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与鲁迅文学传统

鲁迅文学传统是中国文学资源的组成单元,是当代汉语写作很难忽视的存在,它对当代作家构成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第七天》是浙籍当代作家余华与鲁迅“相遇”近20年后完成的一部小说新著,因此,也很自然地作为一枚标本进入笔者的研究视域,借此透视鲁迅文学基因在余华汉语写作中的承传与变异关系。

一、结构叙事、批判品格及其精神质地

20 世纪 80 年代余华刚开始写小说时,“《收获》杂志编辑就说他的小说风格有点像鲁迅。”①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在新潮小说创作甚至在整个当代中国文学中,余华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②与很多当代作家一样,余华小学阶段就开始阅读鲁迅的《狂人日记》,其后初中高中阶段多次重读《狂人日记》。不过,“直到 1996 年,当我再一次拿起鲁迅的作品,重读《狂人日记》,才突然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只是一个动作描写,就把狂人的状态表现出来,真的很厉害,很伟大。”③在余华本人看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其与鲁迅真正“相遇”的时间节点。与此同时,余华反复强调:“如果我更早几年读鲁迅的话,我的写作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状态……但是他仍然会对我今后的生活、阅读和写作产生影响,我觉得他时刻都会在情感上和思想上支持我。”④

《第七天》是余华与鲁迅真正“相遇”近20年后完成的一部小说,它与鲁迅文学传统的承传关系在结构叙事、批判品格及其精神质地等多个方面有比较清晰的呈现。

在艺术形式方面,鲁迅小说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以跌宕起伏的情节为其艺术支柱;也不同于西方古典小说以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为其审美中心,鲁迅小说叙事的突出特点就是故事情节片断化,人物性格大多数类型化,其艺术支柱既不是淡化了的情节,也不是类型化了的人物性格,而是独特的叙事结构;其叙事结构亦如话语一样具备叙事功能,而不再是一个沉默的容器,默默无言地承载着文本中的人物、故事、情节、话语等,它也在不动声色中与话语并肩而立承担着言说的重任。鲁迅通过结构的言说比话语本身的言说丰富而深邃,不注意这个层面的阅读,便要折损其意义的大半;对某些小说而言,如果没有找到这种结构,对其解读便不得要领。比如,若不抓住看/被看的二元对立结构,《示众》所着力写的就是“一群看热闹的人的音容姿态,愚蠢表情,以及一种近乎恶浊的气息……屑锁,重复,无聊,太过分……无论如何够不上是一篇完全的作品。”⑤如不抓住否定之否定结构,我们就很难理解鲁迅关于《孔乙己》旨在“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⑥的叙事意图。同样,如果我们不顾阴阳两重世界二元对立的文本结构,那么,余华小说《第七天》就是一堆“新闻串烧”,甚至有人称其为“余华出道以来最差小说”。⑦

无论早期的《现实一种》、《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还是七年前的《兄弟》,余华小说不仅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其主要人物大多数也是个性鲜明的,如《活着》中的富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兄弟》中的李光头和宋钢俩异姓兄弟,等等。然而,余华的新著《第七天》与其此前的小说却迥异其趣,明显承接着鲁迅小说的三大叙事特点,那就是故事情节碎片化,主要人物杨飞的性格类型化、平面化,但阴阳两界二元对立结构却异常突出。

在一般世俗人们的心目中,人世的阳间固然有种种不如意事,但毕竟因为有政府、军队、警察、法纪、道德伦理等人间社会的历史构架,终究是美好的;而与此相对的阴间却是恶魔横行的人间地狱,因此,好死不如赖活。不过,在《第七天》中,如此这般的阴阳两界却完全颠倒过来了。原本恶魔横行无忌的人间地狱却人人平等,大家和谐相处,哪怕阳间生死对立的矛盾到了这个世界被化解于无形。李姓男子在阳间为了挣钱把自己打扮成女人从事卖淫,被刚从警察学校毕业、少不更事的年轻警察张刚所伤,这场人间恩怨缠斗了三年多最终演变为一场血腥仇杀,而警察方面一死九伤的惨剧也并未终结这场旷日持久的悲剧。被杀的警察就是张刚,张刚死后,是张刚父母旷日持久的上访。每到社会敏感时期,政府就会邀请其父母外出旅游,为此已经花掉公款百万元。李姓男子与张刚俩人相隔半年先后来到阴间,不过他们的仇恨没有越过生与死的边境线。仇恨被阻挡在那个永远离去的阳间,俩人在阴间整日以弈棋为乐,亲密无间。

与其乐融融的阴间相比,阳间的残酷和荒诞却屡见不鲜。在浓雾弥漫中传来连串的车祸声;在盛和路的强拆事件中,一对夫妻被埋在废墟中,生死不明;歹徒光天化日下抢劫;市长突发心肌梗塞死在五星级行政套房的床上,而从套房内惊慌失措又哭又叫逃出来的是光着屁股的嫩模;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话,市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等等。在阴阳两界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对人世间生态环境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淋漓尽致。

否定与批判是余华小说一以贯之的精神品格,《第七天》也不例外。它显然延传着以鲁迅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精神传统,从而与1942年以来在延安逐步形成的工农兵文学传统中讴歌赞颂型的精神品格相区别。鲁迅小说否定和批判的精神品格与鲁迅明确的现代知识分子角色定位密切相关。鲁迅给“真的知识阶级”的定义是:“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⑧与“永远的否定”相伴而生的是“永远的疼痛”,而与“永远的疼痛”相伴而生的是其字里行间弥漫升腾着的悲悯气质。这种悲悯的气质同样弥漫在《第七天》的字里行间。永远批判的立场使余华与现实的关系异常紧张,只好到虚无荒诞的阴间寻求安宁,而虚无荒诞阴间的安宁反照出人间现实更加残酷、更加荒诞,其永远疼痛的文字自然也铸造余华小说悲悯的精神质地,从而与其同时代以王朔为代表顽主型叙事小说的精神品格迥异。王朔经典的叙事立场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为了反抗流氓的行径,声称自己就是流氓,自然大大消解自身与流氓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其悲悯气质固然也随之消散。

此外,鲁迅说:“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⑨鲁迅小说叙事背景简单,余华小说叙事背景同样简单;鲁迅叙事文字简洁,余华叙事文字同样简洁。余华说:“鲁迅可以说是我读到过的作家中叙述最简洁的一位。”⑩我们很难说,这不是余华的夫子自道。

二、社会生态批判与国民劣根性批判

鲁迅文学基因在余华《第七天》小说文本中的承传应是毋庸置疑的,但无论如何优秀的文学基因在一个优秀作家写作中,不仅应有合理的承传,更应该有大胆的变异。如果说鲁迅小说叙事的价值基点是国民劣根性批判,那么余华《第七天》的价值基点则是社会生态批判,这是余华《第七天》对鲁迅文学传统最突出的变异之一。

鲁迅的核心思想是“立人”,而“立人”的前提是人品人格的健康与健全,这对于病入膏肓的国民来说,首要的工作自然就是“治病”,因此,鲁迅文学叙事的价值基点是国民劣根性批判。

从阴阳两界二元对立结构的独特设置来看,余华《第七天》叙事的价值基点不是人的内心世界而是人的外部生态环境,平等、秩序、安宁、和谐、舒适的阴间所照见的恰恰是现实人间千奇百怪的生态乱象。在虚妄的阴间,没有仇恨,没有纷争,相互之间只有关爱,只有彼此的帮护,“有墓地的得到安息,没有墓地的得到永生。”食品最安全,享受的是“国宴的吃喝待遇”,自然没有毒大米、毒奶粉、毒馒头,没有假鸡蛋、皮革奶、石膏面条、化学火锅,也没有大便臭豆腐、苏丹红、地沟油等。每一个在现实世界死于非命的游魂,来到这个世界,迎接他们的都是温情的致意,友好的问好,是“夜莺般的歌声”。因此,游魂们无不“感到自己像是一颗回到森林的树,一滴回到河流的水,一粒回到泥土的尘埃”。

除了阴阳两界二元对立结构外,《第七天》还设置了人的内外两重世界的二元对立结构。同样,人的内心世界的柔软和善良反照出人的外部的生态世界触目惊心的坚硬与残酷。杨飞因为一个偶发事件,异外地降生在人世间两条冰冷的铁轨间,却又幸运地落生在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男人柔软的心间,尽享绵软悠长的父爱。养父杨金彪独身一人把他抚养成人,直到大学毕业,成家立业。不料晚年又身患重病,为了不拖累养子,离家出走,只求自生自灭。为了寻找养父杨金彪,杨飞足迹踏遍阴阳两界;为了给女朋友鼠妹刘梅购置一块可以安息的墓地,伍超不惜卖肾;为了二十七个婴儿的冤魂,李月珍为此殒命;等等。人性的光辉与人间的惨状构成鲜明的对照,而在这星光斑斓的人性光辉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小说文本基于人道立场对于人间生态乱象的深刻批判。

因为以国民劣根性批判为价值基点,所以,在鲁迅小说叙事中,隐藏在国民劣根性背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悲剧性因素通常是“人性必然的限度”。如《阿Q正传》中关于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的一段:“据阿 Q 说,他的回来,似乎也由于不满意城里人,这就在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而且煎鱼用葱丝,加以最近观察所得的缺点,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阿Q之所以以未庄为价值尺度否定城里人,就在于阿 Q 像所有人一样,从来以一己狭隘的经验评断自身以外的人与事,几乎没有例外,这就是人认识上的必然的限度。再如《伤逝》中的子君虽然惊天动地地声称“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但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还是一个没有自我的子君。显然,子君对于自我的无知就像阿 Q 对于革命的无知一样,同样关涉到人认知上的必然限度。

因为以社会生态批判为价值基点,所以,在余华《第七天》叙事中触目所及的每每是人的外部世界的生态乱象。如,谭家鑫夫妇和女儿女婿共同经营的一家餐馆,客来客往,川流不息,生意兴隆,然而却持续亏本三年多。原因在于,公安的、消防的、卫生的、工商的、税务的时常来这里大吃大喝却不付现金,只是记在账上,年底让一些民营公司替他们结账。可是,连续多年经济不景气,不少公司倒闭,能够替他们结账的公司越来越少,然而,即便没有人结账,但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继续过来大吃大喝。于是,现代企业版“丰收成灾”的故事不断上演。最后,餐馆失火,一家不得不拦在门口收费,欠费没有收上来,一家人却命丧黄泉。在阴间,谭家鑫一家人继续经营他们的餐饮业,不一样的是,再也没有公安、消防、卫生、工商、税务等部门官员白吃白喝。

诚然,“国民劣根性”与“社会生态乱象”原本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彼此互为因果。然而,不论是鲁迅小说的国民劣根性批判,还是余华《第七天》的社会生态批判,都没有迷失在这样的逻辑循环的泥塘中。究其原因,还在于他们小说独特的结构设置。在余华《第七天》文本结构中,结构对立的双方均构成反比例关系。在阴阳两界二元对立结构中,阳间的残酷荒诞与阴间的平等和谐构成反比例关系;在人内外两重世界的二元对立结构中,人内心世界的柔软善良与人外部生态世界的坚硬残酷构成反比例关系。因为这两个结构几乎左右了文本叙事的主要走向,其小说中国民劣根性叙事的批判矛头同样指向只社会生态的乱象。国民劣根性,比如刘梅周围那班人群普遍惊人的冷漠,就是社会生态这棵大树上结出的一枚苦果。试想,如果不是社会生态太乱,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想活?正因为这年月不想活的人多了去,面对鼠妹刘梅的跳楼,人们并不关心,她为什么要跳楼?人们所热烈讨论的是,她到底应该选择怎样的自杀方式?因为自杀也得善待自己!同样是对看客冷漠心态的刻画,余华《第七天》的叙事结构不再拘于看/被看的二元结构,其批判矛头指向社会生态。反过来说,鲁迅的《示众》因为在看/被看的结构中展示看客的冷漠,却略去公安、警察、消防、工商、税务等生态元素的叙事,其批判矛头准确地指向了人性永恒的荒谬。

三、鲁迅的绝望与余华的希望

鲁迅文学叙事的底色是绝望,鲁迅的力度就在于,在绝望之中执著地反抗绝望。不过,他又说:“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绝望与希望一样最终同堕于虚无,也就是说,绝望的底色并没有根本改变。而在余华《第七天》小说叙事中,绝望与希望,彼此纠结,相互缠绕,呈复杂交织状态。不过,余华终究在绝望的底色上抹上了一线希望的亮色,这就是鲁迅文学基因在余华《第七天》写作中又一突出的变异。

鲁迅的绝望深藏于其文本结构中。比如《狂人日记》,狂人的异端就是我们的希望,而狂人的癫狂是狂人最突出的异端;可是,狂人的癫狂不是被鲁迅死死地锁闭在一个圆形结构中,就是闭锁在一个平行的反比例结构中:狂人癫狂的轻重程度与其对“吃人”社会认识的清醒程度构成反比例结构。一方面,狂人的癫狂的病症愈来愈严重;另一方面,狂人对“吃人”社会的认识却是愈来愈清醒,也愈来愈绝望,而且绝望的最强音恰在清醒的极值处。最后,这个狂人还是回到“正常”社会中,消弭于“正常”社会中,与“正常人”一般无二。

在《第七天》中,无论绝望还是希望,同样深潜于文本结构中。现实的阳间充满了血腥和死亡,与适宜人居的生态世界无涉,要想平等、安宁、和谐、舒适,只有虚妄的阴间才有。显然,在阴阳两界二元对立结构中,没有希望,只有绝望。

《第七天》的希望潜藏在人的内外两重世界的对立结构中。尽管人的外部生态世界充满了血腥和死亡,但人的内心世界并不是只有硬结和冷漠,诸如杨乐、杨金彪、李月珍、伍超、刘梅、肖庆等,他们的内心世界依然柔软,依然善良,依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这就是这个绝望世界中不可忽视的希望。

除了善良和温情外,底层人物“执著如怨鬼,纠缠如毒蛇”的精神同样是人类的一线希望。李姓男子把自己打扮成女人从事卖淫,固然为人所不齿,但他被年轻警察张刚所伤后,纠缠不休的复仇精神,谁能否认这不是兽道转为人道的一支潜在力量。

鲁迅的绝望蕴藏着无限正能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鲁迅的绝望决定了鲁迅作品具备了穿越时空的无限力量,因为鲁迅绝望的根源在于鲁迅的叙事每每触及到人性必然的限度。没有人能够逃脱死亡的宿命,这是人永恒的限度。不过,在一般人的概念中,死亡总是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很难与自身的知与行关联在一起,从而对自身的知与行发生影响。鲁迅《过客》的永恒价值和无限力量,就在于它把似乎遥不可及的死亡突然摆在读者面前,告诉读者,执著前行,向死而生,绝望的抗争,是每一个人惟一正确的人生选择。死亡的震撼与绝望抗争的力量同时在文本中陡然升腾起来。但这也并不意味着,鲁迅轻视希望的力量。鲁迅说:“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已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在《药》中,为了给读者以希望,鲁迅就强行在夏瑜的坟上添上一束花。这显然是鲁迅善意的谎言,“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

同样,我们不必过高估计余华《第七天》中的希望。余华说:“我在写的时候,感到现实世界的冷酷。我写得也很狠,所以我需要温暖的部分,需要至善的部分,给予自己希望,也想给予读者希望。”显然,余华在《第七天》中的希望叙事未尝不是余华美好的愿望,未尝不是像鲁迅那样死似的,“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事实上,如果说《第七天》的希望寄寓在杨乐、杨金彪、李月珍、伍超、刘梅、肖庆等底层人物善良的内心世界里,然而,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所有这些希望之星,最终无不死于非命。我们甚至也可以像诗人绿原那样发出质疑:“但不懂为什么丹尼尔竟能/单凭信仰在狮穴中走出走进。”不过,质疑的绿原同时也高唱道:“大卫血战到底,仍然充满人性《/诗篇》的作者不愧是人中之鹰。”(《重读〈圣经〉——“牛棚”诗抄第 n 篇》)我们又怎能否认,这些善良的底层人不是这个虎狼世界的星星之光。

出版社为《第七天》精心设计的广告词是:“比《兄弟》更荒诞,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是真,比《活着》更绝望却未必。《活着》中富贵在亲人一个个凄惨死去后,依然顽强的活着。支撑他继续活着的不死信念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这不是阿Q似的生存法则,又是什么?还有比这更让这个世界绝望的生存信念吗?

因此,我更愿意相信,《第七天》中的希望叙事,是余华写作中的新尝试。

注释:

①周勤,冯怡:《要找个特贵的地方,宰莫言一顿》,《钱江晚报》20121122日第6版。

②李劼:《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钟山》1988年第5期。

③周勤,冯怡:《要找个特贵的地方,宰莫言一顿》,《钱江晚报》20121122日第6版。

④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⑤徐永泊:《鲁迅的〈示众〉》,《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第962页。

⑥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3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第793页。

⑦朱玲:《解读<第七天>争议》,《北京青年报》2013621日。

⑧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91页。

⑨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6页。

⑩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本文源自:《小说评论》,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