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裂变与沉淀中行进 ——2009年余华研究综述

摘要:当代众多作家中,余华是极具个性的一个,也是在创作上极富才情的一个,其作品亦备受评论家关注。2009年余华研究论文篇数近百,比历年都多,无论是叙事、语言还是作品意蕴都有深入解读。文本研究方面,《兄弟》依然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颇有意味的是,前两年达炽热状态的《兄弟》研读今年在国内渐趋冷却,只剩喧哗后的余响,而在国外却依然方兴未艾。另外,很多评论家似乎不约而同的关注到了余华的创作风格及“转型”,从不同角度挖掘其风格成型原因及“转型”程度深浅。本文以此为据点,对09年的余华研究作出综述性解读,力图为众多余华关注者和评论家客观地展示出该年余华研读现状。

     关键词:余华;《兄弟》;叙事;转型;研读现状

 

80年代登上文坛以来,余华始终是中国文坛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从充斥这暴力、血腥和冷漠的先锋小说,到温情渐生的类现实主义小说,再到“十年磨一剑”的长篇小说《兄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面貌。很少有作家在如此不算太长的创作生涯中写下如此风格迥异且倍受关注的作品,但余华就是一个这样的作家。他的创作几经转型,在各个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特性,余华也由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坛风格最为独特、最受关注的一位作家。虽然最新的著作《兄弟》也已出版了四年之久,但从80年代末至今,无论是从创作风格、主题、叙事特点还是语言,关于余华的研究都一直是学界热点,09年的余华研究也同样是硕果累累。笔者出于对余华作品的热爱,寄望于余华研究的发展,尽力于系统梳理09年的余华研究成果,以其能够全面客观地展现09年余华研究的状况,对学界的余华研究有所益。

 、《兄弟》的“内”与“外”

自从《兄弟》问世,关于余华的研究达到最高潮,而关于《兄弟》的批评呈褒贬两种对立姿态也已然基本定型。时至今日,批评者们的热情明显有所下降,曾经引起《兄弟》争议骤风的知名批评家们也大多退出。但是作为十年磨得的一部长篇小说,说到余华,《兄弟》仍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09年关于《兄弟》的批评文章依然是引人注目、不容忽视,是余华研究的一个重点。

1、国内余温,喧哗后的理性

纵观09年的余华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国内文坛那股由《兄弟》引发的轩然大波依然趋于平复。经过当初的激烈争议与喧哗,批评者们表现出了更多的理性,把沉静的目光真正投向了文本的内部与深远之处,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与研究,收获颇丰。

尽管《兄弟》是余华几经转型之后的最新长篇著作,但仍有些文章是把《兄弟》作为探讨余华创作总体现的文本依托,做了些传统性的分析。盖伟认为“余华并没有减弱和放慢现代主义的探索步伐,继续捍卫和坚守先锋文学的精神”,[1]他认为《兄弟》一方面承续了余华先前作品的“冷酷”叙事,是对先锋的捍卫和坚守;另一方面先前的“温暖”叙事也更强大,是对先锋多元化的追求,是“在裂变与不变中继续高扬先锋精神”。[1]他指出:“余华的《兄弟》告诉我们:先锋文学尽管已经全面消退,但先锋精神并没有死亡,它仍倔强的活着,并默默地前行。” [1]王敏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兄弟》进行了解读,他在《余华〈兄弟〉的悲剧性内涵》中指出《兄弟》延续了余华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即对人生悲剧性生存处境的描绘。[2]孙宜学则分析了余华在《兄弟》中“一丝不苟塑造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3]认为这是余华创作的新突破,并通过对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分析阐释了余华在创作上的发展及他赋予人物的时代寓意。而张无畏在《从〈兄弟〉看余华小说中的苦难问题》中则是通过苦难的具体表现与造成苦难的深层原因继续着余华小说苦难主题的研究。他指出无论是在硬暴力的“文革”时期,还是软暴力的改革开放时期,余华笔下人物的命运都充斥着各种苦难,而人性之恶和欲望则是造成苦难的深层原因。[4]黄春杨和张莹合写的《从〈兄弟〉看余华小说主题的承袭与超越》也认为“《兄弟》依然承袭了余华对人类悲剧性尴尬状态及荒谬的人生困境的揭示,关注着苦难与人的现实生存状态”,[5]“在人性美的迷失瓦解中对人性欲望进行追问”,[5]并指出余华一直在小说创作中坚守着“自我的乡土情节”。[5]王宁的《寻找苍茫中的星光——浅析余华的〈兄弟〉》通过文本重复里所体现的成熟、“简单”中隐藏的深刻和背后的时代启示等三个方面认识了这部作品的辉煌之处。[6]

不同于大多评论者的赞誉,林淑红认为《兄弟》“正面强攻”的错位、生活逻辑与作者观念逻辑的冲撞和以亲情救赎堕落的幼稚使这部小说的整体面貌显得重复、芜杂。并且指出问题所在的原因一是余华的没有生活,造成了生活逻辑与观念逻辑的内在冲撞,二是文化思想资源的薄弱和结构的不合理。[7]

另外,有两篇文章对《兄弟》的解读显得较有新意。杨小滨《欲望主体与精神残渣——对〈兄弟〉的心理-政治解读》一文见解十分独特,他认为站在道德制高点对《兄弟》猛烈批判是对文学的盲视,并且指出“对《兄弟》的道德批评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代思想界的单向思维,而这种单向思维恰恰使道德训导变成道德虚伪,因为它回避了文学写作的内在矛盾性,而以一种道德高蹈的姿态回避了真正应当面对的符号化现实。” [8]他认为李光头偷窥的女性“屁股”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拉康意义上的“小他物”,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实在界残余的呈现和对大他者符号化统治的颠覆。他说:“作为对文革时代的回忆,《兄弟》通过将污秽又重新归为污秽,归为羞耻的、淫荡的、魅惑的小他物,既揭示了污秽本身的魅惑性,也揭示出魅惑本身的污秽性。而这种污秽性,正是从大他者的肃穆面容下,从社会秩序的华美表面下,流露出来或无法掩盖的实在界的渗漏——即小他物,无法被符号界所整合的剩余部分——这种剩余扰乱了符号秩序的的主体建构过程。” [8]此外,杨小滨还将《兄弟》作为拟成长小说解读,“小说《兄弟》所展现的(李光头和宋钢的)‘成长’历程可以说是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经典中“成长”概念的戏仿和解构。” [8]从而指出了“《兄弟》同标准的成长小说的差异和错位”。[8]

丁增武的《现实与内心的契约——〈兄弟〉及余华小说的伦理观察》一文从伦理观察的角度通过现实与内心的关系变化,指出余华小说写作经历了一个从“紧张”到“平静”到“幽默”再到“狂欢”的过程。他认为《兄弟》的狂欢叙述可以理解成是余华的一种世界感受……显示的是余华对个人内心的一种宣泄,但“余华忽略了目前现代人共同面临的道德困境,而这种困境才是当下更为真实的伦理现实。” [9]他认为“这是《兄弟》显示的伦理意义所在,也是余华继续写作的伦理困境所在。” [9]

还有两篇比较视野中的研究范本值得关注。昌切将《兄弟》(上)和东西的《后悔录》比较解读,分析了“文革”时期普通中国人荒诞的身体经历和两位作家经由荒诞的身体经历进入“文革”政治的特殊途径,概括了“五四”以来启蒙叙事传统的清理和两部作品中的启蒙因素,揭示了两位作家与这一传统的精神联系。由此指出了余华“把阶级理性与身体经验贯通起来反思‘文革’,书写‘文革’记忆” [10]的可贵之处,并认为余华的小说是“远离后现代的文学游戏,续写‘五四’以来启蒙叙事的文学传统的最好见证”。[10]张晓峰则将《兄弟》和《秦腔》、《刺猬歌》对社会历史的回顾与描述和作家的感受与思考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了三部小说对社会的不同批判可能。他认为余华准而狠地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从繁杂的世相里透出了时代的本质。最后通过比较分析指出当代小说的问题“既不是‘怎么写’,也不是‘写什么’,而是面对历史、现状和未来时的‘怎么想’。”[11]

多年来,关于余华的批评文章浩如烟海,但其中却几乎从未有过关于余华笔下女性形象的研究性文章。09年有两篇文章填补了这一不足。首先倪阳以何新、黑格尔泛演化逻辑的独特视野分析了《兄弟》女主角林红的曲折变化的人生轨迹,以此帮助理解《兄弟》中所反映的社会变迁和人物命运的深刻主题,并为对《兄弟》的研究拓开了新的视野度。[12]另外张磊的《父权视野下女性的声音———论余华小说中女性形象》通过分析余华小说中女性的畸形形象和失语状态,指出余华小说中具有强烈的父权文化意识。[13]

可见,喧哗之后的理性之思使《兄弟》的批评更加合理化、理性化,批评者们的批评方法和视角趋于多样化、深远化,这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兄弟》,也更深地理解了余华。

2、美国热评,方兴未艾

相比于国内研究的降温,国外关于《兄弟》的批评却是方兴未艾。美国的批评家尤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兄弟》几乎一致叫好。美国《科克斯评论》认为《兄弟》虽“滑稽粗俗,淫秽下流,直白夸张,不过,尽管长达600多页,却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14]并觉得“这是一部污垢斑斑的伟大作品,无可置疑地堪与左拉、路易-费迪南·赛林和拉伯雷的杰作比肩。” [14]《星期》周刊则指出余华“诙谐冷漠的描绘” [15]揭示了不同的世道“相同的悲剧和荒谬”,是“新的一年伟大的文学成就”。[15]《书目》说“这是一部充满恐惧和色欲、滑稽和狡黠、喧嚣和混乱的小说,一出投机取巧与怜悯同情交集、爱惧交织的悲喜剧,坦露无疑地表现了中国的奋斗与全球化市场病态的狂热。” [16]

但是美国的评论者关注的焦点并不是这部小说的文学意义,而是其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意义。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把《兄弟》“以宏大的篇幅对当下中国的色欲和暴力做了动人心魄的描绘” [17]当作中国当前状态的影射。《国际文学在线》杂志则称“余华这部荒诞的史诗性巨作,呈现了中国自毛泽东时代的恐怖景观到资本主义时代的骇人场面的三十年动荡万变。” [18]并且声称“在诞生了《兄弟》的中国,活下来的不是留恋人间美景的漂泊者,而是贪得无厌的寻欢作乐者。” [18]《圣彼得堡时报》说《兄弟》“讲述了兄弟两人——性欲旺盛的李光头和保守迂腐的宋钢——的悲喜人生,以及中国社会自文化大革命至狂飙突进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瞬息万变。” [19] 《好书过眼录》言称“这是一部史诗,一出汪洋恣肆的黑色幽默,描写失控了的当下中国社会的万般情状。” [20]并认为它反映了“作者对当今中国文化的丰富呈现以及对影响中国发展的诸多要素的敏锐洞察。” [20] 爱丽丝·普恩在《亚洲哨兵报》中关注的则是“余华对中国青年一代精神状态的直言不讳的看法”。[21]《读书人》认为“《兄弟》以耸人听闻的荒诞、不加修饰的幽默和直率坦诚的眼光,为我们提供了对异国文化的审视,堪称2009年最精彩的作品之一。” [22]

可见,美国的批评者更多地热衷于《兄弟》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前社会状态的反映与影射,而很少真正深入文本的内部研究。在这里,笔者更愿意提及英美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观点,文学研究的真正立足点应该是文学本身,文学的内部研究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当然,文学的外部研究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性意义,但对像余华这样一位中国知名作家的《兄弟》,美国学者这样的解读明显不够。造成这方面问题的原因或许颇为复杂,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兄弟》真正走出国门并被真正理解尚需时日的现实。

二、 叙事与语言

余华曾说过,一个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地奔向坟墓。他在创作上有着追求叙述唯美的倾向,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新世纪,一直呈现出求变求新的态势,也成为当代风格最为独异的作家之一。而其叙事手法和语言艺术便是评论界的研究热点。笔者在此将09年从叙事学和语言学角度取得的研究成果稍作综述。

1、变幻的叙事

张福萍从空间叙事角度对余华的小说进行了解读,认为余华的小说“从微观空间到循环到并置,一一实现了对旧的常理、文类和文体的颠覆,” [23]显示了余华杰出的叙事能力。他认为余华通过微观空间的叙事打破了事物间的传统关系,对生活常理进行颠覆从而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图景;通过循环圈这一叙事策略 “还原了存在本身——存在如环,小说如环”,[23]达到了小说意义上的升华;通过并置不同的意义单元使文本的统一性存在于空间关系中,产生了独特的文本和文体意义,从而指出余华以其充满游戏的文本说明了“人类富有悲剧性的尴尬状态”。[23]谭华的《余华1990年代小说叙事中的时间意识》则揭示了余华创作中对时间的关注和思考,深入探讨了余华90年代作品中的碎片时间意识、线性时间意识和共时性时间意识的叙事时间发展图,及其相对应的瞬间审美方式、散点式叙事方法和聚焦式叙事方法。[24]

徐济民从重复循环手法的运用和叙事距离的转变分析了余华的叙事策略,并以此去更好的理解余华小说创作的先锋性。他认为余华对事件和话语的重复“为叙事艺术的更新提供了可能和榜样”,[25]循环叙事则暗示了一种“人生方式的循环”;而余华从其初的冷漠到后来的温情则是通过从“无我叙述”和“有我叙述”这一叙述距离的调整达到的。王林从叙事学意义上探讨了《活着》叙事艺术的美学趣味,他认为《活着》从叙述视角的双重性、叙述的并置与重复、叙述时间三个方面“使叙事本身成为意义价值的一部分”,[26]减弱了形式主义倾向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刘琼着重分析了余华重复叙事这一艺术手法,从而揭示了音乐对余华的启迪、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作品中的相互影响、叙事的需要和叙事技巧的默契、先锋与传统的融合这些方面对余华形成重复叙事的促成。[27]黄灿分析了《在细雨中呼喊》的叙述视角,指出了这部小说的四种叙事视角及其相互间的变化和内部调整对作品内容、意蕴和结构的重要意义,从而将这部作品在叙事学意义上的巨大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研究高度。[28]

另外,有的论者进行了比较研究,如张曦的《福克纳的心理描写与余华叙事形式的比较》指出了福克纳对余华作品中心理描写和叙事特点的影响,并指出了余华相比较于福克纳在叙述形式上的不足——单薄,在肯定余华的努力与尝试的同时寄望于他“在融通西方现代技巧与本国文学传统这个历史命题上做得更多”。[29]在心理描写的深入研究上,安晓平通过《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进一步揭示了对余华心理描写的叙述特点与成就,他认为余华经历了早期心理描写手法的超越旅程,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成功实践了“心理动作化”和“心理语言化”的叙述,通过富有个性化的言行成功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30]张立群和王永则从观念、叙述、时间和生命四个主要方面论述了博尔赫斯之于余华小说的意义及余华创作对大量外来文化资源的吸收,从而在比较研究和后现代的视野中探析了余华小说创作的先锋意识。[3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叙述方式共时性的多样和历时性的变化。这是余华所孜孜以求的创新处之一,相信也正是余华始终保持其创作魅力的原因之一。

2、独特的语言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是作家心理世界的表达。作为从先锋作家一路走来的余华,其小说的语言特色始终是其迥异于一般作家之处。然而多年来,研究者们对余华的研究多是集中在文学角度,相比之下从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有些不足,但仍有几篇研究文章让我们看到了可喜的希望。

胡玲和王秀娟的《余华小说语言变异艺术的研究》对余华作品语言的变异艺术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从变异修辞的角度阐述了余华小说语言对常规语言规范的“违背”,从而肯定了余华“立足常规语言之中,又超越常规语言之上” [32]的成就。王萍的《论余华不同时期小说的语言词汇策略》探析了余华前后不同时期创作中的词汇策略,指出了词汇面貌与主题的相应变化。她认为余华的创作可分为怪异陌生化、审美简化和语言狂欢三个时期,其相对应的语言词汇策略是改变词汇的陪义和义域、深入民间语境选择词汇和大量引用流行语,从而宏观动态地把握了余华小说的创作规律。[33]江南和王萍合写的《余华前后期小说中比喻的变异及意义》深入考察了余华小说中比喻使用的根本特点,作者认为余华前期小说中的比喻“相似点通常十分隐晦、模糊、虚化,作者似乎不太关注本喻体的相关性系数有多大,作者的目的是传达一种感觉或联想式的体验。” [34]而到了后期“逐渐去除怪异陌生化,达到一种简约平实风格”,[34]相似点趋于具体可感,喻体“也较多地显示了自然化和生活化的特点”。[34]

可见,研究者们既看到了余华语言中的文学共性,又看到了其具有的先锋特性,从语言学的角度深入地发掘了余华作品的特色。这种立足于文学内部的研究,从语言层面透视了作家创作的深层意识,为更好、更深地理解余华作品提供了拓宽了道路。

三、风格与“转型”

作为80年代后期先锋小说作家的典型代表,余华在90年代悄然调转风格,由专注于形式和文本游戏的时代先锋者转步成为关注人类生存视域的民间思考者,激起理论界一片哗然之声,也为学界探究余华及其作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纵观近几年的余华研究,关于其风格转型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2009年的该论题论文也收获颇丰,在数量上占到本年度全部余华研究的五分之一。很多研究者将论题的挖掘引向纵深,在细微处下功夫,使得该领域的研究由单一向多元趋势发展。

        1、从何处来,欲之何往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着先锋浪潮,余华也以他极具先锋特色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步入文坛,且一登场就走到了最前列。其后的《死亡叙事》、《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及《现实一种》等作品,犹如一颗颗响亮且棱角分明的击石,不断震撼着学界和读者的视野与品位。而1990年代后,余华又投出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等作品,于是读者发现,“余华的语言风格、思维方式乃至价值尺度均有明显转向。”[35]宋毅进一步探究,总结出余华在创作态度、创作主体和叙述方式三个方面的转变,认为其前期充满非理性、虚无、恶与暴力的阴冷文学世界开始被阳光普照,透射出爱、善良和坚毅等温暖的品格;作家也不再仅仅注重表现自己的风格,而是开始“用悲悯和真诚的情怀像民间和现实回归”。 [36]这一观点虽已不再新颖,却具有总结性意义,能代表学界大多数人对余华作品前后风格的认识。

余华自己曾说:“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这一说法似乎就是余华对自己文风特征及转变作出的回答。然而,读者的好奇心并未就此搁浅。2009年,又有很多评论者做出自己的思考,试图从其他角度探读余华转变的真正原因。林淑红的《呼喊与应答》一文以《在细雨中呼喊》为界,将余华创作分为早、中期,认为其全部作品投射出“由呼喊到应答”的面貌变化,而这一转向“是与余华这一创作主体与现实关系由紧张、矛盾到放松、和谐的变化紧密相关的。”[37]她将余华的先锋呼喊归结于青少年成长期的压抑,而对后期文风的趋向平实温暖从社会学角度作出解释,认为社会的认可、家庭的组建及生活和心理趋于和谐的经历是使得余华渐归平静的原因。余华曾在一篇散文中谈到童年的医院生活经历对自己创作的影响,于是有论者以此为出发点,论析童年经验与余华文风的关系,认为余华是一个重视生活体验的人,其作品呈现出的风貌与多年的写作磨炼及对生活的不断思考有关。[38]

另外,还有论者从地域文学的视角出发,看到了浙江精神和江南文化特征对余华的熏陶。其中有两篇论文值得关注。黄健的《“浙江精神”关照下余华的先锋之路》探讨了来自民间的余华何以走上先锋之路并成为一流的大家,认为“在与异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江南文化那种包容的心态再次发生作用,使其虚心地吸取了其他文化的养分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他别出心裁地用江南文化支撑起先锋文学的一片天空,世俗场景和先锋意识糅合在一起”。因此,浙江精神与余华的先锋写作是相契合的;同时,黄健看到了余华先锋意识中的新质,即“东方视角”,认为余华的思考已不仅仅局限于善恶、美丑、温情与暴力等二元对立的层面,而是上升到了质疑文化霸权的高度,据此,他将余华“颠覆传统的动力”即余华的转型归结为其怀疑政权、超越传统的先锋意识。[39]显然,黄健的部分观点值得商酌,但是他站在政治文化的高阶对余华创作的审视,无疑体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视野。王彩萍的《浙江地域文化:余华写作的重要内源性资源》甚至将浙江文化对余华文风的影响提高到与西方外域影响同等重要的位置,认为余华先锋创作的基点是自己的南方气质而不是川端康成、卡夫卡等外国作家的熏陶;最后她还建设性的提出,面对速变的时代,新时期“如何提纯浙江新时代的生命力并把它塑形成一种单纯而又丰富的形式加以呈现,也许也就是余华面临的挑战。”[40]

如果说上文所引论文都是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寻根探源,那么也有些论者将视野放大,把目光定位在本土之外,从异域作家的身上找寻并比较余华文风及转变的影踪。虽然这一端口在前几年就已被人攻破,但是他们多是从卡夫卡、川端康成等人身上立论,而09年的余华研究者则另辟他者,看到了博尔赫斯对余华的影响,亦不失为一个新的突破口。张立群、王永从叙述方式与观念的解读入笔,探讨了博尔赫斯之于余华小说的意义;[31]倪玲颖《受容与变容》一文也从余华作品的字里行间嗅到了博尔赫斯的气息,但是,倪玲颖又敏锐地指出,余华对博尔赫斯的学习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借鉴,而是融入中国色彩,最终将外国元素化为己用,自成一家。[41]

综上所述,我们欣慰的看到,社会学、地域文学、政治学和比较学等其他学科或理论的引入,使得余华研究者的视域得以延展,对余华文风及转型这一论题的研究也因此呈现出多维的走向,虽然仍不乏不够创见之论,但我们对余华研究前景的忧虑亦可稍微缓解了。

        2、蓦然转身,他是否走远

正如前文指出的,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余华创作在风格上的变化,学界多用“转型”来定义这一现象。然而对这一向度的争论也从未平息过。

首先,在所谓“转型”的标界上就存在分歧。很多人都默认了余华的转变是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的提法,然而,2009年,我们在百余篇的余华研究论文中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林淑红[42]和王俊忠不约而同的指出,余华“十年磨一剑”的《兄弟》才是其真正“转型”的开始。其中,王俊忠直接以《兄弟》为切入点,分析了至《兄弟》后,余华在创作叙事时间上的模糊到明确、人物的符号化到主体化、叙事态度的冷酷到温和再到幽默,以及视角的先锋到民间,从而认为《兄弟》“把余华的先锋形象从读者的视线中剥离,使其身上再无先锋印迹” [43]

其次,关于“转型”深浅的看法也难以形成定论。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余华的转型很彻底,另一种则认为余华在先锋转向民间的路上并未走远,他其实从未真正褪尽先锋精神。前者代表性观点如王俊忠,认为《兄弟》的发表标志着余华的彻底转型。[34]姬玉《从<活着>看余华转型后的探索》,在承认余华转型的基础上,分析了余华先锋转型的必然性,并提出:“转型后的余华更是在寻求本土化的先锋语境,这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束,也是对历史传统颠覆的结果。”[414]显然,姬玉是从西方影响的角度肯定了余华的转向,而龚叶芳[45]和王其保[46]则分别从文化和时间的角度对同一论题作出阐释和证明。而大部分研究者还是持保守的态度,把守第二种观点。赵婧看到了余华1990年代后的作品在“通过描写死亡来观照人性、通过虚构故事来呈现真相以及通过零度叙述来表达真情等方面,处处体现着对其前期创作的集成和延续” [47],论证较有说服力。值得关注的还有盖伟《在裂变中行进的余华》,亦是以对《兄弟》的分析为基石,认为余华的先锋精神并未随着先锋潮流的退尽而死亡,相反,这部作品体现了余华对先锋的坚持,“余华的书写无疑拓展了文学表现的纬度和丰富了文学思考的向度,并捍卫了文学的尊严。”[1]此外,吴崑另辟崎径,通过对余华作品中父亲形象的分析,提出余华虽有所转向,但其在对传统的书写上却保持了与先锋期相似的态度。[48]这一观点与扶起根认为余华小说“在形式上是先锋的,精神内蕴上却不是” [49]有着共通之处。虽然吴崑的观点不具有拓新意义,但视野无疑是独特的。

另外,也有论者对余华的转向现象及意义提出了批判性意见。程桂婷通过对《活着》的重读,看到了余华思想从“狼图腾”到“牛图腾”的流变,认为从《活着》开始,余华不再反抗苦难而是让人做了苦难的奴隶,“温顺的受虐”;并指出应接不暇的“荣耀”和骤然猛增的版税是导致余华在“飘飘欲仙”中走上歧途的原因。[50]宫佩珊《余华的艺术转型及其困顿》一文,应用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奥古斯塔斯·德·摩根“一个人就两个题目写出的作品比起两个人就一个题目写出的作品更相像”的理论,列举了余华作品中出现的对相似语言和事件的多次复制,思考了余华的变与不变,认为其转向“更多的是叙述方式上的变化,未能在精神层面真正完成先锋的开拓任务,思想上的限度带来了创作上的难度。”[51]郑建华的批评更为尖锐,他认为余华过量的审丑描写,有迎合大众庸俗口味的嫌疑,反应了作家应有的主体性的丧失和创造力的衰竭;最后,郑以大众文化的庸俗审美趣味和消费取向为基点,分析了造成余华这一“顺势”写作姿态的原因,指出“余华的这次‘进退失据’不仅是余华的问题,也是中国作家面临的普遍问题。”[52]

这里,笔者无意做出是非评判,只是想说明,存在异质的声音是正常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它正说明了余华作品及相关研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我们呼吁客观公正的批评,无论肯定或否定,文学批评都应本着贴应文学性基本理念的精神,拒绝浮躁和功利,沉入作品深处和作家自身来开掘余华创作的价值。

四、文本研读与现状

在余华研究中,作为小说意蕴载体的文本研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活着、苦难、欲望、暴力、死亡作为余华小说文本极具特色价值的五大支柱,在09年的研究论文中,也一如既往成为论者探讨和发挥的重点。

谢成梓《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一文,以历时脉络为标点,纵向梳理了余华小说的文本内容,将其分为人性恶、温情、苦难和怪诞夸张三个阶段,通过对其典型作品的分析,发现余华小说在叙述形式纷繁芜杂风格巨变的外表下,其对人存在境遇的思考和对普通百姓命运的人文关怀底蕴是不变的。[53]这一总结性的观点,让我们看到了余华创作的人文价值。叶淑媛认为余华的独特和贡献在于从名族精神史的回归中提出了“活着”的意象,据此,叶肯定了余华创作的文学史价值:“‘死亡’意象向‘活着’意象的置换是余华创作转型的精神内涵,也是中国当代先锋小说转向中的一个重要收获。”[54]《“家”与“漫游”的二重奏》一文,作者分析了余华笔下人物的多维性:一方面,人面对无法摆脱的压力,从“家”逃离上“漂游”之路;另一方面,人作为感性个体,当情感、理想没有寄托时,又只能重新向“家”回归,在这双重意象的消解与建构中,作者向我们证明了余华对生命存在的精神向度的关注与依恋。[55]卢凤荣、李晓合写的《余华小说欲望叙事中的文化意蕴》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余华对人性的揭示、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文化的反思,解读出了余华小说中的文化意蕴;[56]殊途同归,邓伊另辟崎径,借用艾略特的“荒原”意象,也看到了余华对这个“文化荒原”时代的展示。[57]杨婷则通过《活着》的文本细读,探觉出余华的道家思想价值观。[58]此外,张中《他者的面容依然清晰》受列维纳斯“他者就是将来,与他者的关系就是与将来的关系”这一话语的启发,用柔美、细腻的文笔透析了余华对“他者”与自我、自由和未来三者关系的哲学体认。[59]另有两篇比较视域下的文章也勘踏出了余华小说的哲学意蕴:刘欣将余华的《活着》与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相比较,从安德烈·索科洛夫和福贵身上看到了两个不同民族对苦难迥异的承载方式和不同的文化样态,并指出其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内蕴对现实人生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60]刘莹则以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来解读《活着》,认为“《活着》在冷静而质朴的叙述中展示了人之存在与生存的荒诞”, 而后者则从哲学角度说明了人的生存荒诞与崇高,由此,作者看到了余华对悖谬式生活的认知。[61]

另有两篇对单部文本进行细读式研究的文章亦值得关注。洪治纲《绝望深处的笑声》,从《在细雨中呼喊》的精神意蕴、叙事方式和语言等方面出发,分析了该小说所渗透出的黑色幽默特征及意义。[62]翟业军将《许三观卖血记》浓缩成“傻子”许三观的十二次卖血仪式:“余华用原初的形式,原初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原初的生命故事”,抽象出了许三观“像戏,像诗,也像歌”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了余华所勾画出的“无休止的生死锁链中生命的本然情态”及其潜隐的神性。[63]

以上所述论文,分别从人文关怀、文学史价值、精神向度、文化意蕴、宗教及哲学和修辞与叙述诸维度对余华的小说文本作出研读,其中虽不乏一家之论,某些批评标准也过于传统化,但让我们心存慰藉的是,这些角度多维的论见说明了余华文本研究格局的立体化和延展化,也生动地还原出一个试图用文学的力量关照整个世界的作家余华形象。

文本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基石和坐标,也是文学批评得以展开和深入的矢的,09年余华研究在文本研究这一维度上既有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综合研究。单篇研究除《兄弟》外,仍然主要集中在后期的两个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上。而随着先锋风潮的退尽,其前期的一系列先锋性作品似乎也被学界漠视和遗忘,没有一篇被单独论及,只有少数典型作品在综合研究里被简略提及一下。这一方面可能与该类作品在前些年的研究已达饱和状态有关,另一面也暴露出很多批评家的“媚潮”倾向,即受集体意识禁锢,部分论者热衷于紧随时代潮流,眼光也仅限于新作研读。笔者认为这一倾向实为不妥:虽有利于挖掘出更多新作,也益于从新视角提出新见解,但因担心观点难以出新而一味对旧作避而不谈,只能埋没经典,毕竟,真正经典的作品其意蕴是无尽的,所谓温故而知新,其价值也是需要时间沉淀才能完全释放的。

总的来说,09年余华研究在文本论题上成果不尽可观。论文质量远不如数量那样令人欣慰。有些论者无视批评的尊严,对作家作品进行评价时,睁眼说瞎话、“炒冷饭”、没有创见、观点陈旧、重复甚至挪用等,极为不负责任;还有的论见“隔靴搔痒”,只流于浅表分析,缺少理论深度的印象式批评让人不得不怀疑有些评论者的学术修养和水平。

另外,论者的研究兴趣似乎都投射在了余华的小说上,而其同样极具艺术价值的散文、随笔却无人问津,刺目的失语状态彰显了余华研究在某些领域的空白及研究者独特洞见力的缺失。笔者以为,散文、随笔在透射作家心灵感悟的功能上并不亚于小说,它们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环形的整体研究链,才能推动余华研究向纵深发展。

五、结语

以上仅是对2009年余华创作研究的撮要巡礼,许有纰漏,评说亦或不免失误。但综前所述,客观地讲,09年的余华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近百篇的论文中,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也看到了纷呈的研读视野和论述角度,其中所折射出的余华及其作品的独特价值和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另一方面,许多研究其实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论文质量和数量间的落差,让笔者对余华研究现状深感困惑和隐忧。余华是一个极具创作个性的作家,其作品无论从叙事修辞还是意蕴上讲,都呈现出复杂性特征。因此未来余华研究仍有诸多空白和值得深探之处。评论者应在提高自身素质和浓缩历史沉淀的基础上,多维度、深层次地勘探余华创作精髓,使其文本研读和作家本体研究、各种批评方法之间达成良性互动,进一步拓展余华研究的宏观及微观双重视域。

(原载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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