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力与文学性阅读和思想性阅读

1.希望与美丽:想像力的创造功能与想像力的内在价值指向

想像力的重要性,在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中,早就得到证明。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刘勰指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样,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对此也极为重视,他说,“因此,在美的艺术中,想像力(Einbildungskraft)、理解力、才智和趣味是必不可少的。”[1]这里,想像力处于第一的位置,决非偶然,所以,即使这一问题被谈得相当深入,重温这一问题,在今天,依然是极富思想眼光的举动。 全天候阻火呼吸阀那么,到底什么是想像力?想像力具有怎样的使命与任务?简单地说,想像力是形像的感知力与创造力,也是对生动而复杂的人类生活世界的建构能力,更是对美好生活世界与美好人性生活的创造性解释能力。从诗学意义上说,想像力是艺术情节虚构与艺术意象建构的能力;从哲学意义上说,想像力是人性与思想的理解与创造能力,是对人类生命的深度发现能力,它不仅要看清人类的历史与现实,还要看到人类的命运与人类的未来。想像力必须是全面的思想与艺术创造能力,既要能想像光明美好的生活,又要能想像黑暗苦难的生活,也要能想像神秘未知的生活世界。

具体说来,想像力与生活世界,想像力与生命形象,是最根本的问题,通过民族间的文学或世界间的文学比较反思,我以为,想像力的研究,必须重点转向想像力与美丽生活的创造问题上来。过去,我们比较重视想像力与现实生活世界的重构问题,因此,现实主义的丑恶艺术形象主导了文学艺术创作,这是极重要的文学贡献,然而,仅有此还不够;当我们越来越远离美好生活的想像的时候,现代中国文学的紧迫任务,就是要转向对美好生活的想像与建构。事实上,我最近总在追问这样的问题,“中国有什么真正值得他人学习的东西?或者说,现代中国如何创造出真正值得他人学习的东西?甚至可以说,现代中国如何创造出真正值得我们自己骄傲的东西?”显然,这一任务,暂时还不能交给科学家与法学家,中国作家艺术家或哲学家,可能更有资格担负这一任务。根据我的观察,我们的优秀作家已经具备极好的艺术形象想像能力,特别是在人的悲剧性生活记忆与想像上,许多作家达到了惊人的现实主义还原高度。不过,也要承认,我们的作家对美好生活的想像,对人性自由可能的展望就显得极其怯懦,在一定程度上,这影响了中国国民精神深处的自由与自豪情感。例如,从想像意义上说,鲁迅对现实历史主义中国的绝望生活的想像,极其深刻,“阿Q”,“祥林嫂”,“孔乙己”,皆达到了特别的思想和艺术高度,然而,鲁迅对美丽生活的想像与展望,就显得信心不足,虽然《朝花夕拾》中已经有极美好的想像与回忆因素。即使是在面对他心中的斗士时,鲁迅亦无法想像比绝望与愤怒更好的现实人生选择。如果说,想像力包含着审美与审丑双重因素,那么,从审美想像意义上说,审丑想像与审美想像同样必要。我们不应在夸大审丑能力时候时,忘记甚至忽视了文学的天赋使命,那就是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审美想像。通过比较与分析,我想坚持的看法是,“文学最为深刻的现实批判,也改变不了任何现实”,鲁迅不可谓不深刻,但是,阿Q之后的时代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许多作家乐观地想像了自己干预现实生活的能力,介入了本来应由真正的政治家与法律家关心的问题;社会的分工,并没有强迫作家扮演政治家与法律家的角色,当然,必须充分肯定作家的现实主义情怀,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迷恋于此,也会失去艺术家应有的美好思想的想像力或美丽生命的想像力。人类生活世界需要更美好的想像,伟大的经典主要靠审美的力量获得自己的生命。

就文学创作而言,在面对想像力问题时,我们需要改变固有的想法,即现代作家的想像力不应只是体现在对现代性灾难与苦难的想像之上,还应体现在对自由美丽生活的想像与展望上。想像力从不是单一的,我们需要面对黑暗与苦难的想像力,也需要面对自由与光明的想像力。诗人与作家必须是“存在的思想者”,我们必须面对自己的现实存在与历史存在,必须面对他者的历史存在与现实存在,作家的人民性并不意味着“作家能够拯救人民”,作家与诗人做不了这一点,或者说,作家与诗人永远成不了人民的救助者,他只能代替人民而歌唱或呼喊,发出人民心中的情感声音,但是,诗人与作家是时代生活或历史生活的敏锐感应者,他能够很好地记录现实历史生活并反思历史文化生活。我们的作家的现实主义倾向,使得我们的文学具有强烈的历史性记忆,特别是苦难性记忆,但是,许多作家往往迷恋于苦难记忆,而忘记了提醒人民:“苦难的生活,到底是谁之罪”,是谁造成了阿Q的悲剧生活?是谁造成了祥林嫂的悲剧生活?这是我们必须追问的问题。“这是谁之罪?”既然历史有着这样的罪恶,这罪恶是否可以避免,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这样的罪恶?如何从罪恶中救赎?难道罪恶是永远必然的强大力量,永远不可改变?这是诗人与艺术家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是的,我们不能直接改变人民的生活,但是,诗人与作家可能通过艺术创造,引导人民思考,引导人民追求,这是诗人与作家的可能任务。我们必须明确诗人与作家所应承担的特殊的历史文化分工,他们到底应该担任什么样的责任?不要把不属于诗人或作家的任务,强加到他们身上。 呼吸人孔我们的文学幻想,就在于把许多不该文学承担的任务强加给了诗人与作家,结果,诗人与作家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而真正的政治家与法学家仿佛失去了自己的应有的责任,这是历史的错置。因此,创作者的自由尊严和天赋,只有在分工明确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想像力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1] Immanuel KantKritik der Urteilskraft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2006S.210.