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扰的《兄弟》与暧昧的余华——2007年余华研究述评

 

 

     摘要:余华作为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历年来评论界对其的研究一直呈稳定攀升的态势,20062007年则达到了一个高潮。其间的关键原因在于《兄弟》的出版问世。05年,《兄弟》(上)引爆了学界的骚动,06年的《兄弟》(下)更是一枚重磅,激浪千层,而学术界所渐现的“褒”“抑”两种观念和态度的对立,也使余华及其《兄弟》陷入较为尴尬的境遇,在经历了“重创”与“荣誉”前所未有的冲撞,更显现了一种纷扰与暧昧的状态。本文旨在将2007年度余华的研究进行理性的梳理、分析、阐释,并着重从《兄弟》研究、比较视野中的余华作品研究及余华前期作品研究三部分入手加以述评,以期能够客观详实的展现2007年余华研究状况,同时也希冀能为学界的余华研究提供有效的资料参考。

     关键词:余华;《兄弟》;文本解读;比较研究 ;述评

 

一、众说纷纭的《兄弟》

    综观2007年的余华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兄弟》自出版以来所引发的轩然大波仍然强劲。在众多的论文中,有关《兄弟》的评论占据大部分。评论界一部分人“力挺”《兄弟》,另一部分人“狂斥”《兄弟》。不论褒贬,各有因由。但可以看出,对于余华,批评界已形成巨大分歧。对于《兄弟》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一)内容恶俗,价值取向缺乏超越

蒋泥等在《如何成为良性的知识分子》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兄弟》在细节、人物性格、情感及描写到的那段历史时期的历史感觉等,都没有做到准确可信,且“内容恶俗浅薄,品味不正。对所写到的肮脏和残酷事情,缺少应有的人文关照和批判意识”。“他们(指余华和莫言)的作品里缺少灵魂,精神上的制高点”。[1]与此同时,邵燕君的文章则认为《兄弟》的畅销“在于《兄弟》扣准了大众心中隐藏的密码,顺应了大众内心的情感趋向和阅读习惯”。“在余华充满自信又失控混乱的叙述背后,隐藏的主题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对强势的崇拜”。[2]她认为《兄弟》缺少的是具有先锋精神的“纯文学”所要求的价值观念上的怀疑挑战和语言形式上的陌生变形。持相同观点的王宏图认为《兄弟》对世界历史、对时代变化表现出来的态度“确实有一点过分的‘随波逐流’,对这个世界失去了价值评判或意义的追求”。[3]88董丽敏则从文学生产背景下阐释文本认为《兄弟》下并没有表达出“有批判意味的价值判断”,相反,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游离,甚至是有意识的颠覆。”[4]83

(二)叙述方式放肆,泥沙俱下

除了对内容、价值取向上的批评之外,在叙述方式上,复旦大学中文系召开的“《兄弟》座谈会纪要”中,梁永安指出《兄弟》之不足:“叙述方法中已经包含了很大的有限性,没有了全知的态度,但是在终点上又表现出了居高性。小说自身的方法与整体的叙述气质还有些矛盾”。 [3]86谢有顺则认为余华的“强劲叙述”冲断了作品与现实间的秘密纽带,“所以它可能在追求语言狂欢化的同时,也存在泥沙俱下的情况”。[3]89 董丽敏则认为作者选取的“我们刘镇”之视角“不可能产生超越‘刘镇故事’的反思和自省,也不可能产生不同于历史理性的另一种理解历史的方式,而只能是一种参与狂欢,一种以群众运动消解个体存在的集体癔症。”[4]8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批评家在批评《兄弟》时,大部分的意见集中在对《兄弟》粗俗的内容、失真的情节和价值观念上的流俗堕落和放肆叙述上。

     但《兄弟》仍然拥有大量的支持者,褒奖的意见同样强大有力。

张新颖在与刘志荣谈《兄弟》触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中,指出“这个作品有一个对狭隘的‘文学’观念的‘冒犯’”。[5]张新颖认为余华的“冒犯”事实上打破的不只是传统的写作手段,技巧,更是衡量文学的标准。基于以上的认识,他与刘志荣的对话,肯定的恰恰是余华的写作方式。他们认为《兄弟》下部好就好在“它跟这个时代是没有距离的,它跟这个时代的气脉是通的,它对这个时代的每一个部分的感觉都是对的。”他处理时代的方式是一种“内在于”时代的方式。他笔下写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社会上流行的事情,倒卖垃圾服装,选秀大赛等,就是这个时代的‘万象’”,甚至《兄弟》这部作品也是这个时代“万象”的一部分。同时刘志荣也认为《兄弟》确实有超越性不足的一面。而对于作品中充斥的无聊、很多混乱的,不搭调的东西、他们则给予肯定。“现实本身是荒诞的”“现实本身就很夸张”使批评家在世界、社会现实的态度观念上与作家保持了基本的一致性。或许从这一点上我们能够更容易理解文本中的无聊、混乱,他们不过是现实生活荒诞中的一部分。

张业松在归结《兄弟》之所以遭受否定性评价时,认为“专业读者”的酷评归根结底是“不能认同《兄弟》在处理当代史时所表露的意识形态(ideology)”。[6]他认为“《兄弟》在当前语境中的出现可以带给我门诸多启示,是我们捕捉时代的文学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它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文学作为探求和把握未知世界的知识手段和知识类型的功能,也提供了关于当代中国的跨时代、大尺度的文化想象,是书写时代而受到时代欢迎的真正意义上的‘时代文学’的代表作,同时也是愤怒之作,这里面既有一种大气象,也有一种大不安”。肯定性意见还有张未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认为“余华的创作变化是他自身的变化,也是感应时代的一种变化”。[3]85陈思和认为《兄弟》“对当代社会、这个时代作了非常准确的把握”,余华“走到了理论的前面”,[3]92摒弃了意识形态化的写作,还原到民间的、原生态文学的写作当中,是文学贴近生活的可贵尝试。

面对同一部作品,批评界给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引起了某些延伸性的思考。

比如,在谈论《兄弟》的同时,《兄弟》又作为一个“文化事件”被深刻反省。张未民认为随着文学观念、文学伦理底线等的变化,批评界的知识和观念的转型也迫在眉睫。他认为倡导“新世纪文学”就要考虑到立场问题,这样才能更宽容的接纳当下的文学现象。

再如,董丽敏则从文学生产机制对文学的影响角度进行反思,提出我们对文学的把握方式解读方式是否也到了一个转型时期的问题。她认为《兄弟》应该和整个变化的文学环境联系在一起,摆脱原来单纯的文本化的纯文学的思维方式,应在认识当代特点前提下,了解作品然后才有资格评判。“也许只有先反省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流行模式和切入角度以更切近作品的新的研究视野和阐释机制加以把握,才能在重新定位作品的前提下,产生令人信服的批评。” [4]79而“我们需要建立起一套更适合当下文学生产现实、更有现实回应力的文学评价体系,而不是站在一种虚空高蹈的‘文学性’立场。”[4]85

将作家的生态环境、变化的文学环境纳入文学批评当中,并反省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流行模式和切入角度等问题无疑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同时,批评家的“主变”思维,也给予了评论界新的启示与反思。这场“正”与“反”,“是”与“非”的论战,最终将分歧指向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标准上,持怎样的一种批评观念与标准,才能更客观准确的阐释评断当代作品,这是每一个批评家都值得思考的问题。

抛开了上述纷杂的文学观念的碰撞、批评范式的束缚,立足于文本解读,尚有余绪可供参考:

(一)现实与人性

正像余华描述的两个时代,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淡”,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人性、欲望、迷乱、狂欢构成了解读《兄弟》的关键字眼。栾梅健认为《兄弟》是一部活生生的现实力作。他引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两个真实事件:以垃圾发家的富豪张茵、黄光裕和女演员张珏自曝影视圈性交易潜规则的丑闻揭示现实的荒诞不经、粗俗可鄙。进而与作品中的现实相比,认为余华触摸到了“活生生的裂变中的现实”。[7]并从肮脏、残酷、恶俗三个方面阐释文本,认为正是这些被反复诟病的肮脏、残酷、恶俗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内容,映现着余华强烈的批判锋芒。

  而孙宜学则在余华暴力横行的叙述背后看到了爱的坚持与人性的尊严。李光头与宋刚的患难与共,宋凡平与李兰的甜蜜爱情,一个人承受苦难时宋凡平表现出的坚忍乐观,处处彰显着一种人性光芒。《兄弟》下部中李光头与宋钢的不同命运,则是人性中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不同选择的结果,李光头发动的“一系列权力运动,实际上是对人性的大颠覆、大报复。”[8]

(二)欲望迷途

欲望充斥的世界,也正是“精神的陷落与众生的狂欢”、“迷乱的在场与希望的缺失”。俞敏华从文本内涵的纬度进行解读,认为文本中兄与弟的命运、生与死的相继展露,指向的是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人类创造了迷乱的生存世界而又深陷于其中不能自拔。在某种意义上,“《兄弟》完成了记录我们我们一个时代的某种生存状态的任务”。[9]黄健则认为宋刚的死“意味着人类精神的陷落,人性之光的彻底覆灭”,[10]是社会价值观转型、金钱操纵一切的必然结果。从文本解读中看到了余华写作的困境,而这种困境事实上也是作家面对现实的困境。

(三)身体代码

夏雪飞在《知识分子的悲情叙述――解读余华的小说〈兄弟〉》[11]中着重阐述了两个时代欲望的不同表现方式:在文革时代欲望表现为偷窥和暴力,而在改革开放时代则表现为纵欲(包括生理性欲与权力欲望),而他们共同的载体则是身体。《指向身体下部的叙述》则明确指出肉体狂欢化叙述的两方面的功能――“对宋凡平人生苦难的消解”和“对文革意识形态话语的颠覆”,[12]其中蕴含着形而上的内涵。王学谦则认为《兄弟》展示了“人的性欲冲动以及与此相关的暴力欲望”。[13]李光头的性欲成为展示人的普遍性欲望的平台,这种性欲还转向了政治区域――文革运动及其大众暴力的象征,置换为大众暴力起源的象征。

(四)孤独及其他

欲望在众多评论者的解读中以不同的意义内涵存在,与此同在的是价值的迷失和无尽的孤独绝望情绪。张文玲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与《兄弟》的对读,阐释文本中的孤独意识。从李光头、宋钢、李兰的个体孤独推及到刘镇的整体孤独,并着重解读了文本中的“荒诞”,认为“荒诞情节尽管虚妄却包孕着作者对时代历史命运的极度焦虑,也更加衬托出人物在这种荒诞的现实中的孤独”。[14]

此外,研究角度还有钱春芸以“成长主题”[15]切入文本分析,论爱情、性和死亡对个体生命成长的启示。冯勤从题材选择、叙述方式、语言风格及人物塑造四个方面论余华转型,认为是一次“叙述立场又民间向都市的悄然转变”,[16]其选取的否定性的叙述视角不仅具有“当下性”,还彰显了其先锋性。

二、比较视野中的余华作品研究

2007年,批评界较为集中地将以下三种比较视野纳入了对余华及其作品的研究中:

(一)小说与电影对位研究

余华的《活着》一经推出便大受关注,在这般广泛的社会影响下,著名导演张艺谋顺潮将其改编成了同名电影《活着》。研究者们认为二者虽同名,且有着相似的人物及故事情节,但就深层涵义上分析,二者还是有其异处和各自特色的。

 1、主题:沈文慧在《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余华与张艺谋的两种〈活着〉》中提出“小说  《活着》对人类生命过程的艺术阐释,体现的是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生命状态的深沉  思索,因而具有浓郁的沉思风格。张艺谋的电影《活着》追求的是对既往历史的反思与  质疑,影片因此呈现出强烈的反讽意味。小说《活着》试图阐释的是形而上的存在之  思,电影《活着》致力于揭示形而下的现实之痛”。[17]45

     2、背景:沈文慧在《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余华与张艺谋的两种〈活着〉》中指出“福贵一生的时间流程是生命的自然过程,现实语境只是人物活动与人物命运展开的远景。而电影《活着》明确标出三个时间段: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以便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长达四十年的故事。”[17]46

王鸣剑在《论福贵的人生观——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活着〉的比较阅读》中也指出“电影中环境从南方小村变成北方小镇,生命在更广阔的背景里呈现,时代的烙印在影片中被人为的扩大。”[18]

 3、叙事:沈文慧在《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余华与张艺谋的两种〈活着〉》中提到“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双重限知叙事”,[17]45除了福贵,“我”也是另一个叙述者;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进行全知叙述。

除了小说与同名改编电影的比较,还涉及国外电影与余华小说的对位比较研究,例如,陈婧祾的《从电影〈美丽人生〉看小说〈兄弟〉》,则从构思、叙述模式、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进行比较阐释。两者都是以喜剧手法来处理悲剧主题,因而她指出它们在“各自语境中所展现的某种结构性的相似,比如喜剧与悲剧的交融与冲撞,由此显现着一种互为相通的世界性因素”。[19]83叙述上,贝贝尼和余华都希冀透过喜剧来打破人们板结了的对那个时代的禁忌,只不过“贝尼尼是用一个与社会期待相反的叙述方式,余华恰恰从通常熟悉的大众文化的无聊里开始”。[19]84人物塑造上,陈婧祾认为“宋凡平和李兰的形象也比贝贝尼作品里的喜剧角色,更符合中国人心目中对父亲母亲的想象,更容易让中国人接受”。[19]89

    (二)小说文本的平行研究                                        

钱春芸的《在生存与死亡中成长——论〈在细雨中呼喊〉和〈兄弟〉的成长主题》中指出,《在细雨中呼喊》与《兄弟》都属成长小说,都从“文革”这一成长大背景投射到个体的具体成长过程。只不过《细》是“一个少年成长的心灵史,是一个少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是无助、无奈又无望的心灵震颤”; [20]92而《兄弟》则是讽刺意蕴贯穿小说始末,“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现状,从而展示了个人命运与权力意志之间不可抗衡的灾难,也凸显了人性之爱与活着之间的坚实关系”。[20]93她认为成长小说包括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成长,尤其偏重于精神上的危机和经历危机后的成熟, 而余华自身从《细》到《活着》再到《兄弟》事实上也是一个作家世界观和创作的成长。

由于余华作品中反复呈现着杀人场面及观赏看客们的麻木,外加同有着弃医从文经历,很多人将他与鲁迅联系起来,杨贤稳的《微型对话与大型对话:两种复调小说比较——以鲁迅的〈孤独者〉和余华的〈兄弟〉为例》便是其中典例。他认为复调小说是以对话理论为基础的,巴赫金曾提出“当社会上的他人意识进入一个自我意识,而又不能与之融合的时候,就会产生他人话语与自我话语两个声音,内部对话就会发生。内部对话仅仅处于双声阶段,属于微型对话。但当思想矛盾变成了作品结构形式,贯穿整个作品的时候,大型对话产生了”。[21]他指出,《孤独者》是鲁迅作品中复调特征较为明显的,魏连伇的反抗与“我”的胆小懦弱形成了两种声音的对立,思想对话特征凸显,属于微型对话。而《兄弟》,两兄弟完全性相反的人生经历和个性特征所产生的不同声音构成了文本中的对位结构,这即是杨贤稳认为的大型对话。但无论是《孤独者》还是《兄弟》,都有着深沉复杂的思想意义和意蕴丰富的美学价值。

王世诚的《〈在细雨中呼喊〉对余华创作的意义》认为《细》与先前作品的尖锐刺痛相比充满了温情,是一个心灵成长的重构;但之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较之其的心灵独白式叙述,对象已从内心转向了听众。

    (三)作家之间的影响研究

     余华一直强调卡夫卡对他的深刻影响及致命的震撼,学界也有不少人将其与卡夫卡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韩小龙的《人类灵魂的审问者——余华与卡夫卡悖谬美学观比较研究》认为余华借鉴和改造了卡夫卡的存在主义表现手法,其小说可算是中国化了的存在主义作品,“余华与卡夫卡审美观存在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即悖谬美学,他们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人类灵魂进行了实质性的审问,人类因何而存在,人类生存的困惑又是什么。从悖谬的形式上看,余华与卡夫卡有着惊人的相似,但从质的规定性上看,这二人的悖论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余华表现的是对现实人生的一种形而下的关注,并非卡夫卡式对生命形而上的思考”。[22]因此,余华在对卡夫卡“继承”的同时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发展。

三、余华前期作品研究

2007年似乎是《兄弟》年,批评界对于余华的研究都聚焦在《兄弟》身上盘旋不离;当然也不乏目光迥异之人,还是有不少学者钟情于余华前期作品的探讨研究,大致分以下几类:

   (一)创作

作家与创作互为依存,密不可分,有时候甚至是合而为一的共同体。在王世诚的《〈在细雨中呼喊〉对余华创作的意义》中,谈及了《细》在余华的创作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所有作品中最优秀的与最不可或缺的,如果余华少了这部作品,那么余华的总体创作会大大变得单薄与平面化。它在余华创作中的独特性的确是意味深长的,它既非对以往创作的简单重复,更不是《活着》之类作品的前奏。它是一个分水岭,但标明的只是旧道路的终结,而非新道路的开始,其目的是为了走向新的里程”。[23]

陈华在《“鲜血”、“暴力”背后的人文关怀——再论余华的小说创作》中,明确提出“20世纪80年代余华的先锋小说对鲜血、暴力和死亡的叙述构成了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色。90年代,创作转型后,余华小说的潜在主题依然与暴力有关,他通过现实的困难深重来显示生活的暴力。余华小说创作风格的形成与童年经历、阅读经验、社会文学环境有关。”[24]

黄伟林在《以坚忍的姿态承担不可抗拒的苦难——余华〈兄弟〉的现代主义解读》中提出:“《活着》的确有着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不过,《活着》同样也是标准的现代主义小说”。[25]

  (二) 人物

     张准在《逃离、自戕、直面——余华笔下濒死人物心态分析》提出余华作为以死亡著称的作家之一,他笔下的人物在濒死状态下有三种迥然不同的对待死亡的心态:一、逃离。“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有一类人物在遭遇现实的不公或者死亡的威胁时,会选择逃离现实的方式”,以《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等为典型;二、自戕。“文本人物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撞中,因不堪承受生活的重负而彻底崩溃”,以《一九八六》、《兄弟》为典型;三、直面。“这类人物出现在作品中,往往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担负起生活的重担,在面对死亡来临时,以更昂扬的姿态去承受生存境遇中的痛苦”,[26]以《一个地主的死》、《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典型。王学谦在《恐惧:人生、世界的黑色体验——论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明确提出《细》虽然是一部心理小说,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小说又有所不同,它是以恐惧作为人物的核心心理。[27]陈国恩在《受虐倾向与权利欲望——余华早期小说人物心理分析及其他》中也提出《四月三日 》、《一九八六》和《现实一种》三部作品中,在权利欲望下,受虐人物充盈了恐惧、疯癫及仇恨心态。[28]

    (三) 叙事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余华的创作呈现了一个蜕变的过程,小说的叙事也随之发生了嬗变。伍茂国在《重建叙事的人物意义——余华小说叙事变化及其原因》中认为“余华小说的叙事嬗变主要体现在人物从符号化到自主化,时间从结构到本体,语言从能指狂欢到所指回归,世界从幻觉到现实四个方面。嬗变原因包含先锋叙事的语言游戏,文学领域被媒介介入后的变化,作家创作模式变化的必然等因素。”[29]

    (四)褒扬背后的“悲剧”

     余华所获得的成就和对文坛所作的贡献是公众有目共睹的,但与此同时有褒必有贬,也有一些评论家正面指出了他所存在的不足。姚小雷在《余华:离大师的距离有多远》中提出:“整个余华的创作,始终都面临着一个创作观念的窘境,其引起的轰动相当程度上是来自文本以外的社会文化原因;在思想的原创性、超越性以及艺术形式的完美性这个两个维度上,他都不能说达到足够的高度。观念大于经验的事实在余华先锋文学创作中表现为多个方面:一、他的小说对主题的开拓只停留在观念层面,缺乏进一步和我们社会历史的具体内容对接起来的主体深度;二、余华对人性的阐释过分单一,缺乏辨证深度;三、造成了某些叙事格局的琐碎、华而不实。在《在细雨中呼喊》之后,余华的创作风格逐渐发生了转型,在企图以更加复杂的社会生活作为表现对象时,他仍然不是去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思想能力,而是沿袭观念创作的老路,为观念寻找生活。当他勉为其难地要走进一个力不从心的领域时,艺术上的浮躁到后来便无可遮蔽地暴露出来。尽管他在努力扬长避短,但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地推出一部痛我们时代的复杂现实深度对话、大气磅礴的经典。这是余华的悲剧,但无论如何不希望它是余华永远无法克服的宿命”。[30]

结语

     2007年,“余华”二字是网络搜索引擎中的热门关键词,他的作品也令文坛为之雀跃奔腾,争辩不息。无论褒扬抑或贬斥,在纷繁缭绕的背后,我们带着理智咀嚼品味“余华研究”之面面观,看到的是中国文坛的生生不息。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对余华的态度已不再是早先相对明晰而单一的褒扬,《兄弟》之后的批评界对余华的态度已了现分裂,开始变得含混而暧昧。2007年《兄弟》引起的争议,也不过是其出场后的一段必经过程。就像人们常说的一部伟大的作品是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切文学作品的成功与否均需交与时间。而我们的研究,能够做的就是利用当下有限的理论资源对其进行有效的阐释、判断和发现,使文学批评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功能和作用。

(原载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4卷第2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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