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余华研究综述

 

摘 要:作为当代文坛著名作家,自新时期以来,余华一直颇受关注。2012年,余华及其作品研究近200篇,呈现出以下特点:小说《活着》再度引起评论热潮;《兄弟》、《现实一种》和《许三观卖血记》等的解读繁花似锦;对余华创作渊源的考察,突破了以往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影响研究的藩篱。今后的余华研究应该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上进一步拓展。
关键词:余华;《活着》;旧作新解;创作渊源;视角多元化
余华作为我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创造了不少优秀之作。无论是布满暴力血腥的笔调,还是充溢悲悯温情的书写,其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直观描绘,表现了作为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对人性的不断关注与思考。一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余华的创作风格和作品内涵进行了不懈研究,2005年、2006年《兄弟》出版以来,学界更是掀起了余华研究热潮。但此前的余华研究多集中在主题、叙事以及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型方面,纵观2012年余华研究,则在平稳中逐渐趋于多元化解读。本文将以枟活着枠的一系列研究为切入点,同时兼顾多元视野下对余华小说的新解读以及国内外作家对余华的影响分析,旨在将2012年度的国内余华研究进行理性、客观的梳理、述评,为余华作品爱好者、当代文学研究者展现余华研究现状。
一、经典之再解读:《活着》
作为余华创作转型后的一部扛鼎之作,《活着》问世至今已20年,一直备受评论界关注。究其原因,在于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对苦难与人性的直接书写,更展示了人性对苦难的超越。在一个个死亡故事的背后,蕴含着对生存意义的思考,对人性善恶的审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纵观2012年对枟活着枠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活着》与影视文本
曾经有学者对枟活着枠的影视改编进行了研究,2012年也有这方面的相关探讨,但这种探讨主要局限在差异性的对比之中。廖青鹏在《<活着>之小说与电影的跨学科研究》中对比了余华的小说《活着》同张艺谋改编后的电影《活着》之间存在的差异,并从小说与电影不同的创作艺术、审美情趣、叙述方式和文化氛围等根源上寻找差异的原因。最后,他认为二者虽殊途,却也同归,主要体现在两部作品都启示人们更多地去思考生命。[1]林晓芳则发现了《活着》在《收获》版、增写版以及电影版本之间的文本变异,并“从叙述方式和作家个体经验的关系、文字和影像语言之间的互动等方面”,去“审视小说在电影改编过程中的审美嬗变”。[2]孙婕试图在小说和电影两种艺术形态关系上去解读张艺谋不同于余华的“另一种活着”。在她看来,二者在叙述视角方面发生了变化:由于电影有严格的时间限度,“要求电影必须是矛盾的聚集式的爆发,也是各种情绪的聚集式的倾泻”,所以张艺谋选择了“将生与死的冲突集中一起,极力渲染,打动观众”。[3]
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二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诸多差异,将二者进行差异性的对比,固然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我们也可尝试进行逆向思维,去寻找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之间的密切联系——二者异质同构的地方。例如,可从余华的《活着》及其电影、话剧的改编切入,去探求视觉艺术在引起读者或观众效应上的一些本质规律。
2.多元视野中的《活着》
从古至今,人类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孜孜不倦,已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优秀的、不朽的艺术作品必定融入艺术家对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思考。余华的《活着》即是这样一部在苦难生存状态中用善良、爱、乐观和宽容去探寻生命意义的文学作品。
2012年的余华研究,评论者主要是从生存哲学方面对枟活着枠所表现的生命意义进行了思考。燕铮铮向我们再现了主人公福贵浓浓悲剧色彩的一生,她认为余华通过这部小说让读者经历了一场心灵上的“死亡”体验,也让读者对生命的价值有了重新的认识:“生命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生命存在的本身。”[4]与前者不同的是,俞世芬和常套叶对福贵生命存在的意义发出了反面声音,他们认为枟活着枠并不是对生命的礼赞,而表达的是“一种存在的悲哀”。文中引用了谢有顺的话: “我不仅没有读到高尚,反而读到了一种存在的悲哀,因为放弃存在的价值和光辉,比存在的消失本身还要可怕得多。”[5]在作者看来,生命“活着”与生命“存在”是不同的,有希望有生气的存在才是“活着”。
对《活着》所折射的生命意义这一主题的研究已十分成熟,尽管不同时代、不同生活背景的人对其有着不同的解读,但总体上大同小异。如果要寻求创新,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到方法论上。笔者认为,俞世芬和常套叶通过比较的方法提出了 “生命的活着”与“生存的活着”间的不同,由此将生命意义引向了另一层面的思考,即是一种新的研究突破口。此外,有评论者发现了文本中更为有趣的东西。
首先是对时间的关注。樊小玲对福贵故事的5个部分所涉及的季节进行了统计,发现余华所偏向的是秋季,而福贵叙述时间是夏季。于是将中国文学的悲秋传统与《活着》的苦难意识相结合,进而认为“秋季的循环更替,有力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同时分析了叙事季节与故事发生季节之间形成的张力。[6]而王盼主要研究了叙述者“我”和“福贵”的两套时间系统,并致力于小说中所涉及的这两套时间系统的细致分析,认为时间使得《活着》的文本具有了开放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存在意义上阐释可能。[7]
其次是在对不同作家相同题材作品的对比中发现问题。枟活着枠是一部表现人生苦难的小说,主人公福贵的苦难与亲人的相继死亡不无关系。文学作品当中的死亡叙述是常见的,但是一部作品中如此多的描述死亡,余华是其中之一。而莫言的作品枟檀香刑枠更是赤裸裸地反复叙写着死亡。张显翠和杨明骥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认为二者虽然都是对死亡的描写,但两种“死亡”意象承载的内涵却不同:《活着》体现了现实的无情与残酷,而《檀香刑》则展示人性的肮脏与丑恶。[8]我国当代另一位先锋作家残雪同样擅长在其作品中揭露人性的丑恶和人世的黑暗。他们二者在赤裸裸地展现人性的邪恶与凶残,展现相互敌视、相互残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是具有可比性的。但是,自1992年第1期《当代作家评论》上出现过王彬彬的关于余华和残雪的对比研究文章之外几乎无人论及,实为一大缺陷。
二、旧作新解,繁花似锦
除了对《活着》的研究之外,余华其他作品同样颇受关注。评论者尝试从不同角度对余华的优秀之作进行多方面解读,力图挖掘作家埋藏在作品当中的金子。
1.《兄弟》余温
余华的《兄弟》曾在2006年、2007年的文学评论界引起轩然大波,赞扬的、批判的以及冷峻客观分析的各种声音一时间铺天盖地。2012年对《兄弟》的研究虽高潮已退,却仍存余温。
曾给余华写过评传的洪治纲对《兄弟》进行了人物分析。他认为主人公李光头是一个现实伦理的解构者,“他常常以践踏世俗伦理的方式,揭开底层大众的精神真相,凸现时代巨变中的某些荒诞本质。”李光头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折射了余华对数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理解与思考。”[9]跳出对小说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形象的分析,高群从语言学角度,对枟兄弟枠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宏观层面上,“固有修辞身份/对应修辞身份作为修辞元素,参与了小说文本的建构。在小说枟兄弟枠人物系统中,对应修辞身份认证推动叙事进程,规约文本结构,凸显复杂人物关系,升华人物内涵,丰满固有修辞身份类聚系统,实现修辞意图”。在微观层面上,“夸张语料丰富,预言起到的夸张效果很值得关注”[10]
对于余华的《兄弟》,也有不少评论者仍从人性与欲望角度进行研究,笔者在此亦不多作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徐翔反其道而行之,对《兄弟》持批评态度,认为其是“强度叙述”下的“轻度作品”,并提出这是余华处于精神消费的时代,无意识的在作品中呈现出的由寓言向神话的转型。[11]透过作品去分析作家的无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导向作用,属于作家创作研究这一范畴,笔者认为在这一方面有兴趣的研究者们可以参考李珺平的《创作动力学》。
2.其他中短篇小说的多元探究
余华是以先锋文学创作者的姿态出现在文坛的,其作品在叙事策略上显示了独特性。他作为一个冷峻的观察者,同其他大多数先锋作家一样,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冷漠而又略带愤怒的笔触书写着人性的丑陋。因此,从叙事角度对余华作品的分析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热点。
龚自强对余华的枟难逃劫数枠进行了叙事学解读,他从中看到了先锋小说哲学化的问题,并认为这是先锋小说不被人们接受的深层原因。[12]刘琰从叙事学理论所包含的三个基本理论——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入手,从宏观方面对余华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叙事学探讨,并发掘出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和内涵。[13]代晓冬则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对余华不同小说中所变换的主要叙事技巧进行了评述。他主要分析了余华最早的零度叙述,到《活着》平静温和的叙述,再到《许三观卖血记》的重复叙事技巧以及《兄弟》呈现出狂欢化叙事的趋势。[14]此外,以叙事技巧著称的还有余华的短篇小说《鲜血梅花》,曾有学者从结构主义理论出发去分析,发现了其对传统武侠小说叙事结构的颠覆。而占仲英却看到了另一种颠覆,其从读者接受批评的角度出发,认为“读者在阅读前所持有的阅读期待在这部小说里发生了颠覆,对这部小说的接受预期出现了错位”[15]
2012年对余华《现实一种》的研究不再侧重于单纯对小说中的暴力与血腥的探讨分析,而是走向了研究文学形式的道路。李光辉从叙事学主题、结构和语言的角度研究了余华《现实一种》的重复叙述问题。他认为“在余华冷酷的笔调下,死亡就这样不断重复闪现,那是一种强劲的张力”,文本中所呈现的复仇的循环结构,是一种动态性的重复,更添作品的深刻性。冷漠话语的重复使用,则“更是乖戾,带有一种宿命感”[16]。而黄晓华则抓住了枟现实一种枠的身体修辞问题,并将其联系于先锋文学的启蒙性,进而对这部小说中的暴力问题展开分析。[17]
儿童的心灵是最纯真的,最能反映出真实的现实。李婷赞成这一观点,认为余华小说作品中采用儿童视角使世界的真实、人性的罪恶得到了充分展现。她还进一步从心理学角度结合余华童年成长经历阐释了这种儿童视角产生的机制。[18]董外平对当代先锋小说的神秘主义特征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体现了佛教与道教神秘主义的“空”和“无”;而《现实一种》则“描绘了一个诡异的报复循环”,《许三观卖血记》叙写的也是主人公循环的卖血经历,这些都与佛教神秘主义宣扬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认为世界处于因果循环、不断轮回之中相对应。[19]刘虎则在余华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中看到了其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思想。他认为“在余华的小说中,无论是对幻美型的想象和期待,对恶俗型的憎厌和欲望,还是对受难型的同情和讴歌,其实质都是他根据自身的需要而建构起来的虚幻镜像,是传统的男权意识对其小说创作的规范和制约。”[20]以上种种都是站在微观层面上的阐发,而陆颖则借助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创作理论,从宏观角度寻找余华作品为代表的先锋小说中蕴藏的西方文艺理论源头的点滴痕迹。[21]
余华曾写过一本随笔集《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于是在余华的作品中寻找音乐的痕迹成了一个不错的视角。2012年的余华研究中,姚秀梅和郑斌将《许三观卖血记》的叙述与西方古典音乐的叙述联系在一起,认为“《许三观卖血记》的故事发展与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内涵与结构不谋而合。”[22]卢春芳也看到了《许三观卖血记》与音乐的关系,与前者不同的是,她撇开了小说的主题意义,从作品采用的对话性语体、重复叙事的铺陈渲染以及对乐章结构的内部套用来研究整部小说与音乐的关系。[23]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古来有之,这种从小说的形式方面去谈其与音乐的关系,显得新颖且有趣。
既然余华的作品并不只限于小说,研究者们何不拓宽视野,研究余华的随笔以及评论集。一方面充实其研究内容,增加内容的丰富性;另一方面,通过其随笔和评论,能够深入了解余华本人的文学观、创作理念等等,进而更好地把握其作品。此外,对于余华的短篇小说,我们可否尝试进行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考察冷峻客观的字词背后的联系,挖掘出更多更丰富的价值内涵。
三、余华创作渊源研究
洪治纲在为余华写评传的时候说道,“很难想象,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无数大师的指点,他的成长道路会是怎样一种格局。”[24]余华的创作受过不少国外作家的影响,如川端康成、卡夫卡等。2012年余华研究中,依然有从这二者作品与余华作品的关系中探讨其对余华创作的影响。王永兵研究了川端康成和卡夫卡与余华创作转型的关系。认为余华第二次转型是对卡夫卡的突破,但在王永兵看来,这更加贴近于两位世界文学大师的精神世界。[25]杨迎平则从性格气质的相似性方面论述了川端康成对余华的影响。他感到是性格气质和审美境界把余华与川端康成连在一起。”[26]
李赵君突破了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文学影响模式,而从生命哲学的层面探讨了柏格森对余华创作的影响。他认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余华的文学真实观产生了最直接、最集中、最深刻的影响。”余华关于“个人的真实”看法,关于“文明、秩序的态度”,关于作家要处在“不断发现之中”等观点,都可以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里找到理论渊源。[27]
其实影响余华的外国作家并不止于此。余华在“国际视野中的斯·茨威格研究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畅谈了他读茨威格作品的心得。在他看来,茨威格是“小一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余华还谈到:“茨威格十分纯粹地描写了人的境遇和人生的不可知,让自己时时感同身受。”[28]众所周知,茨威格以心理现实主义著称,被罗曼·罗兰称之为“灵魂的猎手”,而余华的作品赤裸裸地表现人性的欲望,其中不乏对人物心理的细致描写。那么,我们可否去发现余华与茨威格的关系呢?此外,上世纪80年代,西方以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了包括莫言、余华在内的诸多中国当代作家。王晓雷在2011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余华<兄弟>的魔幻现实主义因素浅析》中认为余华《兄弟》所展现出来的“荒诞不真实的内容”、“变换恣肆狂欢化的语言”、“循环往复的叙事结构”等,均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联系紧密。[29]纵观以往及2012年余华研究,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而是将作家对余华的影响研究局限在了川端康成和卡夫卡。那么,是否可在这方面多做思考和探究呢?
当然,除了外国作家之外,余华的创作也曾受到鲁迅的影响。黄江苏和成湘丽分别从形式和思想上对这方面进行了研究。前者认为余华在对细部的敏感性以及叙述的简洁性上受到了鲁迅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不及川端康成、卡夫卡、博尔赫斯等西方作家所造成的影响深刻。[30]后者则从思想上专门针对《十八岁出门远行》研究了余华受鲁迅《过客》所表现的存在主义观念的影响。[31]
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愈加受关注的大趋势下,余华作为当代文坛的代表作家,其《活着》大有再引评论热潮之势,而其他作品也逐渐趋于多元视角的解读。“多维探索,百花齐放”可以说是2012年余华国内研究的写照。其实余华也有一些随笔、评论的作品,笔者认为研究者们也可在这方面拓宽研究视线。此外,余华的部分小说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日文等传播到世界各地,比如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我国有着传统与现实纠葛的越南,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余华作品的译介力度也很大,但也不乏这样的问题,即“翻译先行,研究滞后”。[32]而国内对余华作品的影响研究一直是致力于被影响的姿态,那么,我们可否站在影响世界的高度去研究别国作家受余华作品的影响呢?对于这点,2012年南京大学许方的一篇硕士论文《余华的<兄弟>在法兰西语境中的接受研究》[33]也值得一读。
 
参考文献:
[1] 廖青鹏.《活着》之小说与电影的跨学科研究[J].电影文学,2012(6):81-82.
[2] 林晓芳.文本变异中的审美嬗变————论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J].北方文学:下旬,2012(3):106-109.
[3] 孙婕.试论《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J].文艺生活:中旬刊,2012(9):12-12.
[4] 燕铮铮.论小说《活着》中体现的生命哲学[J].北方文学:下旬,2012(4):38.
[5] 俞世芬,常套叶.《活着》 与《林先生的小孙女》中生命意识的差异[J].名作欣赏,2012(1):56-58.
[6] 樊小玲.《活着》中的季节偏向及其作用[J].文学教育:下,2012(4):89-91.
[7] 王盼.先锋文学的中道而返————论余华《活着》中的时间美学[J].大众文艺:学术版,2012(16):163-164.
[8] 张显翠,杨明骥.《活着》与《檀香行》中“死亡”叙述的比较[J].名作欣赏,2012(27):121-122.
[9] 洪治纲.解构者·乐观者·见证者————论余华《兄弟》中的李光头形象[J].文艺评论,2012(4):188-194.
[10] 高群.余华《兄弟》:固有修辞身份/对应修辞身份认证与夸张建构[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71-76.
[11] 徐翔.从寓言到神话————从《兄弟》中的“强度叙述”看余华小说的转型[J].文学界:理论版,2012(7):21-22.
[12] 龚自强.“小说的哲学化”之闪耀与黯淡————余华《难逃劫数》叙事解读兼论先锋小说之命运[J].文艺评论,2012(7):90-98.
[13] 刘琰.余华小说的叙事学探微[J].名作欣赏,2012(9):12-14.
[14] 代晓冬.余华小说叙事技巧略论[J].名作欣赏,2012(17):143-144.
[15] 占仲英.对《鲜血梅花》之接受预期错位的解读[J].神州,2012(36):7.
[16] 李光辉.论余华《现实一种》中的重复叙述[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2(1):60-61.
[17] 黄晓华.先锋叙述与身体启蒙————论《现实一种》的身体修辞[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66-70.
[18] 李婷.论余华小说的儿童视角[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9):70-72.
[19] 董外平.神秘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J].东方论坛,2012(2):51-57.
[20] 刘虎.男性世界里的虚幻镜像————从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看其男权意识[J].凯里学院学报,2012(4):112-114.
[21] 陆颖.合情合理的不可能————试从《诗学》的创作原理浅析余华小说[J].现代阅读:教育版,2012(23):30-31.
[22] 姚秀梅,郑斌.余华小说的交响性解读————读《许三观卖血记》有感[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2(3):9-10.
[23] 卢春芳.音乐一样流淌————试论《许三观卖血记》中叙事的音乐性特征[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7):78-79.
[24] 洪治纲.余华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47.
[25] 王永兵.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型与新时期小说审美范式的变化[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1-28.
[26] 杨迎平.论川端康成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影响[J].小说评论,2012(4):161-165.
[27] 李赵君.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余华创作的影响[J].襄樊学院学报,2012(4):66-69.
[28] 张中江.余华:茨威格是“小一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EB/OL].[2012-11-5].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11-05/4303020.shtml.
[29] 王晓雷.余华《兄弟》的魔幻现实主义因素浅析[J].文艺生活:中旬刊,2011(3):12.
[30] 黄江苏.试论当代先锋作家对鲁迅的接受[J].文艺争鸣,2012(6):81-86.
[31] 成湘丽.《十八岁出门远行》主题新解兼论余华对鲁迅的承续[J].名作欣赏,2012(26):119-120.
[32] 陶秋惠,刘江凯.翻译先行,研究滞后————余华作品在越南[J].长城,2012(11):152-156.
[33] 许方.余华的枟兄弟枠在法兰西语境中的接受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2(10).
[34] 于勇成,王首历.花落,水流红————2008年余华研究述评[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60-65.
[35] 王首历,竺琼.纷扰的枟兄弟枠与暧昧的余华————2007年余华研究述评[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3-19.
本文源自:《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