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记忆”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学与记忆”学术研讨会综述

 
   一直以来,文学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记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成为人类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永远也无法剥离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双重规约。为了有效梳理文学与记忆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文学创作的这一本源问题,由暨南大学国家211重点工程文艺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举办的文学与记忆学术研讨会,于2009125—6日在该校召开,来自全国的一些著名作家、学术刊物编辑和高校学者30余人,围绕着本次会议的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研讨。
 
 
记忆的非稳定性与文学的丰富性
 
   
记忆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中的特殊形式或载体,既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又是文学创作关注的重要目标。它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环境乃至人们观念的变化,呈现出丰富的可塑性,文学也会因此而变得多姿多彩。作家毕飞字就认为,记忆具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一是道德化的修正。譬如,我们在叙述某次打架事件时,常常会首先说明被打的那个家伙不是东西,该打,以证明自己打人是正当的。这种道德上的修正是不自觉的,道德的需要很快就使我们的记忆变形了。记忆是利己的,它不可能具备春秋笔法,它做不到不虚美、不掩恶。记忆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人类的利己原则,这是人性的特征之一。二是美学化的倾向。他同样以打架为例说道,当打架者不断重复自己的打架经历时,人们会发现,打架者的每一次叙述都要添加一点东西,说到最后,差不多把自己说成金庸小说里的武功高手了。这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故事被参与者越说越精彩,戏剧性越来越强。藉此,毕飞宇强调,记忆一旦遇到当事人的叙述,就会脱离事态的真相,离虚构越来越近,从某些意义上说,与文学也就越来越近。它们都具有虚构的倾向。作家苏童也认为,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寻回丢失的记忆。很多作家在不停地从事写作,其实是在完成一次次的记忆回访,希望找到那个被遮蔽的世界。但个人记忆并不一定那么可信,写作的奇妙就是在修补记忆的过程中促成了记忆的变形,这种变形具有某种弹性,带来了文学的奇妙和优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学评论》编辑董之林认为,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记忆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记忆投射在叙事之中,它会因为作家的个体差别,不断地发生增殖、变形甚至扭曲。同一时代的人,面对同一时代的事,甚至是同一件事,通过各自不同的叙述,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印象,给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表明,人类的记忆就像知识的生产过程一样,总是饱含了丰富的增量式变化。正是它的不断变化,增强了文学表达的丰富性。此外,记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英国《金融时报》上有位心理学家曾说,记忆实际上和人类情绪有很大关系。他把人类情绪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面的,一类是负面的。正面的包括喜悦、兴奋、激动,负面的就是悲伤、愤怒、压抑。通过实验,他最后得出结论,人在情绪高涨时,往往会调动以往的知识和经验,突出记忆的感性特质,而当人处在抑郁时,理性的思考要更深刻一些,注重记忆的思想性。这从心理学上表明,人类对自身记忆的激活和复述,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第一,任何个体的人都没有稳固不变的记忆,记忆是有生命力,会不断地出现调整、修改和生长。第二,没有纯粹的客观记忆,所有的记忆,都有一定的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但是,他强调,记忆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因为人的现实处境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譬如,鲁迅笔下的祖父和周作人笔下的祖父就不一样,这是由周氏兄弟后来不同的人生境遇、不同的价值观念所决定的,它们影响了作家怎样回忆自己的祖父。同时,他还针对当前学界一些人赞美文革时期权力体系如何的清廉,分别用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阿城的《棋王》、路遥的《人生》等作品中的细节,以及当代诗人欧阳江河等人的自身回忆,指出文革时期同样也有权力的腐败。他进而强调,在面对记忆的邀约时,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都应该站在  一种共识性的价值立场上进行审视,而不能过度地依赖自己的想象。
      
既然记忆是变动不居的,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存在。《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从主客体的角度分析到,记忆既要面向历史,同时又带有作家的主观体验,因此,我们无法在主客二分的格局中理解它。我们常说文学是对客观生活的反映,但按照现在的思路,我们说文学是记忆的书写,这意味着文学同时也是反记忆的,是对记忆的重组、扭曲、想象,所有主体的因素都必然参与其中。同时,记忆和语言的关系也很微妙。语言是记忆的工具,语言也是记忆本身。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就是在用现代汉语、现代语言本身来恢复我们的伟大传统,恢复我们中国文学的记忆。
    
中山大学教授林岗分别从中国文学的传统和文学对抗遗忘的作用这两个方面,阐述了记忆与文学之间紧密的共振关系。他认为,中国文学中一个非常独特的传统,就是对记忆的依赖。尤其是在散文里更为突出。我们可以读到太多回忆自己家事、老师、成长经历的文字,特别是怀念一些故人往事,而在西方散文中却并不多见。很多中国的古代文人,他的艺术才华和文学成就,也都是通过自己晚辈的大量追忆性文字来奠定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另外,记忆的本质是为了反抗遗忘,重新发现一些被历史埋没的东西。不同时代的权力意志都在努力地让人们记住他们想要记住的东西,遗忘他们想要遗忘的东西。由此也造成了生活的不完整。而作家们对那些被遗忘的记忆的重新发掘,使我们对过去、对自己的个人生命有一个完整的表达,使人的精神得以解放,其结果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照亮了未来。
 
 
文学创作与作家的个体记忆
 
    
个人记忆既是个体生命史的组成部分,又是个体经验得以形成的基础。任何个体的记忆都隐含了历史,也印证了个人在其特定时代的精神履历。而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作家的个体行为,它不可避免的与个人记忆发生关系。作家苏童指出,不同的作家对记忆的依赖和处理颇不相同。有的作家会陶醉在时间里,有的作家则陶醉在地点上。他以孙犁和汪曾祺的创作为例,指出孙犁对记忆的处理有个非常明晰的点——冀中平原,但他又有一个更大的驱动力,是战争。汪曾祺的记忆也有个点——里下河平原,但他的时间是比较散乱的,没有非常明晰的外力。他还以自己的成长为例,谈到了自己写作过程中对童年记忆的不自觉的依赖,尽管有些记忆根本不可靠,或者说只是自己的感受。对此,毕飞宇认为,记忆的分裂或不可靠,对小说家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因为真实记忆与虚拟记忆之间能够产生张力,彼此形成一种互动,最终产生出化学反应。内心的生动性和饱满程度也许就是由记忆的分裂性带来的。
    
作家刘醒龙则明确地指出,一个人的文学成就与才华是童年就决定的。童年记忆决定一个作家的文学道路。因为童年的记忆是最接近艺术的,没有很多后来的意识形态或其他因素的干扰,是对现实的最直接表达,也是一种最接近天性的表达。而艺术正是天性的,最好的艺术也最符合人的天性。因此,童年记忆与艺术隔得最近。暨南大学教授洪治纲则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童年记忆对作家个人创作心理的潜在规约。因为童年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也是他与世界建立关系的最初阶段,在个体的经验积累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童年的记忆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对此,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荣格,都曾从精神心理层面上进行了别有意味的揭示。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侃认为,作家通过对记忆的重述,不是去唤醒它,不是去提供记忆的现场,而是要唤醒记忆中的某些意义。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郭小东认为,作家对个人记忆的处理有两种方式:一是回忆,一是追忆。回忆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追求绝对的事实,要求从历史原来的角度去还原它,当然由于社会的复杂,回忆有时也会出现遮蔽性或选择性,但其基本属性仍是保持真实性。而追忆则是当代许多作家常用的一种方式,强调当下的感觉,突出以个人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个人记忆。这种表达不是把感觉作为一种方法,而是当成一种对象。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徐肖楠则从记忆的特质出发,认为文学作为美学化的精神记忆,有几个重要特点:文学的发生就是记忆,文学是诗性记忆;好的文学记忆可以重温。经典文学能被反复记忆一般有三个要素:历史、灾难、爱情,而我们的文学很少能面对此刻事件产生久远的记忆效果,这与对文学的核心价值和专有领域态度有关。90年代后中国开始形成文学的个人工具崇拜,外部活动蒙蔽了文学本质,工具领域和诗性领域混淆,这破坏了文学记忆的真实性以及精神立场。人类要求从时间中返回自我、还原历史,整体文学记忆的连续性和传统性形成了新记忆的主流性,这使文学记忆与生活风格相关,文学风格来自人性的细腻,而人性有时代风格。
     
个人记忆既是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也必须通过集体记忆才能进入人类共同的历史和经验之中。事实上,一个优秀的作家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个体记忆的独特性,而是要通过这种独特性,寻找与历史进行有效对话、与集体记忆进行深度重构的审美通道。对此,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嘉良进行了重点阐述。他以鲁迅的创作为例,认为个人记忆在人的脑海里通常只是很多的图像,但不是所有的图像都能进入文学创作,必须经过作家的选择和加工,使其能够与人类的集体经验相通。而记忆一旦上升为民族和集体的记忆之后,它就升华了,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文学创作与民族的集体记忆
 
    
民族的集体记忆同样也是文学表达的重要内涵,它既有经验的成分,又有历史的深度,常常会以不自觉的方式,影响着作家的艺术思维和审美观念。作家余华就以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以及三岛由纪夫等人的小说为例,分析他们为何对细部描写都十分讲究,是因为这个国家本身就非常讲究细节。他说,日本人的墓碑前还有一个名片箱,让祭拜的人塞给他一张名片,以表明又有人来过,这种对生活细节部位的掌握,几乎体现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正是这种特殊的民族记忆,才产生了如此关注细部描写的文学。但是到了村上春树,日本文学又有了变化,他写的人物不再暖昧,而更突出个性,这可能跟日本战败之后美国文化的进入有关。也就是说,它可能体现了某种集体记忆的转变。中国作家也一样,每一代的作家都会出现一些共同的精神现象,从50年代出生到60年代出生的作家,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很相似的。这些相似性,其实也是集体记忆的一种折射。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陈剑晖认为,记忆更多的属于历史范畴。由于时代本身的特殊与复杂,有很多事情都被遮蔽了,包括文革,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文学来重述记忆。这也是保存民族记忆的一个阵地。与回忆相比,记忆应该是更高的一个范畴,它更具有精神性、民族性和文化内涵。广东商学院教授江冰则从集体记忆的时代性出发,分析了“80的文学创作。他认为,在这一写作群体中,最突出的体现为青年亚文化特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从极端集体主义到极端个人主义。一切以个人为中心的极度想象,将个人看成判断世界很多问题的决定因素。二是从极端信仰到极端无信仰。这种无信仰表现在价值的茫然和信仰的分散。三是从现实空间转向虚拟空间,网络已成为他们的第二生存空间。四是从人格压抑到自我狂欢。“80“90的思想言论表达在中国历史上是最自由的一代。五是从身体承受到心理承受的错位。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信息量的大量提取,导致他们身体与心理的频频错位。六是从印刷文化到数字文化的转变。
     
暨南大学青年讲师黄勇以90年代以来的反右题材作品为例,阐述了民族的集体记忆不仅体现为一种历史的意义,还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右派的创伤记忆,揭示了社会权利层面上,强者可以通过某种权力手段塑造集体记忆,屏蔽真实的历史记忆。而许多作家却从这种记忆中游离出来,通过调查和走访,重新还原那些沉重的历史,为人们提供另一种记忆范本。王侃则以奥威尔的《1984》和余华的《1986年》为例,阐述了集体记忆的某些共通性,因为它们一旦触及到了某些人性的本质,对未来都具有隐喻意义。
     
中山大学副教授张均以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例,认为它们和《红楼梦》一样,都是在寻找一种逝去的民族记忆,但两者在寻找方式上完全不同,犹如镜子的正反两面。《红楼梦》是从正面看,而余华则是从反面看,因此余华的小说是一种自我意义创造的小说,是本土经验的一次丰富表达,它同样记录了一个时代。刘醒龙认为,有时候,重要的个人记忆就是集体记忆,甚至是更真实的集体记忆。在写《圣天门口》过程中,他就发现,何耀榜的回忆录《大别山上红旗飘》展示了许多被通常历史遮蔽了的东西,但经过他的考证,具有很强的真实性。这就说明,何耀榜的个人记忆,其实代表并参与了集体记忆的建构。
     
暨南大学教授姚新勇认为,作家们通常强调个人记忆,当个人记忆呈现为一种符号或阅读对象时,批评者在阅读时会根据自己对生活和思想的记忆片段重组作家的作品。在重组过程中,不同记忆之间互相融合,有可能会形成集体记忆,所以个人的写作作为记忆浮现在我们眼前且不被遗忘的话,一定会成为集体记忆。所以,批评与创作是不一样的。在时间的河流中,一切过程如果能成为记忆,必须被挑拣出来,而挑拣出来的记忆会产生某种力量,这种力量或者使我们遗忘,或者使我们更加清醒。
     
本次会议分别由暨南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列耀教授和南京大学中文系王彬彬教授主持。《文学评论》副主编王保生认为,由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和学术刊物的编辑们共同来研讨一个问题,是一个很好、也很别致的形式。特别是研讨文学与记忆这样的命题,大家都有深切的体会和思考。作家本人的生活,一代代人的生活,都会形成各种不同的记忆,也使作家写出各具风格的作品。当然,文学不仅与记忆相关,还与想象力、经验等等密切相关,以后还可以就这些文学的本源问题,通过这种研讨方式进一步探讨。

 
 
 
原载:《文学评论》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