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余华评论(四)

16德国周报

20091015

德国周报驻中国记者沃尔夫·康特哈德(Wolf Kantelhardt)的三点建议

中国的小说

余华:《兄弟》

亿万富翁李光头坐在镀金马桶上想,他为什么这么孤单。他的继父宋凡平,在刘镇不仅身材最魁梧,篮球打得最好,而且还是深情的丈夫,幽默的父亲,却在文化大革命中丧身了。他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宋钢,不仅仅是刘镇长得最帅的小伙子,同时也是博学、勤奋、真挚、诚实的青年,但却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混乱体制中牺牲了。在小说前半部的历史背景下,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小说后半部的历史背景下,也就是私有制企业存在的时期,得人喜欢的人物都早早地死去了。李光头越来越富有。余华作为今年法兰克福书展上的特邀嘉宾向大家介绍了他的两本已经被译为德文的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小说里的各个人物代表了现代中国的许多特殊时期,结构层次明显,幽默的构思、清楚的文风使小说具有娱乐效果。在《兄弟》中,余华应用了一贯的写作手法,当然还增添了一些创新元素。他不局限于描写宋钢和李光头兄弟俩的生活。小说里同时还描绘了赵诗人、刘作家、童铁匠、张裁缝,小关剪刀,余拔牙,苏妈,对这些人物作者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当然也有一些可笑的章节,李光头从日本带回来一批二手西装,引领了男士时装潮流,小说用10页来描述这一情景,有些无聊。小说中还有一些情节有些不雅,作者用50页来描写李光头举办处女选美大赛以及和带有人造处女膜的林红发生关系,这真让人难以忍受。

 

 

 

 

17、德国电视二台

20091016

与中国有关的方面

有关中国小说的介绍

作者:彼得·施林(Peter Schiering

两位作家:马建和余华,他们用同一种文字写作,他们的著作却并不全在他们的祖国中国出版。余华是中国成功的作家之一,马建却长年在伦敦逃亡。

两位作家都写中国历史,这些历史在中国人们都不愿意提及。马建在他的《肉土》(《北京植物人》)中含蓄的描述了1989年对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

中国极限

余华在他的《兄弟》中描绘了中国在过去40年中粗俗可笑的生活情景。他描绘了两兄弟不同命运的悲喜剧。《兄弟》一书的历史背景是文化大革命,也就是19661978年期间,那时毛泽东打破旧传统,迫害知识分子。中国人杀害中国人,孩子揭发父母,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两兄弟的父亲就被残酷的杀害了。

余华说:“文革时候有很多人都像宋凡平一样,前一天还是被受尊敬的英雄,后一天就被打死了”。两兄弟,一个是善良的宋钢,可悲的失败者,一个叫李光头,肆无忌惮的享乐者,他们是中国的两个对立人物。过去曾做过牙医的余华以冷漠的旁观者态度描述了两个孩子令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书中的第二部分作者写得尤其荒诞:李光头经济成功后,居然举办处女选美比赛,而他的失业兄弟卖起了人造处女膜。

植物人代替洗脑

“这两兄弟代表了中国的两个极端人物”,余华解释说,“其中一个很快的富裕了起来,他的生活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了。另一个则被社会淘汰,他的生活还不如从前。”虽然余华的所有小说都通过了审查,但他对自己国家现在的发展还有些批判:“经济发展太快了。现在在经济危机时候产生的社会问题就是在飞速发展的经济后面长期隐藏的问题,它们突然就爆发了”。

在马建的小说《肉土》中,一个年轻大学生在天安门学生运动中被射中至昏迷。他的母亲常年在家服侍他。马建的兄弟在198964前不久遭遇事故变成了植物人。“我的兄弟至少因为昏迷逃过了洗脑,而很多人都必须忍受1989年的洗脑”,马建说,“这使我很感兴趣:活着的人必须像植物人一样经历洗脑,而植物人却可以保持记忆地活着”。

写作与自由

马建生动地描绘了年轻人为自由而战以及中国社会的镇压所造成的深深的伤痛。余华在1989年也参与了天安门游行示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流亡同行马建因为他兄弟的事故而免于大屠杀的伤害。他不赞同留在中国的作家:“如果我现在在中国,也许我会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可以卖很多书,但我不认为那样我就幸福。因为我认为幸福是我可以自由地做我的工作,也就是能够自由地写作”。

余华知道他的同行马建所受到的责备。但余华坚信,中国有一天将会出现关于1989年大学生运动的书籍:“我和我的朋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但20年后我们对于198964发生的运动的看法将会一致。我什么时候写1989年事件的书或者其他中国作家什么时候写我不太确定,不过我肯定会有人写并出版”。

缅怀历史

好作家和坏作家的区别并不是他现在在中国生活还是流亡在国外。余华书中出现的内容我们在几年前也不敢想象。“希望不在那些染着黑色头发的老领导者,而在年轻人”,马建说。余华说:“我希望年轻人对过去还能有一些记忆。”

撇开两位作家的不同观点,他们都参与了1989年争取民主反对党腐败的示威游行,他们共同持有的观点是,必须唤醒年轻一代对中国历史的记忆。

 

 

 

 

18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

Andreas Gstettner

他喜欢电子流行音乐印度施拉默尔轻音乐好的书籍以及奥地利音乐。

2009918

 《兄弟》

《兄弟》是畅销书作家余华的一部关于两个兄弟和“中国崛起”的作品。它既是一部情感裸露的家庭叙事史,社会政治性历史小说,又是一部野蛮文化的讽刺作品。

今年十月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书展强烈地受到了“中国风”的影响。在书展前期就有了针对在极短时间内上升为世界强国的中国的主题为“感受与现实”的讨论。因为人们试图通过中国展台来寻找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原因的可能解释和中国随之产生的社会变化,中国畅销书作家余华在他的第五部小说《兄弟》中向我们阐述了他眼中崛起的中国。

陌生的国度

余华在他的《兄弟》中向我们讲述了六十年代在江南小镇长大的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人生。哥哥宋钢,性格胆怯谨慎,多愁善感,爱好文学,是镇里的一位文艺爱好者。李光头则相反,性格野蛮粗鲁。小时候因受早期性冲动的驱使幼稚地摩擦城里的每一根电线杆而遭到镇上人们的嘲笑,也使母亲蒙羞。在公共厕所里偷看女人的屁股则是他道德上更为败坏的行为。

他们两人的成长经历与其他孩子不同,而且经常被年纪大点的男孩殴打和羞辱,而每当这时候李光头的贫嘴比宋钢悲观的认命屈服更起保护作用。这还不止,他们在“文革”残酷动乱时期成为了孤儿,必须自求生路。从此他们的人生之路便走上了相反的方向。在兄弟两人中夹杂着一个女人林红,她是刘镇的美人,两兄弟中一个偷看过她,而另一个则爱上了她。小说下部通过母亲临终前哥哥宋钢的誓言与上部相衔接,并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展开故事情节。宋钢在与林红结婚后开始了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李光头却在创业失败后成为了生活在垃圾堆里无家可归的破烂倒卖商,直到后来转运。

急剧发展的社会

        余华用《兄弟》描述了那个激流湍急的时代,这部作品的震撼力是中欧人可能始终无法完全理解的。作品的叙述在如童话般美妙的叙事中和对暴力、性的频繁描写中交替,正是这种叙事风格上的交替使得作品读起来让人觉得陌生而又具有异国情调。余华也借助这部作品从许多不同的层面对中国的现状和过去进行了抨击。

余华本人是在文革时期长大的,他详尽的描述了“红卫兵”的血腥镇压并在采访中道:这毫无夸张。另一方面是“道德和价值的贬值”,它如瘟疫般慢慢的腐蚀了人物的思想,这很明显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随之产生的社会变化一种夸大的比喻。

余华认为,四十年前的“阶级敌人”即便财产微薄,也常会被批斗到死,然而对金钱和财产的追逐在今天的世界工业大国——中国无处不在。余华说:正是这种惊人的发展速度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导致了人们“内心的空虚”。因为城市和农村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我们面临比文革时期更多的等级斗争。

天平的指针

很难拿余华的这部作品和我们的畅销小说去作比较。《兄弟》这部作品的内容也引起了不少争论,这主要在于小说内容极其明显的复杂性。如果把这对性格迥异的兄弟的故事当做一部纯粹的家庭心理剧去分析,那么这一关注的焦点就未免太过狭隘了,这就像在残酷的暴力情节和放荡不羁的性行为中寻找乐趣一样。确切的说,正是作品创造的历史和社会政治背景赋予了冗长的荒诞和黑色幽默式的描述以深度。哥哥宋钢代表了中国与过去诀别时摇摆不定的决心;而弟弟李光头则象征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观的沦丧和迷失方向。

遗憾的是,在小说中的某些地方余华的讽刺论调有一点流浪汉小说的味道,至少就他描述的篇幅而言是这样。光是描述一场让人反感的处女选秀和借人造处女膜来骗钱之事就花费了100页的篇幅。当然同时也少不了其它一些重要的、对照性的次要叙事线索。总的说来,这将近800页文字的中心主题本身如同某种陈述,一种只能在小说的最后脱离故事情节本身才能再次感受到的陈述。有趣的是,中国和西方的出版商都想缩短此书,但他们的动机是不同的。中国的出版商是想删减一些对历史的抨击,而中欧的出版商则是出于盈利考虑。然而余华对此坚决反对。

这点是好的。因为《兄弟》试图将中国40年来社会、政治、人性等各个方面的复杂发展历程描绘出来,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这本书出版后在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中都引起了许多争议。一方面余华被人指责没有摆正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也因为对中国经济腾飞的批判引起了政客们的非议。然而《兄弟》却很合读者的口味,要不然它的销售额也不可能达到150万册。无论如何,余华的这部作品会引起人们心中从反感到感兴趣直至被它深深吸引的情感波澜。尽管小说中会有一些临时穿插的片段,但从头到尾都很引人入胜。

 

 

 

 

19神奇尖锐,壮丽肮脏

余华《兄弟》

在线评论报道2

推荐人:Roman Halfmann

20091005

李光头坐在镀金马桶上,开始想象自己在太空翱翔;他想把他兄弟宋钢的骨灰洒在太空轨道上。这是在现代中国混乱局势里头命运多舛,历经坎坷的两兄弟的结局。

余华,因为他的《活着》而声名鹊起。自此之后余华就上升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兄弟》这部叙事流浪汉小说里,余华通过两种完全对立的生活讽刺了当今中国社会。

爱乱想的流浪汉

这对兄弟在野蛮的文革期间长大,用儿童的眼睛目睹了成年人世界里的所有谋杀,虐待以及国家政治家的举动。虽然这些政治事件没有波及到他们两个身上,但是他们还是很快就学会了审时度势,知道最好是适应当时的形势,也就是跟着文革这个潮流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李光头显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天赋,而不是做一个胆小鬼。余华是一个要求很高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所以这两兄弟的故事也不像大家之前设想的一下,会沦为一出沉默的黑白剧。在这本小说中,读者有机会认识到多大数十个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些角色反映了刘镇这个小地方的中国社会。

在小说上半部中,作者试图主要描写文革期间的故事,小说通过全新的描写手法叙述了那个时候的中国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这本书的背景并不是那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或者暴力事件,而是通过一种很新颖的写作方式进行了全新的阐述。但是同时人们绝不应该把这种方式同幽默等同起来:即便是余华自己也知道,不应该拿文革来开玩笑,取而代之的是用愚蠢残忍的事情来对比主人公经历的巨大落差,通过这种手段以加深人们的印象——我们可以从德国文学作品里格里美豪森这个任务形象或者格拉斯的作品当中看到这种写作技巧。

繁荣还是衰落

这本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到接下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转变:“逝者已去,生者犹在”,在《兄弟》下半部一开头就强调了这句话,下半部主要讽刺地评论了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重整旗鼓取得的巨大成就。

李光头这两兄弟也干劲十足的抓住了机会。李光头通过卖垃圾发家致富,很快就成了百万富翁。而他的兄弟宋钢就没那么幸运:宋钢尝试去卖丰乳霜但是却失败了:在新中国,每个人的运气就像锻工和经济法一样艰难。最后李光头成为了事业有成的商人,可以完成自己遨游太空的梦想,而宋钢却没能完成自己当资本家的承诺。

粗俗和显著

这本书里余华用到了很多粗话:像放屁,性交和撒尿。不言而喻,读者看到这些粗俗的词语的时候肯定会时不时觉得不舒服,但是最后人们也会把这些粗陋的词语当做是一种修辞手法,作者用这种修辞手法和其他所有的干净的,精心护理的,正直的事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成功的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晦涩的表露了自己对政府和政治的批判,这些批判并不反动但是仍然能够被读者(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大部分用诙谐的叙述手法表达的艺术。

事实上余华的这部作品在中国取得的成就可以和《铁皮鼓》在德国的地位相媲美:作品在时代允许的情况下,尽其所能的、嘲笑之能事地讨论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对西方读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人们总是能看到资本主义的影子——但是仍然值得一读。

 

 

 

 

20评论

所有的期待是都无法估量的

完成于2009101220:14,更新于13.10.09, 12:49h

采访人:Anne Burgmer 

1998年通过《活着》一书中国作家余华一炮而红。这位曾经的牙医和《科隆城市报》的记者谈起了国内的文化审查,此次书展以及他最新的小说。

您的小说《兄弟》常常透露出一种玩世不恭的残酷的味道。通过这本小说您是想展示中国社会的哪一方面呢?

余华:描写中国的灵魂是很重要的。中国社会的灵魂有两大因素,一个就是集体主义,另外一个就是个人主义。传统上是集体主义占上风——因为人人都把自己当做是某一团体的一部分。中国这个国家的历史已经有3000年了,这段历史是封建专制的历史。这一方面仅仅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开始有了的转变。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社会都没有个人主义的立足之地。所以这种集体主义经常表现为一种群众运动,像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革命热情。现如今没有人再对革命感兴趣了,所有的人都只想着赚钱。人们隐含的欲望已经无限制的膨胀。人们之间的关系比文化大革命时的关系更加的冷酷。 

您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不公平现象进行最露骨的批判。在通过审查的时候您没遇到什么问题吗?

余华:中国的出版社在出版前跟我建议过,删除一些段落。我没有同意,所以这本书就原封不动的出版了。当然还是有一些禁忌话题,像是1989年闹学潮运动。这是一个禁忌。人们可以写这方面的东西,但是不会被出版。

中国文学是怎样发生改变的呢?

余华: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国文学已经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期间的政治工具,变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体。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什么流行就会写什么。在这种发展变化当中,出现了很多内容低劣的,庸俗的消遣文学,当然我们可以批判这一变化,但是随着这种变化产生的不仅仅有出版社和作者为了赚钱而出的消遣文学,还有很多很优秀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比起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的作品要好的多了。现在中国的文学,作家以及主题都各式各样。我认为这本质上和德国是没有多大区别的。

中国国内对这次作为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展的主宾国的反响如何呢?

余华:中国媒体现在有很多关于这个消息的报道。在官方媒体上的报道相对较少,更多的是在稍小点的报纸和广播电台,这些媒体不一定全部代表官方看法。这和2004年中国作为巴黎书展的主宾国时的情况大不一样,那个时候也有些报道,但是远远没有现在多。

您也是这次书展官方作家代表团的一员,那么对此次书展您有什么期待呢?

余华:在其他的采访中,我的官方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老是会被提到。我首先不是把自己当做是代表团的一员,而是参加此次书展的一位中国作家。所以我身为作家成为中国官方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这次官方的书展就正常不过了。 

在德国人们老是讨论说,现在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展时机是不是合适。举例来说,现在针对禁止政府批判作家廖亦武出国的规定引来了很多尖锐的批评。

余华:我根本不知道廖亦武不能来的事情。我对这件事的细节并不是很清楚,他个人我也没有什么接触。但是如果真有限制廖亦武出国的这件事情的话,这是一个很笨的方式。如果真有此事的话也不会改变什么,三年或者五年之后中国还是会被邀请。我不赞成《法兰克福报》的政治化。因为这个报纸是文化交流的场所。而且我也认为,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展对于主办国和主宾国之间的交流都是非常有益的。光是大篇幅的新闻报道就已经让中国人熟悉了德国,并且也激发了中国人对德国文学的兴趣。当然在德国也是如此。

您认为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太负面了吗?

余华:西方对中国的批判总是集中于类似的主题。人们不应该错误解读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成就。我能够理解,很多西方友人缺乏耐心。他们认为:中国现在的发展这么迅速,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总是不能像我们一样呢?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昨天和西方的昨天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的今天和西方的今天也有区别。这不可能是一样的。

应该怎样改善中国和德国的对话呢?

余华:我们应该首先开始普通人之间的对话。因为私人层面的对话总是比官方层面的对话成果更加丰富。中国政治家和德国政治家之间肯定有很多差异。但是一个中国作家和一个德国作家之间就只有友谊和同事之情了。所以我也非常希望,这次法兰克福书展能够成为一次友谊的交流,而不是带有差异烙印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