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面对人民疾苦 眼睛想闭都闭不上

一直被冠以“先锋派作家”称号的余华,认为自己从来都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2015年推出的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中,他用“差距”一词描摹当下中国社会“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的现实。他说,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他的看法也因时代之变而变,然而面对人民的疾苦,想闭眼睛都闭不上,“不管是上网还是走上街头,今天是根本闭不上眼睛的。”

凤凰文化:书名《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这个差距指的是什么?是什么造成的?当然我理解不仅仅是贫富的。

余华:差距是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的。写书的过程就是寻找答案的过程,最终永远是找不到答案。写作是为了寻找,而答案也是会变化的,今天你觉得找到答案了,过两天又觉得没有答案,或者说你找到的不是你想要的。

凤凰文化:对于您的作品我能想到的两个普遍符号是神圣和苦难,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你的底色始终是个“牙医”吗?

余华:应该说童年是我的底色。童年的记忆太重要了,我觉得童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决定性的,他的世界观最早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后来不过是做一些修改而已。所以我想,童年能够经历很多,你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要拥有一个童年就足够了。因为人的内心是相通的,可以进入到别人的生活状态中去,这就是童年对我们的重要性。

凤凰文化:有人说,作者不应该在现实的苦难面前闭上眼睛,那么写作者如何处理沉淀之后的现实?以及是否每个写作者都有经验化的处理还是每一次现实都是崭新的?如何和报告文学区分?

余华:“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说这句话的黄秋耘后来被打成右派,在那个年代,他是很勇敢的,而你今天说这句话,根本就不算什么,时代还是变了。但是在今天,你想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都闭不上,不管是上网还是走上街头,今天是根本闭不上眼睛的。

当作家写到当代、面对现实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问题,因为每一个读者都对当代社会都有自己的经验,阅读时会把自己的经验代入进去,以这个衡量写得是对还是不对;写过去的生活就相对安全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没有能够活到今天。因此作家对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应该保持一个适度的距离。“适度”应该是这样的,它有两个方面,一是表达作家对自己生活环境的反应,这个反应是本能的,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周围发生那么多事情,你很难做到无动于衷;第二,当你用一种叙述手段,比如小说或其他方式表现的时候,这个“距离”就很重要了。比如我们手里拿一个望远镜,通过不同的倍数把远的东西拉近看,把近的东西推远了看,这就像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一般当一个作家写久远年代故事的时候,要像把望远镜拉近了,因为任何一个作家,不管写什么时代的故事,都会把对自身所处时代的感受带到写作中去,这个代入的过程就是拉近的过程;反过来,像我写《第七天》,是要把望远镜往另外一个方向转,推远来看。所以虽然从这个题材上看这是我和现实最近的,但在叙述的角度,又是最远的一次。因为《第七天》是从死无葬身之地的角度写的,从死者的世界看活着的世界,活着的世界只是作为一个倒影的存在,是反过来的。就像望远镜一样,近的东西应该推远了写。

凤凰文化:中国几十年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进程,这个节奏对人有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作家应该抓住什么?

余华: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到了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来临了,中国很多问题开始被揭露出来,或者是被自动引发出来了,比如个人主义对家庭价值观的冲击等伦理问题和处世哲学等。强调个人价值和遵守家庭价值之间本来不是矛盾,问题是我们的发展太快了,以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不可能不受影响,所以我的看法也在不断变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

凤凰文化:如今重看“先锋”两个字,如何理解?

余华:我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八十年代后期我被称为先锋派作家时,我仍然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主义的定义不能以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作为标准的,在我看来,卡夫卡、马尔克斯都是现实主义作家,博尔赫斯、贝克特不是。所以当我写作的时候,自然会将我理解的现实表述出来,有时候是以暗潮涌动的方式,有时候是以光怪陆离的方式,有时候用其他的方式。

凤凰文化:这个时代还有普世价值吗?

余华:不予回答。

凤凰文化:接受采访时你说自己看评论专挑赞美的话,我觉得这样很有趣,事实上是吗?

余华:不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