霾一样,明火执仗地蔓延,我们连阻止的力量都显得如此渺小,我们该拿什么相信现实?

“余华的作品中人物有一种无力感,而在今天一个比较平常的、持有日常的观念和日常的生活方式的人,基本上都是‘没有力量’的人。余华是艺术地、形象地把这样一个正常人在当代社会里的那种无力感写出来,他把主人公写成了一个死人,表达出来的绝望是很深刻的东西。”

那些曾风动一时的所谓报告文学,能给这个时代留下什么,能给人以什么样的温暖?相反,那些直面现实,直指现实的作品,虽然鲜血淋漓,甚至有时让人不忍卒读,但多年后再读,却依旧泛着勃勃生机,依旧让人震撼,让人温暖。十年、二十年后,再回过头来看《第七天》,它将是当下社会的一个见证者、记录者,它将充满生机,让读到它的人热泪盈眶。

三、荒诞的叙事呈现出真实,还是“真实”中暗含荒诞?

这个时代最大的荒诞就是颠覆常识,忽略常识。在这个时代,“真”太少,而以假乱真太多,最终弄成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真假难辨。

在《第七天》腰封上,余华有一段话: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因为现实荒诞,小说描写的荒诞就有其合理的依据,或者更进一步说,荒诞的叙述背后,恰恰是真实现实的纸上再现。

余华早在一九八九年就写下《虚伪的作品》这一奠定自己对“真实”与“荒诞”理解的重要作品。他说:“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而要怎么接近真实呢?余华在接受采访时曾透露写《活着》的感受。他说《活着》刚开始,他采用的是之前惯用的叙述模式,但结果他发现怎么写都不舒服,怎么写都感觉是隔了一层。后来,他调整了叙述方式,改用第一人称,让人物自己出来发言,这样,他发现自己的叙述充满了亲切感。

在《第七天》中,余华采用的还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他说,我在修改时已删除很多“我”,剩下的“我”都是不能删的,仍然不少。这是叙述的需要,《第七天》的叙述有点像圆规,“我”的经历是圆心,所见所闻是一条条圆线,叙述的圆规一圈圈往外画圆。

当然,这只是叙述的真实,是技巧层面的问题。余华《第七天》最核心的是,以荒诞的叙述。以荒诞的故事来接近他所理解的真实。《第七天》的开篇,余华就用了很荒诞的笔调来写: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

这是《第七天》的开篇文字,也是整个小说荒诞的起点和基点,透着肃杀的气息。一个人在死后还能自己去殡仪馆火化,并且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这本身就十分荒诞。主人公杨飞的经历随处可见中国当下生活各种怪现象,折射出残酷又荒诞的现实。

出版人、评论家止庵说:“小说这么开头,就像郑板桥说的‘未画以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别人没法模仿。”《第七天》的编辑林妮娜认为,《第七天》的开篇,是一个震撼的开始,却异常独特,不可复制。

墓地与殡仪馆火化等级分明,权贵坐的是沙发,有专区,能享受 BRS 待遇,而贫困者却只能坐椅子,要拿号排队,市长来了却大摇大摆地去国外进口的炉子火化,死后贫富之间依然有着明确的界线。强制拆迁,导致悲剧不断。孩子坐在已经变成废墟的家园上写作业,而自己的父母却被暴力拆迁者残暴地埋在了自己的家中,家,变成了坟墓,这可能是人世最悲凉的事情了。商场大火,死亡三十八人,为了逃避责任,有关方面在死亡人数上大做手脚,并拿纳税人的钱去摆平那些已死却在官方口中还活着的人的家属。医院将二十七个死婴做医疗垃圾处理,扔到了河里,生命竟然如此被轻薄,是死者为大,还是死者变垃圾?一个杀人犯在警察的刑讯逼供下被迫招认自己杀人,而被枪毙,好笑的是“被杀者”却忽然回家。如此荒唐的冤假错案都听得人耳朵生了茧。一假扮“女人身”的男子卖淫被抓,审讯中被暴躁的年轻警察踢坏下体,多年上访无果后,怒而杀警察泄愤。打工者为给女友买墓地,甘愿在黑市卖肾换钱,自己亦伤重死去,等等。

如此多的荒唐事,完全是现实版的“目睹中国当下之怪现状记”,本应是不足以令人信服,但这些,却是现实中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的悲剧。“当基本的理性缺失之后,当基本的公正无法维持的时候,当弱者永远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我们已很难用逻辑来建构现实。”余华以死者的视角来讲述,来串联起这些悲剧,让这些悲剧获得了叙述的自由与合理性,也再现了余华“更加接近真实的”写作意图。从文学创作上讲,余华也再次告诉世人,荒诞的叙述,怪异的讲述,才是接近真实的不二法门。

余华表示,实际上,他认为他在书中引用的新闻素材内容并不多,但读者在观感上可能有所夸大。他希望用不长的篇幅,较为集中地表现中国当下社会的荒诞感。难以想象的现实都在发生,最后大家都慢慢习惯了。并且选取的是一些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可能怪诞小说相比现实小说的“大路”,更像一条通向现实的“近路”。怪诞小说是抄近路的,怪诞小说也好,荒诞小说也好,是为了更快地抵达现实,而不是慢慢地抵达现实,否则没有必要用荒诞的方式。

另外,可以反衬当下社会荒谬的还有两个被余华隐藏的点。一是《第七天》,取名于《旧约·创世记》,“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完毕,就在第七日歇息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旧约·创世记》本是抚慰人心的书,但《第七天》却是让人绝望的书。两相对比,让人悲凉不少。神造物的工已完毕,就安息了,但现实中的小人物,却“死无葬身之地”。另一个是主人公杨飞的名字。此名或有寓意,但在《第七天》中,杨飞不仅“飞”不起来,反而折断了翅膀,连死都死得莫名其妙。

四、结语

《余华评传》作者洪治纲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对于一些实力派作家来说,直接书写当下现实,确实是一个难题。像苏童的长篇只有《蛇为什么会飞》书写当下现实,莫言的长篇也只有《天堂蒜薹之歌》直接展示当下现实,结果似乎都不讨读者的喜欢。包括《第七天》,这三位作家在书写当下现实时,都努力采用了一种变形或荒诞的手法,试图摆脱写实叙述的某些局限,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审视现实。为什么他们不采用池莉等作家那种单纯的写实策略?我想,这恰恰体现了他们在写作上的某种自律性的要求,一种自我突破和超越的诉求。

我完全赞同洪治纲的说法。还是那句话,现实太荒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生活在这样的荒诞之中,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后,才觉得余华的《第七天》是乾坤大挪移新闻事件而成的仓促之作。但十年、二十年后,社会转型完成,社会更加和谐,人人都能均等地享受改革之利,人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续而实现“中国梦”时,再翻开《第七日》,它必将给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可靠的素材,因为它记录下了中国曾经的疼痛,而这份疼痛——中国人的疼痛——能给后世在前行的路途上提供一些规避再次犯错,或者说犯罪的参考。果真这样,那将是那个我们所有人期待着的社会的最大的幸事。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一日凌晨于昆明家中

本文源自:《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